六十年代金庸长期在《明报》写时评专栏（性质相当于如今《南都》的“个论”），名为“明窗小札”，用的是“徐慧之”的笔名。今日金庸大名垂宇宙，但有几个人知道“徐慧之”呢？
金庸的小说至今毫无过时的迹象，相比之下，他的时评作为报章文字，与纸同朽，自然容易显得过时。但我们要知道，金庸曾视《明报》为其毕生的事业，其作为《明报》灵魂的时评也久负盛名，无论是从金庸著作的角度，还是新闻史的角度，这些文字都是值得重现于世的。近时推出的《明窗小札1963》两卷（中山大学出版社），就是计划中四册的第一册。
我翻读一过，感觉过于所望，总的印象是：文字清通，见解平正，可谓报纸评论的典范。
首先应介绍的，是全书第一篇《明辨是非 积极中立》，这可以说是一则宣言，表白了金庸及《明报》基本的新闻立场。“消极中立”何谓？就是“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中共和国府的施政一视同仁地对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明辨是非”如何做到？因为“第一是旁观者清，没有利己利党的打算，头脑容易清醒。第二是说话总比做事容易，指手划脚的批评，自是方便过手忙脚乱的做事万倍。第三是我们很肯接受读者诸君的批评意见……十万个臭皮匠，未必便不及一两位英明伟大的诸葛亮也”。这种保有独立而又不流于偏激的态度，是很可取的。所谓“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近乎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的意思；所谓“没有利己利党的打算”，则让我想起民国《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著名方针。
金庸在创办《明报》之前，曾在香港《大公报》工作过，但1949之后的《大公报》，不过行尸走肉，实质上已经党报化，旧《大公报》的精神已死。——如果说，旧《大公报》精神不死，那倒是体现在《明报》那里，体现在“徐慧之”那里了。
金庸评论时事的主题，有中国的，有国际的，有政治经济的，有社会文化的，有世情的，有人物的，几乎无所不包，而美苏冷战、中苏论战、共产阵营、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等主题尤为突出。若只着眼于当时的事件，这些评论自是过时的，但我们若转换视角，从史料的角度去看，这些评论却往往极有价值。
比如，他引述英国《孟彻斯特卫报》的中国报道，描述当时北京大学的情形：“图书馆中有大量现代西方国家的文学作品，但无人敢于借阅。学生有自由选读马列主义或西方哲学，但今年并没有哪一位教授开西方哲学的课。”（《铁掌中的肥皂》）他以回大陆时的亲身经历，回忆斯大林逝世时，亲戚家所有人都默哀十分钟，“但一动不动的立正十分钟，时间实在是很长的。站到六七分钟后，人人都不耐烦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的表情都很尴尬。突然之间，表妹嗤的一声笑了出来……”（《十年前的两件事》）对于我们了解五六十年代大陆的世态，尤其是社会氛围，这些可算难得的实录。
在历史上，有很多事件，在当时是惊世的大新闻，而一旦时过境迁，即为世人弃之脑后；而我们通过当日的评论，每能回到历史现场，窥见时代的浮沉，政治的吊诡。如《亚洲人改变历史？》一篇写到，莫斯科《真理报》批评中共与日本保守党分子松村谦三你来我往，高唱“东洋的永远属于东洋，亚洲人必须起来改造世界历史”的调子，是要搞“人种差别主义”；金庸指出，当时中共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新口号，以取代“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旧口号，实即由此而来。可见当日中苏交恶，中方显然急于另求外援，不仅有意在经济政治上与日本增强联系，甚至在意识形态上也暗中借鉴了日本式亚细亚主义的老调子呢。还有，《葡萄牙大捧中国人》一篇写到，中印战争之后，全世界最得瑟的居然是葡萄牙；原来，此前印度攻占果阿，驱逐了原来殖民的葡萄牙人，如今中国击溃印军，等于为葡萄牙人“出了一口鸟气”也——这就跟太平洋战争时日本人将大英帝国军队打得丢盔卸甲，印度人也偷着乐一样。这些政治细节，我们今日几乎完全遗忘，简直称得上历史秘辛了。
金庸论时事，喜作预测，过去为他作传者，都强调他预测的精准（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第二十一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傅国涌《金庸传》第十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这在《小札》里也有体现，如他指出印尼共产党未必有表面上那么强大，右翼的陆军更有实权（《印尼是第二个古巴》）；而后来正是印尼陆军发动政变，血洗了印共势力。但我以为，这一点不必夸大。金庸作出预测，是基于当日的政治环境，也基于对消息（可能还包括内幕消息）的充分掌握及理性分析；而且，其预测可能也是不少时人的共识。而我们与当时的语境已成隔绝，若没有任何参照，只是孤立地看待他的预测与事件的结果，就容易误以为他有神算子的本事了。还是张圭阳说得较客观：“这种凭直觉或客观分析来预言，当然有时对，有时错，只是对的时候较多，《明报》也会大做文章，把当日预言兑现了的社评制版，重新刊登，令读者印象深刻；错的时候较少，例如文革期间也有不少分析错了的社评，错了就不提，读者也就忘记了。”（《金庸与报业》第二十八章，香港明报出版社2000年版）
金庸基于其历史素养，对政治和人性有相当透辟的观察。他指出，清洗政治上的敌人，中国古代皇帝往往用“造反”的罪名，斯大林一概用“通敌”的罪名，赫鲁晓夫则改用“反党”的罪名，“‘反党’的罪名比‘通敌’轻得多，因此这些人的性命还可以保留。”（《造反、反党和通敌》）又说：“中国人有两句古语，说出了政治斗争的精髓，那便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搬到共产主义世界的斗争中，那是‘成则马列，败则反党’。”（《成则马列 败则反党》）不过，总的说来，作为评论家，我觉得金庸属于见解通达的类型，而非思辨深刻的类型。
金庸编过剧本，写过影评，这对写小说自然是有影响的；而金庸为之耗费了大量精力的时评，对写小说也未尝没有影响。他评论中苏关系问题时，接连写了《康熙强过彼得大帝》、《三百年前的中俄文件》、《雅克萨之役的大胜》、《康熙出术，折辱俄使》几篇，追溯尼布楚条约签定前后的中俄关系，就显然为后来《鹿鼎记》的情节设置——尤其是韦小宝参与其间的戏码——埋下了种子；而他对康熙善意的历史评价，自也肇端于此。（同样在《鹿鼎记》里，金庸将钓鱼岛说成通吃伯韦小宝的封地，自然也跟他对钓鱼岛问题的现实关怀有关。）
总而言之，金庸眼观六路，对中外政事、古今人情都有广泛的认识，有此格局，加上其中国史素养，才成就了他的武侠小说——应当说是武侠历史小说。而这种格局的得来，多少也是跟他的时评写作经验有关的吧。顺便多说几句，我觉得，金庸的作品称得上是“大历史小说”；我不认为黄仁宇的著述称得上“大历史”，但金庸的小说，却庶几近之。（相较之下，梁羽生关于中国历史的知识未必下于金庸，唯理解力不及，故事构思更远为逊色；古龙的故事构思绝不亚于金庸，但其历史知识就不能望金、梁的项背了。）
此外，单纯就文论文，我最欣赏的是归入“杂感”类的两篇：《“真理的白色的”》、《二千五百年前的一封信》。前者有学理，有材料，也有趣味，是哲理小品的佳制；后者借《左传》“郑子家告赵宣子”的公案，比拟“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是借古喻今式评论的样板。若论书中最不过时的文章，除了《明辨是非 积极中立》那篇，我以为就要数这两篇了。两文都适宜收入中学课本，以垂教天下后世。
在今天，无论是否从业于新闻，都不难感觉到，报纸的时代已过去了，报人的时代已过去了，时评的时代已过去了……以报纸为载体的中国新闻史，还没有经历太长的时世，也没有见证太多的荣光，就此大势已去。但正因如此，“徐慧之”留下的这份历史文档，就更显得不可复制；对于香港新闻史，对于中国新闻史，尤其是争取舆论自由的中国新闻史，它无疑是有数的遗产之一，值得我们拜而受之，珍而重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