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不是害虫
不论心怀何胎，世界舆论一般都同意，中国在崛起。所谓崛起，就是国家总体实力相对于其他国家更快地增长，首先表现在经济规模上赶上或超过世界主要经济大国，而位于世界前列;在趋势上，甚至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世界历史提供了国家崛起的不同道路和模式。对外的和平崛起，或武力崛起;对内的民主崛起，或集权崛起。崛起，要求国家有一定规模，规模越大，一旦出现经济增长，崛起得越迅速，越势不可挡。
一般来讲，国家规模扩张与经济增长同步的国家容易选择武力崛起道路，殖民时期的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和法兰西，工业化初期的沙皇俄国，斯大林时期的前苏联，还有19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日本和德国，选择的就是这条道路。这条道路的特点是通过军事扩张，把别的主权国家并入自己的版图，或变成自己的附属国、原料供应地或海外市场，以寻求外延的经济快速增长。
规模聚合在先，经济增长滞后，或者武功被废的大国，通常会选择和平崛起道路，比如二战后的日本和德国，今天的中国、印度和巴西。美国的情况有点复杂，导论里没有篇幅讨论。
武力崛起的大国在国内走的肯定是集权道路，殖民时代的西欧列强在国内实行君主专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意日诸国在国内搞的是法西斯极权统治。先民主化，后和平崛起的国家对内走的肯定是民主崛起道路，比如今天的印度;先民主化，后要走对外武力扩张道路的国家，会逼着国民对内选择颠覆民主的集权化道路，比如当年的魏玛德国。
坚持对外和平崛起的国家，对内如果不是已经走上民主道路，应该正走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者如战后的日本和德国，后者如改革后的中国。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世界公认的全权体制，其特点是“五个代替”：国家代替个人，政党代替国家，中央代替地方，领袖代替中央，政治代替经济。经过改革，“三个代表”代替了“五个代替”，这是权力下放和党政分开的结果，政治权力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力逐步分开，有史以来集权程度最高的全权政体，已经变革为“混合政体”，既有形式选举和实质任期的现代宪政民主成分，也有遴选接班和非票决制的传统仁政禅让成分。所以，我把当前中国的崛起称之为“民主进程中的和平崛起”。
对中国的这种崛起方式，国内外都有人不高兴。让国外“中国威胁论”者们不高兴的，主要是“未民主”。在他们眼里，中国仍然是“他者”：首先，民主化的步伐没有赶上经济增长和军力增强的步伐;其次，官方意识形态的臀部上还留有前苏联集团遗传的胎记。一旦中国在民主化道路上倒退，一个克里斯玛式的独裁人物完全有可能利用“受害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国家实力，强大起来的“他者”就会变成可怕的“复仇者”、扩张者，甚至对整个世界的发号施令者。
在他们的政治理论框架里，有一种理论叫“民主和平论”。这个理论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战争大多在两个专制国家，或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发生，两个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如果不是没有，也微乎其微，中国在未成为民主国家和屁股上的前苏联胎记消失之前，对崛起的和平方式的承诺，并不比狼对“素食食谱”的承诺更可信。
有意思的是，恰好中国国内就有一些“狼”的信徒，他们从来就不对素食有任何承诺。让他们不高兴的，恰恰是“和平”。在他们看来，和平论调如果不是娘娘腔，也是文艺腔。中国的目标就是做世界的老大，和平要么妨碍，要么推迟这个目标的实现。《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宋晓军说得更露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争，二是让中国这样的大国继续用血汗钱支付西方主导的现行发展模式。”这意思是，不在战场上，就在猪圈里，在西方人圈我们的猪圈里。和平，他们不高兴;战争，他们高兴。人家说，中国是威胁。他们说，我们不只是威胁，我们就是战争。这不是爱国，是害国：对外中断和平崛起，对内夭折民主进程。中央电视台曾经播放过一则杀虫剂广告，画面上蹦跳着一拨虫子，一边热舞一边欢唱道：“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看上去很高兴，幸好高兴的时间不长。
事实上，国内国外的不高兴者们，都误判了中国崛起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当前的崛起，不仅是国家行为，更是文明行为。国家行为指向的是权力，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看来，即便是民主国家，一旦崛起为潜在的世界首要大国，也会与前任世界霸权发生冲突甚至战争，更何况正在崛起的中国还是非民主国家。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代表人物之一米尔斯海默就是这么认为的：国家注定相互冲突和战争，因为每个竞争对手都想取得相对于他人的竞争优势。“这是一个悲剧”，他说。
但文明行为指向的不是权力，而是魅力。因为国家是政治实体，而文明则是文化实体。历史上，国家权力扩张的主要方式是征服，因而伴随冲突与战争;而文明魅力，特别是东方文明魅力扩展的主要方式是传播，伴随的是取经和留学，比如大唐的取经僧，日本的遣唐使。权力是单一性的，国家有边界，容易排他。魅力是多样性的，文明没有边界，可以并存，冲突不是必然的。
虽然已故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仍然运用权力分析工具和冲突模式来看待文明，提出了“文明断层线战争”的见解，但那至多是西方文明的扩张性视野，也不是所有西方人都赞成。德国政治学家哈拉尔德﹒米勒就将亨氏“文明冲突论”称为“政治学摩尼教”，基本模式就是“我们”反对“他们”。东方文明，无论印度文明，还是中华文明，都不长獠牙，与西方文明的最大区别，就是非武力扩张。有十字军东征，炮舰护教，绝没有儒冠或“卍”字军西征。确实，蒙古铁蹄蹂躏过欧亚大片疆土，但那是类似哥特人和匈奴人的蛮族入侵，不是文明扩张，遭殃的不仅有西方文明，也有东方文明。
从文明行为，而不只是从国家行为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绝不是米尔斯海默所说的“悲剧”，中国人也不都是想要用武力做世界老大的“害虫”。我们正在做的，不只是增强国力，也是在成就先祖们开创的东方文明。按照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看法，存活下来的人类文明形成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公元前600到前300年之间)的所谓“轴心时代”，主要发生于四个地区，古希腊，以色列，古印度和中国。“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等等。轴心时代完成的是从神话到理性，从超验到经验的过渡，所以是一个世俗化和“精神化”时期。
显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文明”，限于精神文明，未包含物质文明。如果把文明看成是精神-物质一体化文明，那么，需要对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进行两个方面的修正：第一，轴心时代增加，不止一期，精神化只是第一期;第二，文明数量减少，剩下两个，东方与西方文明，由于未能独立完成精神向物质的独立轴心化，以色列文明并入西方文明;由于古印度轴心时代的最伟大精神领袖释迦牟尼移民到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地区，印度和华夏文明并轴为东方文明。有趣的是，中华文明吸纳了印度文明最有价值的部分，印度文明却没有吸附华夏文明的任何可以分辨的部分。
中国当前的崛起，可以被看成是东方文明进入第三期轴心时代。第一期是春秋时代的精神化;第二期是向文明的普遍性和包容性迈出新的步伐，物质上创造农业文明，精神上同化佛教文明;第三期呢，更广的普遍性，更大的包容性，精神上吸收西方价值与制度文明，物质上成就工商业文明。
传说鲁哀公与众大夫狩于野，射杀一头异兽，似鹿似马似牛似龙，众不识，请孔子。孔子见而恸之，说，此为麒麟也，盖出于盛世，今无圣王在位，所以见杀，哀哉呼也。这是一个寓言，麒麟之死，象征中国文明第一个轴心时代的结束。从那时到现在，2500年过去了，虽然再也没有麒麟的消息，但仍然有外部世界像发现麒麟一样，发现孔子和他同时代大师们精神化的华夏文明的消息。
二、 “G2”构想与世界文明的“双黄蛋”
上文提到，对中国的崛起方式，国内外都有人不高兴。不过，也有人很高兴。国外不高兴的人提出了“中国威胁论”，高兴的人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的新词和“G2(中美两国集团)”新概念。
视角决定思维。从国家性质和军事力量角度看待中国崛起，看到威胁并不奇怪。从自由主义国际政治视角看，中国还没有达到国际民主国家俱乐部的最低验收标准，因此，中国的实力增长不能让他们放心;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视角看，无论中国实行何种政治体制，也改变不了国家的权力扩张本性，中国的军事力量，宇宙空间开发力量，以及全球影响力增强，意味着对前霸权国家势力范围的压缩，自然会触发其“悲剧”意识。
从经济角度看怎么样呢?几人欢笑几人愁。美国劳工组织肯定发愁。白岩松访问过的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几成空城，中国的汽车销售量今年初以来却攀升世界第一。中国加入WTO，大大推动了全球工资水平平均化，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产业工人，如果不能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很可能丢掉饭碗。但从消费，国际分工和资本利益的角度看，中国的发展，肯定是个好消息，不仅会降低发达国家居民生活费用支出，提高国际资本盈利率，还会增强世界经济的互补性，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史教授弗格森等人看到的正是最后这一点，因而感到高兴。
弗格森教授和在他那儿访问的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石里克教授，2007年12月在国际经济政策学术刊物《国际金融》上刊载了题为《中美国(Chimerica)和全球资产市场浪潮》的文章，文章把中国的英语单词China和America合在一起，造出一个合成词：Chimerica，翻成中文就是“中美国”。他们用两个国名的联结来象征两个国家经济的共生关系，这个共生关系就是作为世界最大消费国美国和世界最大储蓄国中国之间的相互需求，从而构成了“中美经济共生体”。该共生体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3%、人口的四分之一、GDP的三分之一，它将在21世纪初期带动了世界经济的繁荣。不过，当这个共生体时代结束后，中国会在20年内超越美国。他还表示，日后在中国的统治下，世界将维持和平，并出现中国经济霸权(Pax Sinica)。
绝大多数中国舆论都认为这是美国代言人在忽悠中国，给中国灌迷魂汤，目的是哄中国继续增持美国国债，好让中国人干活，美国人快活。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有人把危机归罪于美国的过度消费，有人把危机归罪于中国的过度储蓄，把美国的消费与中国的储蓄嫁接起来，看到双方经济的共生性，确实是个独特视角。还有人从这个视角出发，提出了中美两国集团，即G2的设想。中国舆论和中国政府也都不认同这个设想。
仅仅从经济体的角度看，不认同是有道理的。一个储蓄，一个消费，这不是什么“共生”集团，而是“寄生”关系，这是第一。其次，和美国绑在一起，既招风，又招恨，捧得高，摔得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也被这样捧过，自己也这样吹过。先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出了本书，《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接着自己出了本书，《日本可以说不》，结果许多日本大公司，比如索尼，头一晕，到美国大肆购买资产，最后载了跟头，至今一蹶不振。而美国呢，来了个IT和个人电脑革命，日本就遗失掉了十年。
不过，从文明体的角度看，把中国与美国相提并论则并非无稽之谈。美国是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和核心国家，中国则是承担东方文明大成使命的核心国家。日本曾经想承担这个任务，但它的“脱亚入欧”使其曾经偏离东方文明的正常轨道;另外，就像盆景里长不出参天大树一样，它偏狭的国土也不足以使其扮演东方文明核心国家的角色。日本曾试图通过征服中国大陆来扩张自己的规模，从而构筑以自己为核心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其实就是日本版的东方文明，但没有成功。
从文明的轴心时代以来，西方文明在爱琴海岸边古希腊城邦完成结晶化过程后，开始步入精神-物质一体化时代。要完成文明一体化，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一个大规模的政治体作为承担该文明的核心国家;第二，超民族的文化认同;第三，维持增长的经济体系。
首先承担起这个历史使命的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他用铁蹄踏出了西方主导的第一个和第一批世界性帝国——马其顿帝国和分裂后的希腊化诸帝国;然后是罗马帝国。但无论是马其顿帝国或罗马帝国，都既没有实现超民族的文化认同，也没有建立起持续增长的经济体系。希腊城邦时代的工商业经济被帝国时代萎靡不振的农业经济所淹没。直到基督教的传播把希伯来—以色列文明纳入西方文明之后，超民族的文化认同的百衲衣才借助宗教的丝线开始缝缀。亨廷顿用宗教信仰来划分当代文明，并且把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信仰几乎划等号，看重的正是宗教信仰在文化认同构建上的作用。
西罗马帝国坍塌后，西方文明丧失了世俗核心国家，但建立起了基督教文化认同，于是从1096年到1291年的200年时间里，基督教世界发动了9次针对伊斯兰势力的“十字军东征”。罗马教廷发动东征，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表面上“攘外”，实际上“安内”，它不仅想做教庭，还想做朝庭，建立统一的基督教帝国，扮演核心国家角色，肩负起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未完成的使命——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和一体化。
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新教革命，让罗马教廷泄了气，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这样，西方文明的精神-物质一体化所需要的三个条件，已经具备两个：文化认同和经济增长，但还没有核心国家。于是基督教世界各国为争夺核心国家地位进行了无数次内战，并诱发两次世界大战。
两次世界大战的实质是，在东方，日本与中国争夺东方文明的核心国家地位;在西方，雅利安-日耳曼大陆国家，与盎格鲁-撒克逊海洋国家争夺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地位。当德国思想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写作《西方的没落》时，他并不真的认为西方文明没落了，而是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主导的西方文明没落了，要想让西方文明统治世界，就应该让德意志民族主导西方世界。在他看来，英美的金钱霸权和民主政治已经腐朽，现在需要武力，和“浮士德精神”。什么是“浮士德精神”，说白了，也就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推销的“尚武精神”和扩张精神，他对此的描述是：
“浮士德精神的基本象征是纯粹的和无限的空间”，它的地理眼界异常广大，“祖国的广袤是一个个人很少看到它的边界，可是要保卫它并为它而死的地区，它的象征性深度和力量是其他各个文化的人类所永远不能理解的”。我相信，斯宾格勒在写这段话时，一定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激动得在椅子背后来回走动，热血在他的胸腔里沸腾。
在斯宾格勒看来，西方文明的第一期，就是没有核心国家的“战国时期”，继战国时期之后，会出现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时期”，帝国推行“血统权力”的“凯撒主义”，而德意志民族是承担西方历史这最后一个阶段伟大使命的最后一个民族。他说的正好是后来的“第三帝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与德国和日本政治家预想的不同，与中国当局预想的相去更远。德国和日本失败了，没有分别当成西方和东方文明的核心国家，从西方准核心国家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手里接替这个职位的是美利坚合众国。中国胜利了，但其大陆部分非但没有承担起东方文明核心国家的历史使命，反而并入了西方文明的反叛文明阵营，成了那个阵营的小兄弟。做小兄弟和做老大都从来不是中华民族的性格，毛泽东重新划分世界，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的核心国家，虽然他反对这样自封。
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最伟大成就，从文明史的意义上看，主要是两条：第一，中国从西方文明的反叛文明回归东方文明，并且开始重建文化认同;第二，为完成一个世界性文明一体化的三个条件(大规模的政治体，超民族的文化认同以及维持增长的经济体系)基本具备，尚待改善的，是这些条件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
如果把当代世界文明比作一枚鸡蛋，它有两个核心，也就是两个“蛋黄”：西方文明和美国，东方文明和中国。伊斯兰文明在宗教亲缘关系上，可以被看成是西方文明的表亲文明，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以及基督教，同属一个教系，即亚伯拉罕(阿拉伯语发音为“伊卜拉欣”)教系。亚伯拉罕或伊卜拉欣是三大宗教的共同祖先。虽然基督教不承认穆罕默德为先知，伊斯兰教却承认耶稣基督为先知，但他既不与上帝一体，也不是最后的先知，最后的先知是穆罕默德。不过，在伊斯兰教拥有自己的核心国家之前，它很难成为一个独立的文明。
事实上，独立宗教是独立文明的充分条件之一，不是必要条件。宗教对于文明的意义，是信仰层面上的，可以加固文化认同，但不是认知和反思层面的。 文明和野蛮的区别，并不在于有没有信仰，而在于有没有认知，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文明可以被浅显地定义为人类社会的“开化状态”。
认知和反思，在雅斯贝尔斯看来，是文明轴心期最主要的特征，也就是说，没有认知和反思，就没有文明的轴心化。认知和反思的结果，产生理智和个性，它们相当于文明生命中的核糖核酸。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存活下来，并磅礴于世，就是因为它们各自都有属于自己的核糖核酸和遗传密码，解读这些密码，不仅有趣，而且有用，用处就是看清我们民族和我们国家已经走的和将要走的路。
三、 金融危机显露西方文明的“基因”缺陷
美国是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要解密西方文明的遗传密码，美国是个很好的标本。切入的最佳部位，当然是金融危机。
秦晖对比这次金融危机和美国1929年危机之后认为：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和1929年危机的性质截然不同。1929年危机，是过度投资、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最后致再生产过程中断，于是倒牛奶、烧小麦、毁汽车、炸高炉。过剩危机主要是消费不足造成。
“此次源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人们指责的却是美国人过度、超前消费，通过贸易逆差和全球发行国债，向全世界透支，结果透支窟窿太大，导致信用崩溃。美国现在的消费率全世界最高，这和1929年截然相反。”
秦晖可能没有意识到，在他的这段表述里，他自己也并不认为两次危机在一切方面都“截然相反”，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过度”：1929年是“过度”生产，2008年是“过度”消费。
秦晖不同意把此次金融危机归咎于福利制度，有人(陈平)认为此次危机是美国“福利国家”制度危机：“次贷”“过度”支持穷人买房，工会“过度”强横，欺负资本。秦晖反驳说，举世公认欧洲尤其是北欧才是福利国家与强工会的典型，为什么危机在美国爆发?
他也反对认定“资本主义”是此次危机的幕后黑手。他论证说：“从马克思到凯恩斯讲的‘资本主义’特征，不是完全相反?而且，同样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比如日本、韩国，通常又被认为是高储蓄国家，欧洲尽管也有高消费势头，但不会像美国人这样透支，道理很简单，欧元没有世界铸币权地位。因此，这个‘恶习’和经济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无关。”
那么，病根在美国文化吗?秦晖也不赞成，他坚持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讲的可是勤俭、禁欲和以积累为天职。这与今天的美国消费狂不是相反吗?多数美国人当年与今天都是新教徒，这是“文化”能解释的吗?
在秦晖看来，危机的“最直接，最表层的原因”，是美国滥用了“美元的世界货币特权”，搞“透支消费”。更深层的病因在美国的民主制度，造成了“国民自由、福利双‘过分’”的“反向尺蠖效应”。这需要解释一下。在秦晖那里，“尺蠖效应”指的是政策的一伸一缩都有利于强势集团的效果，“反向尺蠖效应”当然是指前后左右伸缩都偏向弱势群体的政策效应。关于美国民主制度下的这种“反向尺蠖效应”，他的表述如下：
“人民为扩展自由而选出右派，但却不允许减少福利;人民为增加福利而选出左派，但不允许减少自由。这就可能造成国民的自由、福利双‘过分’。”正是这种双“过分”，酿造了这次危机：平民都要当业主，挤出“次贷”，这是福利过分;金融过分创新，搞信用膨胀，这是自由过分。
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同样实行资本主义加民主制度的日本、韩国，甚至欧洲各国没有出现他所谓的“反向尺蠖效应”?如果他回头再拿美元霸权来说事，他就落入了循环论证。他必须钻探，穿过政治制度岩层，深入文化核心。事实上，他已经触摸到它，但又放弃了。这个核心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过度”。1929年危机，是资本“过度”压制劳动，生产“过度”;2008年危机，是工会“过度”压制资本，或者按照秦晖的说法，“人民”“过度”逼迫政府，自由与福利双“过度”，导致消费“过度”。信用“过度”衍生，美元霸权“过度”使用，都是这些“过度”衍生出来的“过度”。
美国奉行的不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文化吗，不是以勤俭、禁欲和积累为美德吗，怎么会有过度消费?美国文明不是起源于欧洲的西方文明的移栽文明吗，为什么比欧洲还“过度”?
第一个问题与当代世界的世俗化和信仰多元化有关。我前面已经说过，信仰不是一个文明的真正核心，一个文明的真正核心是“认知”。当信仰的积雪完全覆盖住“认知”的原野时，信仰文化对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确实能起到支配作用，当信仰影响力下降时，曾经被信仰之水淹没的认知之石就显露出来，并发挥作用。信仰衰落和多元化，是当代美国的时代特点，新教伦理有如暮春飘拂在空中的杨花柳絮，虽然还在漫天飞舞，但已经是无关痛痒了。
另外，美国作为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将西方文明的各种特性发挥到极致，是可以理解的，包括这个文明的基因优势，和基因缺陷。西方文明基因的最大缺陷就是“过度”，这个缺陷不仅也在欧洲发作过，而且还疯狂地发作过：殖民主义的疯狂扩张，种族主义的疯狂屠杀，空想共产主义对暴力的极端崇尚和对财产的过度仇恨，等等，都是它的种种病态。不过，“过度”也与力量有关，在欧洲诸国还是世界大国时，它们能做出些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过度的事情，比如殖民扩张，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等等，如今，在欧盟还没有作为一个有内聚力的政治体发挥作用之前，做“过度”事情并左右世界的只有美国了。
那么，什么是一个文明的认知基因呢?你像剥笋子一样，一层一层地去剥一个文明的知识体系，最后会留下一个原点，那个原点可以被称为文明的元概念，没有比它更基本的概念，那就是认知基因了。西方文明里的“逻各斯”(希腊语λoyos，英语logos)，华夏文明的“道”，就是这样的认知基因。西方的“逻各斯”和中国的“道”一样，都是这两个文明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思想的第一起点，存在、本质、本源、真理、绝对等等，都是它们的别称。它们都是关于宇宙起源的发生学概括，每件事物是什么的本真说明，也是全部思想和语言系统的基础所在。它们都形成于古希腊和中国春秋时代文明轴心时期，分别是两个文明轴心中的轴心。
《希腊哲学史》的作者，哲学史家格思里在该书第一卷中，详尽地分析了公元前五世纪及之前“逻各斯”这个词在哲学、文学、历史等文献中的用法，总结出十种含义：(1)任何讲出的或写出的东西;(2)所提到的和与价值有关的东西，如评价、声望;(3)灵魂内在的考虑，如思想、推理;(4)从所讲或所写发展为原因、理性或论证;(5)与“空话”、“借口”相反，“真正的逻各斯”是事物的真理;(6)尺度，分寸;(7)对应关系，比例;(8)一般原则或规律，这是比较晚出的用法;(9)理性的能力，如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逻各斯;(10)定义或公式，表达事物的本质。
很显然，作为一种精神的基因存在，“逻各斯”与我们文明中所理解的“道”相比，有两个根本区别，第一，“逻各斯”寻求自我确定，“道”则处在动态过程中，具有确定性中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第二，作为一种精神实体，“逻各斯”只有一种冲动，那就是“外化”和“客观化”，“道”则始终具有两种冲动，既有“外化”冲动，也有“内化”冲动，“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说的就是道外化到一定程度时，就开始内外，内化到一定程度时，就开始外化。外化就是“无中生有”，内化就是“有中生无”。如果把外化看作是传播与扩张，内外看作是吸收与生养，那么，西方文明则是一个直线扩张的文明，把扩张的停止看作文明的失败，而不是文明的生养。因此，外化或扩张“过度”，就是这种文明的常态。
有个日本作者岸根卓郎写了本《文明论》的书，说“西方文明是自然对立型、自然掠夺型、自然破坏型的父性型物质文明，东方文明则是自然顺从型、自然循环型、自然共生型的母性型精神文明。”看到西方文明的单纯的扩张性是对的，但看不到东方文明也有扩张性就不对了，东方文明的扩张性不过度而已;看到东方文明有内化的精神作用也不错，但说西方文明不包含精神文明，东方文明缺失物质文明，那就错了。无论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都在第一期精神文明轴心化之后，寻求精神-物质文明的一体化。不同的是，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更早地创造了工商业文明。
改革开放，释放了潜藏于中国历史意识中东方文明的外化冲动。这种冲动一旦释放，在一定时期内会比西方文明的外化冲动更为强劲，这是“道”的特性所决定的。道遇内更内，比如唐代，道内化了佛教之后，创造了比佛教更加内化和空无的“禅宗”;道遇外更外，比如体育，中国一旦从事，就在所有体育中最外化的竞技体育中大显身手，这与以纯内化的“梵”为文明基因的印度大不相同。
道还遇刚更刚，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是所有民族中最刚烈的民族之一，所以整个文明体才得以完整保存;道遇柔更柔，对那些前来送礼的外邦，中国的答礼更为丰厚。毛泽东的革命，可能是所有革命中最刚的，从政治经济革命到文化革命;邓小平的改革，是所有改革中最柔的，所以获得成功。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也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外向的，几乎整个发达地区都在为外国生产;但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内化需求，也是动作最快、投放资金最多的国家之一。
不过，道不是猪，并非全身是宝，也有不争气的东西。笼统地说，西方文明的长处，正是我们文明的短处，比如确定性。道的不确定性，使我们的民族缺乏原则性，我们的文明缺乏制度结构。这些都是需要向西方文明学习和改善自身的地方，“道”本身就具有这种内化和吸收功能。东西文明虽然走的是不同道路，但全球化提供了两种文明互动共生的机会。
四、第一次大呼吸：华夏文明成为东方文明
如果必须用一句话来描述东西方文明发展的不同道路，在我看来，没有比下面这句话更合适了：东方文明走的是从整体到个体联合的道路，西方文明走的是从个体到整合的道路。这里所说的“个体”，指的是所有不同层次上整体的构成部分，从个人到单个民族。
雅斯贝尔斯从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出发，把他视线内的人类历史描述为“两次大呼吸”，第一次大呼吸是各民族分散进行的，“从普罗米修斯时代开始，经过古代文明，通往轴心期以及产生轴心期后果的时期”;“第二次呼吸与第一次呼吸的本质区别是：第二次呼吸是人类整体进行的，而第一次呼吸却好像分裂为几次相似的呼吸。”我猜想，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就应该是雅氏第二次大呼吸的一种形式，美国的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是第二次大呼吸的另一种形式。不管是哪种形式，都符合雅斯贝尔斯想要的人类历史的目标：一个“不朽的精神王国”。
这仍然是“逻各斯”基因决定的线性思维在作怪。“道”基因结胎之后的华夏文明的呼吸方式和西方文明不同，它的第一次大呼吸是整体的呼吸，对这次呼吸的整体性的最好表达是心学家王阳明的“万物一体，天下一家”。这是“道”基因在儒家思想体系里播种的结果。不过，王阳明在发这个议论时，中国的这次大呼吸已经在吐最后一口气，如果接不上新的呼吸，就要断气了。但这次呼吸的第一口气，却是秦始皇吸的。
华夏文明从西周开始，本来也有可能走西方文明完全外化、从个体到整体的发展道路。首先，西周用的是西方式的武力征服方式灭殷商，一中原;其次，实行的封建政体，也是西方式的中央共主与四方侯国并存的联邦制，这个体制，被荀子称为天下“兼制”，而不是后来的“大一统”。
有两个因素，决定华夏文明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一是西周的血缘政治适合家族统治，最多是氏族统治，但不适合“天下”统治(这里的所谓“天下”，指的是包括当时所有诸侯国在内的政治疆域)，按血缘远近关系分配权力使得行政极端无能，导致整个政治体分崩离析，陷入列国争霸和战乱。二是华夏民族所生活的地理环境又要求天下一体，这是因为有三个方面的“环境依赖”：1，安全依赖，聚居在一起的农耕华夏民族从虞、夏开始，就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连为一体，才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保证边界安全;2，水利依赖，政治体必须覆盖整个黄河和长江流域，才能保障水利，消除水害(像大禹所做的);3，气候依赖，整个区域广大，东边雨，西边旱，南边涝，北边雹，都是有可能的，天下一统，才能调节丰歉，最大限度地避免区域性饥荒。
为此，华夏文明进入了第一次轴心时期，任务就是从精神上完成对世界的整体认知，但也为个性发展留下空间。“道”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它其小无内，其大无外。论小，比近代以来发现的电子、中子和粒子还小，因为它“无内”;论大，它可与宇宙万物同体，因为它“无外”。但首先要发挥的是它其大无外的整合功能，它借助的是法家和儒家两个流派的思想家，一派(法家)从军事和政治操作上整合政治版图，建立暴力权威的“大一统”帝国，秦始皇吸了这第一口气;另一派(儒家)从精神上整合文化认同，创造了以天为本(以“龙”为图腾，以“天”为权威来源，以“天子”为称号)和以民为本的“双本位”政治意识形态，汉高祖刘邦吸了这第二口气。
第三口气是唐太宗吸的，这口气是什么呢?是再一次扩大“道”的整合、吸纳和外化功能。虽然儒家思想还是正统，但道家思想也被当成重要的政治思想受到重视，从魏晋时期开始传入中国的佛教不仅取得了合法地位，皇宫附近的白马寺甚至成了皇家修道院，大唐取经僧远赴印度，日本遣唐使云集长安。虽然作为一个帝国，唐王朝通过战争扩张了自己的权力，征服的是军队，但是短暂的;作为一个文明体，被唐朝推上顶峰的华夏文明，通过和平交往和留学传播的是自己的魅力，征服的是文化和人心，而且是久远的。
从唐朝开始，通过吸纳和传播，华夏文明大大扩大了自己的轴心，成了东方文明。这不仅是因为日本、朝鲜等东亚民族开始认同当时世界上的儒学和佛教中心，也因为古印度轴心时期的伟大精神成就佛教文化被唐朝吸纳，从而使中国也能被南亚佛教国家在信仰文化上所认同。由于佛教没有基督教教皇那样的首领，信仰佛教的核心国家——唐王朝在事实上也会成为佛教事务的中心。可以这样说，唐朝以后，华夏本土的儒道文化，以及经过中国包括西藏传播和发展的佛教文化，特别是禅宗文化，成了东亚文明和东南亚文明一部分的基因库。
从秦始皇的第一口气，到唐太宗的第三口气，华夏文明有了第一次大呼吸，这次呼吸做成了两件事情：第一，缔造了一个世界性帝国，虽然经常破碎，但又每每被修复;第二，形成并扩大了超民族的文化认同。但没有做成第三件事情，那就是建立维持增长的经济体系。因此，华夏文明的第一次大呼吸，完成的是第二期轴心化任务，那就是向文明的普遍性和包容性迈出新的步伐，在物质上创造农业文明。
农业文明通常被描绘为停滞性甚至衰退性文明。雅斯贝尔斯就用“静止干瘪的木乃伊”来形容中国儒教中的精神生活，并且认为，到18世纪，中国和印度“在下坡路上都已经走得很远了”。这毫不奇怪，以农业文明为物质载体的古代东方文明，是一种维持生存的文明，而不是发展性文明。农业是零和产业，丰收导致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导致人均土地减少，从而引发人口的强制性下降(通过饥饿、瘟疫和土地战争)，又恢复到以前的人均土地占有水平，如此周而复始。
简单地说，中国文明的第一次大呼吸，获得了国家规模(整体一元性)，但没有获得经济增长(个体多样性)。与此相反的西方文明，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继续进行的第一次呼吸，获得了经济增长(个体多样性)，但没有获得国家规模(整体一元性)。结果就出现了如下文明中的不文明故事：西方文明内部战乱，外部扩张，旨在寻求规模，建立核心国家;东方文明内的人民，当王国奴，或者当亡国奴，因为整体一元性与个体多样性发生矛盾，既不能容纳政治民主，也不能容纳技术革命和自由市场，个人和国家都没有防卫能力。
东方文明的血是热的，甚至可以说是血液文明，也就是伦理文明(血缘关系至上)，但还不是肌肉和骨头文明，还缺乏逻各斯文明所具有的表现力(文学艺术)和结构力(科技文明和制度文明)，还需要继续呼吸。
五、 第二次大呼吸：东方文明包容世界文明
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有唐人街，但文化纯洁性很高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在移民中国后，却很容易溶入当地社区，若干年后，甚至难以把他们和当地居民区分开来。这两种现象放在一起，有一个解释，华夏文明包融一切，但却最难被消融。中国以前的排他性、闭关锁国，以及文化自戕，都是政治行为，不是文化行为。
这就是“道”基因所具有的特性。道不仅包含有无，还包含阴阳。当它包含阴阳时，就被称为“太极”。宋儒周敦颐写了篇《太极图说》，把“道”基因纳入儒家学术范畴，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样，阴阳就变成了仁义。这大大缩小了太极的文化含义。
其实，道一旦成为太极，就变成可经验的“存在”，就在外化和扩张的过程中，这个存在被称之为“太极圈”。扩展中的太极圈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完善，它的发展是平衡、整体和完善的发展，因为太极圈没有缺口;第二是非敌，太极圈包含两端(阴阳)，但不是其中任何一个极端，所以不以任何东西为敌，因此，它可以在任何地方维持自己的存在;第三是包容，太极圈不怕接触，不怕异己，相反，太极圈越碰越大，它的发展是靠把碰撞的异己转化为相容的成分而实现的。
华夏文明在第一次大呼吸时碰到佛教，变大为东方文明;100多年前碰到西方文明，因为太硬，消化有点困难，但还是变大了一些;然后又碰到西方文明的反叛文明，短时间内变得很大很硬，干劲十足，对外，又是打美军，又是打印度，还打了越南和苏军，对内，又是“大跃进”，又是“赶英超美”，又是“阶级斗争”，还宣布过将提前进入“人间天堂”，虽然没有坚持多久，早泄了，但还是有过快感，打别人总比挨打强，以至于今天某些在现实生活中过得不太爽而成为“民族主义者”的人，还把那个时代的某个领袖像橄榄一样含在嘴里时常咂吧，寻求自慰。
与西方反叛文明的相遇之所以不太成功，不是因为“太极圈”丧失了包容和消化功能，而是因为它碰到的东西正好是自己要排泄的东西，导致上吐下泻在情理之中。文明的第一次大呼吸之后，东方文明要走的是从整体到个体联合的道路，西方文明要走的是从个体到整合的道路(当代的欧洲联盟适应的就是这个要求)。德国版的哲学和德国产的西方文明的反叛文明，想提供的正是比中国传统“大同文化”还要大同的整体化和全权化模式，这个模式正是东方文明在第二次大呼吸时要排泄的。关于这一点，300多年前一个名叫德.格鲁的荷兰人就看到了，他在《天下大同》一书中写道：
“大同是中国精神文化能发展达到的最高点。能削弱它的力量和造成它的衰落的是彻底的科学。只要科学在中国认真培育的时代来临，在中国的精神生活中无疑将发生彻底的革命，或者将使中国的骨架彻底脱节，或者使它再生，然后中国将不再是中国，中国人也不再是中国人。中国本身并没有第二套体系可代替旧的，结果旧体系的崩溃不可避免地造成解体和混乱。总之，如果人类丧失道，在他们最彻底地实践神圣经典时，根据经典，灾难和衰亡也必然降临……如果它在这世界秩序中在劫难逃，那么可怕的破坏就将纳入正常轨道，这样，中国古代大同文化的寿日便屈指可数了。那么，至少不会让数百万民众随着大同文化的末日而一起归于灭亡，这些人早已被外国势力置于不幸之中了。”
这段引文里，除了说“大同文化”行将就木，抵挡不了西方的入侵之外，其它的话大多是一个傲慢传教士的梦呓。其实，大同文化是中国文明第一次大呼吸和第二期轴心化所能达到的最高点，它不过是东方文明的道基因创造的一个历史精神产品，它在把陷入数百年战乱的华夏民族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它并不是东方文明起文明建构作用的基因，我们的基因是“道”。
如果说，华夏文明的第一次大呼吸的第一口气是秦始皇吸的话，那么，东方文明核心国家第二次大呼吸的第一口气则是邓小平吸的。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只有两个词：对内搞活，对外开放。这就是同时发挥道的内化和外化两种功能。对内搞活，意味着在整体内部实现个体多样性，或者说个体自由，官方用语叫权力下放和扩大自主权;对外开放，就是与包括西方主流文明在内的各种文明相遇，让东方文明进一步扩容。
“道”具有这种能力。首先，它向内可以包容印度文明。印度文明的基因“梵”倾向于向内把“无”推到极端，因此传统的印度文明是一个高度出世和内视的文明，它指导人们运用自己身体多于运用工具，观察自己内心波澜多于观察外部风云，从战胜自己中获得的幸福多于战胜别人，对宁静的沉醉多于对热闹的迷狂，对于欲望，如其满足，不如节制，等等，这就难怪雅斯贝尔斯看到的当代印度是这样的：“它像一块分散的大陆，在其各个民族代代相传的独特的精神遗产的基础上，它显示了一个发展中的强国的可能性，它尽管具有一切自由运动，事实上仍处于静止状态。”
分享了道文化遗传基因的所有中国人都有让自己内视和沉静下来的禀赋。几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某机场办理乘机手续，忽听身后有人叫我，回头一看，不认识。他说他是我低年级的师弟，看登机牌上的名字知道是我。聊起来知道，他毕业后到加拿大留学，后在加拿大一家金融机构工作。不幸发生车祸，瘫痪在床多年，和他一起住院的西方人，有的终身瘫痪了，有的心情烦躁死去了。只有他，心反而突然静了下来，认为这是上天赐给他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好好休息一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什么是人生中重要而不紧迫的，什么是紧迫而不重要的，什么是既重要又紧迫的。他认为与家人共享幸福是既重要且紧迫的，胜于一切工作。想通这一切后，他安心地在病榻上修炼气功，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后又到美国继续深造，被美国一个大金融公司雇佣，现在薪酬比以前高，还不像以前那么累，成绩反而更出色。
其次，道基因向外可以包容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基因“逻各斯”倾向于向外把“有”推到极端，西方文明的德国代言人雅斯贝尔斯十分自恋地称颂了这个特点：“西方具有不屈不挠的特征，即决心把事物带到极端，把它们连最后一个细节都详尽说明，让它们处于非此即彼的地位。”因此，西方文明是一个极具扩张性和侵略性的文明，但它的长处是注重细节的精工精神，看重推理的理性精神，原则性强，制度化高，推崇个性与创新，珍视自由与民主，如此等等。
不过，道基因不仅不排斥这些外化的精神，它自身就具有实现这些精神的可能性。它的特性，就是内“梵”外“逻”。如果说魏晋新道家的主情派(嵇康、阮籍为代表)发挥的是道基因内在“梵”因素的话，那么主理派(向秀、郭象为代表)想表达的正是它外化的“逻各斯”精神。与此对应的宋明新儒家里，“梵”因素的表述来自王阳明的心学，“逻各斯”因素的表述出自朱熹的理学。假如朱熹的“格物”没有带来科学实验，郭象的“应变”没有导致制度革新，那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实践问题。中国历代王朝都无法克服贯穿整个中国史的一个基本矛盾：整体规模与个体自由难以兼得，为了维持前者，只好牺牲后者。当代中国改革克服这个矛盾的方法是“试点”。
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期间，给我辅导英语的一个退休教师十分推崇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我对她说，那本书不好。她十分惊讶地看着我。我用磕磕巴巴的英语向她解释说，那本书有文化歧视主义倾向。假如资本主义是好的，世界各民族都可享有，但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只有新教伦理才行。要经济增长?先信新教吧。事实上，不信新教的日本，资本主义搞得一点都不差，甚至比作者的祖国更精工。对此可以做出的文化解释，不是新教伦理，而是传自中国唐代的禅宗伦理。任何人都不要小看东方文明的当代价值。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无论是细微末节，还是宏观战略，都在道的视野里。
完成东方文明的第二次大呼吸，和第三期轴心化，精神上吸收自由意识与制度文明，物质上成就工商业文明，这就是当前和今后几十年我们国家的使命。华夏文明里并非没有自由观念，先秦道家的“无为”和“逍遥”，都是对自由的描述。但迫于整个族群生存的压力，维护大一统的政治需要，道家的自由蜕变成“逃避的自由”，逃避的自由没有制度构建能力，桃花源不是自由邦。但老子学说里的“万物自化”思想，为当代积极和消极自由的发展提供了想象空间。
无论将来东方文明包容了多少其它文明，西方文明的“过度”基因缺陷，它不会有。道不走极端，因为它没有端。它的扩张是圆的，收缩也是圆的。“生有”(外向扩张)时，有“生无”(内向还原)倾向牵制，反之亦然。所以，“适度”，是东方文明的精髓：它的扩张是适度的，收缩也是适度的。这次金融危机在东方体系的国家引起的波动相对小，归因到文化上，就是“适度”。
2009年6月2日—12日于北京
原载《战略与管理》2009年(内部版)3/4期合编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