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准确些说，是从1979年初到1990年夏，九号院的农村工作机构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迁。第一段即农委（国家农业委员会）时期，约两年，负责人先是王任重，后是万里，他们都是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本职来兼任；第二段为农研室（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时期，约七年，负责人为杜润生；第三段为清查和善后阶段，是属于九号院的尾声阶段，时间一年多。若论政策研究影响，尾声阶段可以说毫无建树，但对于这个院子里的人们来说，这段生活可谓刻骨铭心。在这短短一年里，这个院子里的人们，上至部长，下至普通办事员，几乎都经历了迷茫、纠结，甚至颇有些惊心动魄。若干人的际遇命运由此发生转折。谈到九号院，这段事情无法不说。这段时间的负责人，即清查清理和遣散分配的主持者，是王郁昭。
王郁昭是九号院的后来者。他调来的时候，我在秘书处工作，日常有所接触。后来，我做他的秘书四年，由此开始多有往还。在九号院的高级干部中，他是我最熟悉最了解的人。谈到九号院在中国农村改革中的兴衰过程，无法不谈王郁昭。谈王郁昭，也许则不应该只谈他在九号院的岁月。九号院是他本人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调来九号院之前，他长期在安徽工作。观照王郁昭跌宕起伏的职业轨迹，聚焦他在县里、地区、省里、九号院的从政经历，某种意义上也是管窥这个变革的时代。
初进九号院
1987年秋天，王郁昭来到九号院。
九号院里的人们对于王郁昭并不陌生。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82年秋天，在年度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当时他是安徽省委常委；1983年冬天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他又来了，这时候他是安徽省长。我在会议秘书组工作。会议报到时，我负责发放出席证。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召集座谈，或者会议分组讨论，我常常负责签到和记录。作为会务人员，当然见过王郁昭，但并没有什么交流。后来，他多次谈起这两次来京开会的情况，但对我则毫无印象。
更早进入九号院的同事，则与王郁昭有更多交往。1970年代末期，王郁昭是安徽滁县地委书记，他在万里支持下推行农业家庭承包，支持保护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那时，九号院就很关注王郁昭了。初期，九号院对于万里、王郁昭在安徽的做法持否定态度。中央高层否定家庭经营的政策意见，就是通过九号院发出；包括当时《人民日报》反对家庭承包的重要文章，也主要是九号院所出。那时候，九号院关注安徽，重点是关注安徽的滁县，王郁昭作为滁县地委书记，作为万里推进农村改革的急先锋，自然受到关注。1980年春天，万里调任北京，成为九号院农村工作机构的主要领导人。这时，高层政策意见纷争依然激烈，九号院曾数度召集内部座谈。王郁昭曾两次受邀与会，参加高层政策讨论，此外，他也曾安排地委秘书长或者县委书记来参加过会议。九号院也曾不止一次派员到他主政的滁县去实地调研。九号院的一些同事，对于王郁昭不仅有所知悉，有的还相当了解。
中央书记处农研室存续七年，王郁昭是从外部调来的第二个副主任。第一个是陈俊生，原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当时，我们秘书处曾为他的到来做了不少具体工作，如准备办公室等。但是，任命后他一直没有来上班。大约两三个月后，又一个任命下来，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去了。再后来，他成为国务委员，曾分管农村工作。王郁昭任命后，也是迟迟没有上班，有两个来月未见其人。这在我们工作人员看来，似乎与陈俊生一样，有些不寻常。但是，到了秋天，也就是国庆节以后，王郁昭出现了。一般来说，人事变动都有突如其来的特点，包括突然宣布任免、要求马上交接到位。但是，陈俊生和王郁昭都不是这样，任命是“突然”的，但是并非“马上到位”。陈俊生任命后不上班，旋即又有新的提升，在九号院仅一掠而过，如神龙首尾不见，其发生原因和内部过程至今不得而知。王郁昭开始也没有上班，我们当时也有些议论猜测，但对真正原由不得而知。后来，他自己多次说到其中内情。
官员的调动，不论在京城还是在地方，历来是官场热点话题。官场中人关注议论此类事情，就如同乡下农民关注和议论田地里庄稼长势和收成一样。通常，人们议论的内容，首先是这个官员的基本情况，如何方人士，曾做过哪些职位之类；如果深入些，则会说到这个人的个性或者工作特点，有何业绩等；再深入一步，有知道更多情况者，则会议论这个人后面什么人在支持重用，甚至直接说是谁谁的人。在九号院的那些年，我常有机会随同一些部级干部出差开会，不同的人可能朋友圈子不同，但是聚会闲谈往往都有这方面内容。当时，对于王郁昭的到来，人们自然也免不了议论，但是没有人说得清楚是怎么回事。因为，官场消息的传播，往往是知情者不肯细说，肯说者又往往不知详情。也许正因为没有确切权威的消息，揣摩猜测才更加热烈。1987年夏天，王郁昭的任命对于九号院来说，显然是重要话题之一。这既是有关部门的工作议题，如准备办公室、配备车辆、安排住所等；也是工作人员茶余饭后的闲聊的话题。那时，我听到的一些议论说，其实九号院并不需要增加领导，王郁昭是上边“例外”调来的；还有的说，他是万里欣赏重用的人。
对于王郁昭本人来说，调来九号院是一个巨大意外。二十余年前，我刚给他当秘书的时候，他就多次说起过这次调动；现在，在他八十几岁的时候，仍然有时候会谈到当年调动的情况，若干细节都记得非常清楚。1987年6月，他率安徽省政府代表团赴欧洲考察，回国后在北京刚下飞机，省里来接的人就告诉他，中央组织部领导请他去谈话。第二天，他去见了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这位领导说：中央决定，他担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不再担任安徽省长。这位领导还说：“你对农村改革有贡献，熟悉农村工作，到北京从事农村政策研究，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王郁昭表态：服从中央决定。同时，他对这种调动明显不解。在接下来的交谈中，他表示，现在更能理解鲁迅文章中关于“横站”的说法，因为需要随时准备转身应付来自背后的袭击。王郁昭借用鲁迅的话，表达了对调动的不满，意指有人中伤排挤。中组部部长显然无意与他讨论，更不回应他从鲁迅文章中引申的问题，而是说：“工作需要嘛”。晚年谈到这次与中组部长的谈话，王郁昭几次都提到了鲁迅“横站”的说法。后来，我在《鲁迅全集》中找到了原话。这段话出自鲁迅给杨霁云的信：“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鲁迅全集》第十三卷第3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王郁昭回到省里几天后，任免文件通知就到了，他马上与代理省长交待工作，并向中组部领导表示，在安徽工作四十年，对安徽有很深的感情，不想马上到北京上班，而是要在安徽再走走，去一些地方看看。大约三个月后，到了国庆节前夕，他到北京报到。中组部一位副部长和九号院一位副主任到机场迎接他。他到单位报到，并没有到九号院，而是去杜润生家里礼节性见面，算是上任。然后，他又回到安徽，过节后来到九号院上班。
王郁昭到九号院上班以后，开始几个月没有分工，如他在一本书中所说：“实际上是坐冷板凳”。这几月，他没有具体责任和实际职权，上班主要是看看文件材料，常规性地参加一些会议。当时，在九号院里没有分工的还有一个领导，是原中宣部部长朱厚泽，职务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在九号院将近两年，一直没有工作分工，直至再度调走。大约是在1988年新年开始的时候，九号院的领导班子开会，让王郁昭分管九号院下属单位，主要是报社、出版社等。这些工作显然不是九号院的工作主流。不论分工前还是分工后的的情况都显现出，九号院对于他的到来，并没有需要，也没有准备。再联想到，他卸任省长并不马上到位，调令下来几个月后才进京报到。可见，中组部领导所谓农村政策研究的“工作需要”，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调动原因。或者说，让他到九号院，说是更好地发挥他在农村改革中作用，只是一种“说辞”而已。调动背后的真正原因殊为高深。
出任省长
如果说，王郁昭离任省长进入九号院是一个巨大意外，那么，把历史的镜头向后推拉得更长，王郁昭当初出任省长也是一种巨大意外。如果说得更远些，他的从政生涯本身就是一场意外。晚年，王郁昭谈起自己的经历，经常说自己本来是个教师，属于意外从政。
王郁昭是山东文登人，1941年，他15岁，在威海的一所教会学校读初中一年级。这年冬天，学校被日本军队占领，他辍学。家乡是抗日根据地，他回到家乡担任小学教师，后任校长。抗战胜利，他到威海市担任文教助理。内战爆发，威海解放区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他参军。1947年冬天，随大军南下，进入安徽芜湖。渡江战役前，他被留下来，参加接管安徽大学，担任安徽大学军代表兼办公室主任。1954年，他就读中央马列学院，1956年毕业回到大学，先后担任政治教育系主任、教务长、副校长。“文革”中，大学停办，他被下放农村。1970年春，王郁昭被派担任县的领导，又五年，担任地区领导。农村改革破土之际，发生在安徽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在改革历史研究中已经为人们所熟知。在这个过程中，万里作为省委主要领导，王郁昭作为地委主要领导，上下呼应，鼎力配合，推进了家庭承包的艰难突破。万里调离安徽以后，省委政策急剧逆转，一些地、县纷纷退缩。诸多地委书记中，唯独王郁昭不改初衷，艰难挺进。关于万里与王郁昭在安徽农村改革中的故事，本人在《农民的政治》一书中有专门介绍。
现在看来，1982年10月间胡耀邦视察安徽，也许对于王郁昭不久后出任省长有重要影响，但过程则难述其详。胡耀邦此行的重要目的，是考察安徽领导班子，因为来年春天，省委省政府将要换届。胡耀邦在合肥，先是与安徽省班子成员座谈了两天整，然后去滁县等地考察。在座谈会上，王郁昭第一次见到胡耀邦。会前，全体省委常委在会议室门口排好队，胡耀邦进来时一一握手见面，每个人自报姓名职务。当走到王郁昭面前时，未等他自我介绍，胡耀邦握住他的手说：“你就是王郁昭同志吧，你们推行联产承包是有功的。”王郁昭猜想，可能是有领导事先向胡耀邦介绍过他。王郁昭身材高大，在人群中易于辨认。座谈会后，胡耀邦视察滁县地区，王郁昭全程陪同并代表地委汇报工作。
在与省委班子谈话时，胡耀邦总书记提出了新班子的筹备原则。胡耀邦说：“第一条，能不能达成这么个协议，外面不进人来，你们退下去的也不调走。省委书记、省长外面不来人，要退下来的一个不调走，就在本省安排，可不可以办得通？第二条，怎么安排法？你们常委讨论酝酿成熟，然后走群众路线，中央审查决定。不是中央帮你们定，你们自己商量确定，上面派人帮助，你们自己定。文件讲了，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报中央批准”。（《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P286）。胡耀邦的这次谈话为安徽新班子奠定了基本格局，成为省委考虑换届的基础。可以设想，如果中央有意见从外边调进书记、省长，则省里的考虑就很不同了。关于工作程序，胡耀邦也讲得很清楚，就是省里自己商定，形成一致意见后报中央批准。有了总书记的这个谈话，省的领导班子筹备才正式展开。
胡耀邦从安徽走后，省里组织了一个专门的工作班子来筹备换届工作。这是一个单独而特别的工作班子，由省委第一书记负责，封闭运行，直接与中央沟通。这个班子与省委常委会分立，讨论的事情不经过省委常委会。王郁昭本人是省委常委，但并不参与这个工作班子的筹备工作，也不知道新班子的筹备进展。后来，王郁昭是从非正式渠道得知，在关于新班子的方案中，他是常务副省长。在省内，关于新班子的传言猜测很多，新班子的构成很快就成为公开的秘密，人们基本上都知道在新一届班子中谁将是书记，谁将是省长，有人甚至传说新的书记、省长已经开始了工作。
1983年3月初，中央通知安徽省委常委全体到京，住进京西宾馆，等待中央领导集体谈话。王郁昭后来回忆说，刚到北京时，以为三两天之内就会公布班子并谈话。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在京西宾馆住了二十来天。期间别无它事，仅仅是等待。王郁昭在宾馆看看书，有时候出去看看朋友，或者逛逛书店。他们也猜想到似乎出现了新情况。3月26日，全体省委常委被接到中南海，参加中央领导的集体谈话。出席谈话的中央领导有万里、习仲勋、胡启立、宋任穷等，他们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其中宋任穷还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万里主持了这次谈话。首先，宋任穷宣布新的安徽省班子。原方案发生颠覆性改变，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是新的人选。省委书记黄璜是原方案中排名最后的省委常委；省长是王郁昭，在原方案中是常务副省长；其他职位也有很多变动。新班子与原方案变化如此之大，大大出乎意外。
新班子宣布后，万里、习仲勋、胡启立分别讲话。这些讲话的基本内容，一个是肯定现在这个班子是好班子，体现了“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求；一个是提出了对于新班子的要求，讲了新班子要注意的问题。万里首先讲话，也讲得最长。他说：“安徽的班子酝酿了很久，解决得最晚，为什么晚？慎重。”但是，万里并没有展开解释班子方案变化的过程，而是评点了新老班子里的部分成员，并特别对王郁昭的任用做了说明：“王郁昭同志，他文化水平高一些，研究了多次。因为也有人不大同意，理由是批邓当中有点问题。当时在那个条件下，不算什么问题。当时各省都发了通电，那是毛主席说要批邓的。中央认为，在那个历史条件下不算什么问题，不影响对他的信任和使用”。万里又说：“王郁昭同志有一个最大的贡献，在农村改革中带了头，创造了很多好的经验。在凤阳县实行大包干到户，现在全国都搞开了，这一条是有很大贡献的。但是，不要骄傲，要闯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还要继续探索。搞社会主义，我们还在探索，我们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美国人韩丁最近到凤阳去看，回来写了一篇，说凤阳现在确实富了，但是一二年后可能就没有劲了，他还不大通。王郁昭同志有创见、有干劲，但不要满足。”接下来，习仲勋讲话：“首先声明，我对安徽的问题没有发言权。去年同万里同志一起研究安徽的班子，才了解一些。”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安徽带头搞农村改革，随后，也解释了批邓问题：“最近，邓小平同志在反映某一位同志问题的来信上做了批语：当时批邓，谁都得批。他的这个批语很重要。”习仲勋又说：“这个班子定了，但还会有各种议论，你们要有这个精神准备，我们还会接到许多来信，你们不要受外界干扰，首先你们班子要顶住。今后有这方面的材料，再来信，我们即一看了之，甚至看都不看。”王郁昭在若干年后谈到，他当时在会上听到中央领导人专门解释“批邓”的事情，非常感动，以至于当场流泪。后来，万里还对王郁昭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让他负起责任，奋力开拓安徽的工作。
为什么原定班子出现颠覆性改变？此中过程怎样？安徽的政坛，特别是王郁昭这些当事人，也都心存疑问。不少人在议论，提出推翻原方案的是万里和胡耀邦，并经邓小平的批准。这些仅仅是猜测。但不管内情怎样，这种结果本身外部冲击是很大的。其复杂深刻的影响既在当下，更在后来。对于王郁昭来说，文革中的“批邓”问题中央有了明确说法，心里无比欣慰。他觉得这个问题终于过去了。但是，后来正是这个问题的发酵和演绎，成为王郁昭从政生涯的“梦魇”。
在省长任上
从1983年3月到1987年7月，王郁昭担任安徽省长。
在省长任上，王郁昭先后与两位省委书记搭档。同时上任的省委书记黄璜，是新进的省委常委，也是班子中最年轻的成员。担任省委书记时四十六岁，比王郁昭年轻十岁。他原来是县委书记，提拔为地委副书记后即进中央党校学习，半年后学习尚未结束时即被任命为省委书记。在原来的班子方案中，他是排名最后的省委常委。这种不拘一格的官员任用，是八十年代的重要特点。那时，官员提拔的台阶尚未形成，越级提拔很常见。现在，这种提拔的台阶次序是很清晰的，比如不担任同级副职则一般不能担任正职；位置之间的移动轨迹也是基本清晰的，比如虽然是同级，一般先担任副省长才能担任副书记，或者先担任非省委常委的副省长再担任常委副省长。黄璜担任省委书记三年，因为受到省委秘书长案件的影响，被调任江西省副省长。随后，调来了新的省委书记李贵鲜。李书记原来是辽宁省委书记，也是一个年轻的省委领导。在谈到与两位省委书记的配合时，王郁昭说，不论是黄璜书记，还是李贵鲜书记，他们相处得都很好，个人间彼此尊重，工作上积极配合。
尽管王郁昭认为与省委书记合作很好，但是，在安徽省内省外，关于他和省委书记的关系，还是有不少议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王郁昭调任北京之前，我就听到过一些议论，说他在省里很强势。有一次，我随一位副部长到安徽调研，晚上一位农口负责人请吃饭，席间谈到了省长王郁昭。他说，在安徽，省委书记的批示往往被有关厅局长压住不办，要等省长王郁昭的批示来了以后再定怎么处理。现在，王郁昭聊天时，时常谈到二十几年前当省长时的陈年旧事，我曾问他是否知道这样的情况。他说：“不知道。即便有，也不说明我和书记关系不好。但是，这种情况在别的地方都可能发生，因为一个厅局长在接到省长或书记的批示时如何处理，要考虑很多因素。”王郁昭从来不认为自己与省委书记关系不好，不因为自己资历深、情况熟，就对省委书记不尊重。他说，那时安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排位靠后，他的压力很大，工作特别努力。
关于王郁昭在省长任内的表现，社会评说自然不会一致。但总体上，他被认为是一个敢负责、有魄力的省长。特别是，在他离开安徽二十几年以后，省里上下议论到这些年的领导，不论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能做事的人”。常言说，做事和做官并不是一回事，善做官者未必能做事，能做事者未必善做官。在现代政治环境中，情况似乎更加复杂。党委和政府的混合领导是现在体制的重要特点，但是，不论从建政之初说起，还是从改革以来说起，党委和政府之间的领导功能界定，虽然原则上可以说明，实际上混沌不清。就运行机制来说，党委和政府的分工其实并不清晰，党政两个主要领导之间远未形成制度化职权配置格局。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如何做事和如何为官，其中是非成败，不论本人或外人都殊难分说。
在王郁昭担任省长后期，中纪委接到关于他的举报。举报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文革中间“批邓”的问题。八十年代中期，整党刚刚结束，文革中的表现仍然是领导干部考察的首要因素。举报中另外的问题，说他在用人上拉帮结派、工作上作风浮夸等。谈到用人问题，王郁昭说：“有人向上反映我的问题，说我在安徽势力太大，并说在地市、厅局的领导人中，我的学生就有八十四个。这个数字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算出来的，我在大学教书十几年，学生非常多，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做什么领导。有人向中央反映：王郁昭在长江路上一呼百应。”长江路是省委省政府门前的一条马路，是省会的主要道路。王郁昭晚年曾多次感慨，对于此种非议，当事者本人是无法辩解的。
1987年5月，中纪委派出工作组到安徽。调查组到合肥后，先与王郁昭见面并说明来意，王郁昭表示积极配合，照常工作。文革中“批邓”问题说来话长，但并不复杂，且已经有过处理。1976年初，邓小平在短暂复出后再次被打倒，全国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王郁昭作为地区革委会主任，在省里一次会议上做了“批邓”发言。早在1978年，王郁昭就被告过，告状者曾是地委班子成员，说王郁昭“批邓”很积极，并且与“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有密切关系。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是万里，他看了信后曾派人查过，说没有问题。这个人就又告万里，把大字报贴到了省委大院。在这种情况下，万里决定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组，由省纪检委副书记做组长，省委副秘书长、公安厅副厅长做副组长。调查组调查两个月后，省委常委会听工作组汇报，王郁昭也被通知参加这次会。万里在会上说：“调查证明，这是诬告，诬告必须反坐，要承担责任”，会议决定把这个人抓起来。抓起来以后，在滁县开了群众公开审判大会。王郁昭当省长后，告状在继续，其中既有原来的告状者，也增加了新的告状者，但大致上都属于过去地委的班子成员。这正是中纪委派出工作组调查王郁昭的由头。
但是，为什么这样旧事重提的举报能够再起波澜，而且构成巨大杀伤，似乎很难理解。小举报终成大气候，是需要条件的，问题的背后想象空间很大。一般来说，此类事情的背后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过往的官场积怨、当下的权力纷争、上层背景的嬗变等等因素共同作用，终于使过去的小事演绎为现在的大事。
王郁昭回忆说：“为了查我的‘反邓’问题，中纪委工作组约谈了很多人，去了几个地方，还查了当初的档案。我当时在省里的‘批邓’发言材料，大部分内容是从南京军区的一个批判材料上抄来的。后来，我就出访欧洲了，一回到北京，就被通知调离安徽。决定调离我的时候，调查还在进行，调查并没有发现问题。我走了以后，工作组就撤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一次外出调研的旅途中，王郁昭遇到一位当年的调查组成员。他对王郁昭说：“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调查组正在查，还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就突然把你调走了。我们觉得，总应该把调查搞完，有问题或没问题有个说法，然后再调人好说些。这样做事很是莫名其妙，搞得我们很不好下台。”
王郁昭对于这次调查和调动的不满是显然的，但是甚少表达。我还在给他当秘书的时候，有一次上班路上，我们在车里，不知道怎么聊到这次中纪委调查。他感叹到：“想想彭德怀，也就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了。功劳再大，也大不过彭德怀；案件再冤，也不能冤过彭德怀。我这点委屈，实在不算什么。党内斗争就是这样。”关于这次调查的结论，中纪委在两年多以后才正式告知他本人。
中纪委谈话
王郁昭离任省长后，中纪委调查组即风流云散。调查结果如何，查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结论，既无任何说法，也无人提及，更没有人找王郁昭谈话。从所谓组织原则来说，应该与被调查者见面沟通。王郁昭当然很关心这件事，但中纪委不找他，他也不便找中纪委，照常工作而已。
1989年秋的一天，也就是调查结束两年多以后，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不久，中纪委约请王郁昭谈话。与王郁昭谈话的是当年中纪委调查组负责人，已经是中纪委副书记。谈话就在中纪委所在地官园的一个会客室里，内容很简单。这位副书记说：“关于当年有人举报你的问题，我们早就查清楚了。但是，拖到现在才谈话，很是对不起。我们调查的结果，你没有问题，不需要做任何组织处理。谈话拖了两年，很对不起，向你表示道歉。”这位副书记又说：“调查的结果，你没有问题。你看是否需要个文字材料？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出一个文字材料。”王郁昭考虑了一下，说：“既然工作组已经查清了问题，还了我的清白，文字材料也没有什么必要了。我作为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要接受群众监督，既然有人告状，那么就应该调查。”中纪委谈话后不久，国务院一位领导也找王郁昭谈话，主要内容是，中央决定撤销九号院机构，让王郁昭负责清查处理和遣散分配工作。
发生在1987年夏的中纪委调查，到1989年秋才谈话，期间为什么要拖延两年多，王郁昭并不很清楚。时任中纪委副书记陈作霖曾对他说过一些情况。陈作霖是王郁昭的老同事、老朋友。1970年代中期，他们都在滁县地委工作，陈作霖是地委书记，王郁昭是地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到北京后，两人同住在一个部长大院，时有见面。调查组回来后，中纪委内部曾考虑让陈作霖找王郁昭谈话。但是，陈作霖没有同意，说：“当初派工作组去查，我就不同意，因为告状信说的主要问题，我是清楚的，万里在安徽的时候就查清楚了。现在让我去谈话，不合适。”后来，中纪委内部又有人提议让另一个副书记与王郁昭谈，这位副书记也不肯谈。这样，就拖下来了。到了1989年秋天，再不谈话就要直接影响王郁昭的工作变动，所以，就安排了当初的调查组负责人出面。王郁昭认为，如果没有九号院里的机构撤销，不是让他来负责清查和善后，也许这件事就不再提及，当年那次长达两个月的中纪委调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中纪委调查可以说无功而返，但是，问题依然不好解释，当初为什么要派出调查组，调查组与王郁昭的调离有什么关系，似乎扑朔迷离。在一般人看来，也许可以说，是因为有人告状到中央，中纪委派了专门的工作组到安徽调查，然后，王郁昭被调到北京。那么，通常就会认为这与告状有关，或者与中纪委调查有关。但是，这种判断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告状已经持续数年，为什么前几年了无声响，这次却能兴师动众？更重要的是，调查没有发现问题，就决定调离了。可见，调动与中纪委调查关系不大。也许，这种调动背后有更深厚的意蕴，调动与调查并无内在的逻辑关联，甚至是一种虚假相关。
关于王郁昭调离安徽的原因，在后来若干年中，一些有关或无关的官员，在不同场合有所议论。因为工作环境的关系，我也听到不少说法，但对此事有较多了解，则是源于1991年秋天的一次出差。当时，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带领一队人马在南方考察农业工作，随行的有五六位副部长，还有几个省的副省长，王郁昭也参加这次了考察。五六天的行程中，有在农村的实地考察，也有座谈会，晚上则往往是休闲放松的安排，如酒吧闲聊、打牌或者打球等。我从一些茶余饭后的议论中有所领悟，1987年王郁昭的调离并非个别，而是涉及十几个人的系列调动，既包括一些省的领导人，也包括一些中央部委的领导人。一位来自东部的副省长的经历更堪玩味。当时，他是中部某省的省委副书记，四十五六岁，可谓意气风发。中组部领导突然找他谈话，说中央决定调他到东部某省一个地级市担任市长。这已经不是平级调动，而是直接降级降职。他问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回答说不是犯了错误，他问那为什么这样调动他，中组部领导的回答是：这是工作需要，你年纪轻，要能上能下，多多磨练。就这样他就当地级市长去了，当了两年市长，他又当市委书记，当了一年市委书记，他又当回了副省长。他是王郁昭的好朋友，考察期间常有聚谈。这些调动的当事人，或者其他一些相当层次的官员，在议论这波官员调整时，往往要说到当年那场中国政界的大地震。年初，胡耀邦总书记突然去职。随着总书记和总理的变动，万里的位势也有变化。高层政坛的剧变也直接影响到部门和地方。个中情势可谓玄机深重，不仅外界人士难以明察，即便这些被调动的当事人，虽然身为高级官员，也往往不明就里，甚或一知半解。至于笔者本人，因为经验和视野的局限，更不敢妄作解人。官员谱系的演变机制或者说运作逻辑，也许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隐秘的部分。因为公开透明的竞争性选举无足轻重，封闭的内部博弈则显得纷纭复杂和迷糊朦胧。要窥探和展示其中机理，委实困难重重。这也正是中国政治研究的艰辛所在。
谈到当年的调离，虽然与中纪委调查有关，但是，王郁昭从未抱怨纪检部门。后来，我若有所悟。纪检行动根本上是政治过程，而非法律过程。作为政界要员，被举报或者告状总是会有的。但是举报本身并不重要，或者说，举报之上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举报经常发生，重要的是查或不查；问题经常发现，重要的是处理或者不处理。若翻转角度看，则有另一种运作轨迹，不是因为有问题而决定处置，而是因为要处置而寻找问题，问题本身并非决定性力量。这其中不同因素互为变量、互为因果，演变机制和配置艺术可谓出神入化。在西方，这种出神入化的决定性力量首先是选举；在中国，这种决定性的力量是什么，或者说各种力量的逻辑关系如何展开，于探究者而言是莫大挑战。
王郁昭的遭际常常使我陷入迷惑。在中国，政治与法治的关系何其复杂，“法治”往往成为政治之一部分。一方面，官员被处理是因为违纪违法，违法和被处理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另一方面，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现实生活中违法违纪者甚众，且官员变质并非一日之功，有关部门也非完全闭目塞听，但是，是否查办、如何惩处，则取决于政治的考量，而非法律的严格沿用。法治承认的是法律的权威，而法律本身是确定的，文本清晰、程序明确、标准统一，司法过程不过是技术性过程。但是，政治过程则是不确定的，区敌划友，形格势禁，较量博弈几无定则。用卡尔•施米特的话来说，政治无非就是处理极端的冲突以确立秩序，但是如果任何冲突都需要纳入政治过程，那么政治也就被湮灭在无尽的琐碎之中，而无法真正去面对根本性问题；所以，人们需要不断地将已经在政治中成熟的规则通过法律、规范的方式确定下来，以后再有类似的问题就直接依照现有的法律或者行政规范加以处理。但是，如果法律成为政治的武器，在需要的时候拿出来使用或者不使用，那么法律自身的权威将无法自立。在一些现实的案例中，被惩处者往往忏悔“跟错了人”，而不是“做错了事”，似乎暗示了政治与法治之间的微妙关系。（上）
作者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本文是作者为王郁昭《往事回眸与思考》（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