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查理周刊》事件才发生的时候，我就听说微博上有不少争议，而我以为是非甚明，无庸讨论；当我在新浪微博看到有人转发一位教授先生的话：“表达既是权利，也是权力，很多情况下更是暴力，而且是比肉体消灭更彻底的一种暴力。”仍一笑置之，觉得不值一驳。但当我看到邵建先生在“腾迅·大家”发表的《“敬”是自由的自律》，就有了回应的冲动。
邵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个人的言论自由可以冒犯其他对象的信仰自由吗？”他基于严复所译《群己权界论》的意蕴，也即所谓“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认为在“言论自由VS信仰自由”的情形下，“言论不应伤害他人的信仰”，“免于伤害的自由，其实是自由的底线”。邵先生于胡适研究有素，是真正信奉自由主义者，连他都有此看法，说明这确实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了。
在此，我想先确定一个前提：自由应当有不同层面，有实践上的自由，也有观念上的自由。在实践层面，任何个体的权利空间都是有限的，个体间在行为上是互为干扰的，一旦个体的行为超出其权利空间，就会侵犯到他人的权利空间，此时的自由是形而下的，有些类似领土，彼此是有边界的，在此意义上，“自繇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当然是基本的规则；但在观念层面，任何个体的权利空间应是无限的，个体间的权利空间是互为交错、互为镶嵌、互为纠缠的，此时的自由是形而上的，有些类似市场，彼此不可能设立边界，也不应当设立边界，在此意义上，“自繇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这一原则就不适用了。简单说，言论自由有底线，但无边界，无禁区，思想必然是相互敌对、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也就是说，我们必然会相互冒犯。
回过来看，我以为邵先生的问题，是将实践层面的自由规则，机械地运用到了观念层面。
在观念层面，我们怎么可能不冒犯他人呢？对于他人包括信仰在内的思想，如果只能尊重，只能抱着“敬”的态度，那就没有言论自由可言了。以《查理周刊》来说，如果不能讽刺，不能恶搞，不能亵渎，那么漫画也就死了。邵建所质疑的西蒙?沙玛的话：“对讽刺艺术的扼杀是件需要严肃对待的事。发生在《查理周刊》的这场恐怖屠杀提醒我们：‘不敬’是自由的命脉。……《查理周刊》这样的杂志以无礼的（甚至是放肆的）嘲弄为主业，但他们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使我们永远不会想当然地对待‘不敬’这份礼物。”我以为恰恰说得很好。
信仰是自由的，但不存在一种信仰不受批评的自由。准确点说，所谓信仰自由，是意味着信仰在实践层面可以不受他人的干涉，但并不意味着信仰在观念层面可以不受他人的指责；信仰自由不是单向度的，在教外人来说，应当容忍教徒作为行为的信仰，而在教徒来说，则应当容忍教外人作为言论的反信仰。因此，“自繇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这句话，不宜理解为言论自由不能冒犯他人的信仰自由，倒应理解为信仰自由必须容忍他人的言论自由。这才是信仰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吧。否则，片面地强调“敬”，就等于以信仰取消了批评，以尊重取消了自由。
说孔夫子是“丧家狗“，不可以吗？禅宗教徒“呵佛骂祖”，不可以吗？薄伽丘、伏尔泰、尼采都肆意丑化基督教，不可以吗？闻一多因其演讲而为国民党特务暗杀，荷兰电影人梵·高因其纪录片而为穆斯林极端分子暗杀，是他们都不够“自律”吗？拉什迪写出了冒犯伊斯兰偶像的《撒旦诗篇》，就应承受霍梅尼的追杀令吗？
一部自由史，尤其是西方自由史，也就是一部冒犯天主教的历史。因此，从历史立场，也不妨说：没有冒犯，就没有自由。
邵建先生对胡适熟悉不过，他不应忘记，1925年北京发生群众烧毁《晨报》事件之后，胡适写信给陈独秀表示：“《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他也应记得，其后胡适又在《新月》杂志接连发表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等文章，指斥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对于三民主义信仰，对于孙中山崇拜，这自然是“不敬”的了。
我想，“敬”是一种美德，但“不敬”是一项权利，“自律”是一种美德，但“冒犯”是一项权利，不能以美德的标准来限定言论的权利。
在具体表达上，《查理周刊》未尝没有过火，但我们首先得断然地承认，他们有如此表达的权利，有冒犯的权利。还有，作为一种策略，他们的表达是不是可以节制些，自然也可商榷，但那是“利害”问题，不是“是非”问题。在“是非”问题上，也即在言论自由意义上，《查理周刊》并无不当。在这一事件中，不存在什么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的PK，他们只是死于手执AK-47的蒙昧而已。
也许，我们已过于文明了，文明已到了要对言论自由产生自我怀疑的地步了，以至于在价值相对的名义下放纵了对野蛮的畏缩反应，以至于在尊重信仰的名义下滋长了对邪恶的绥靖心理。可是，就算文明足以让接受它的人放弃“批判的武器”，却不足以让不接受它的人放弃“武器的批判”。
我们生活于斯的，远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总还有拒绝文明的人，总还有如邵先生所说的“用子弹发言”的人，总还有恐怖分子、暴君或新的宗教裁判所——他们总会被冒犯的。
附记：
“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一语，似非约翰·穆勒《论自由》里的原话，而是来自严复在中译本《群己权界论·译凡例》（光绪二十九年）的总结；而且，作出类似表述的，严复也非最早者，至少，在《万国公报》里，马林、李玉书所译施本恩（斯宾塞）《自由篇·序》（光绪二十六年）里，已有“人欲自由，当以他人之自由为界”那样的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