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学术研究中，学术评估普遍存在，衡量标准的确立显然是至关重要的。从衡量一篇论文是否有发表价值，到一篇博士论文是否可以称其为优秀论文，再到评审一个项目是否值得资助，其成果是否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些工作无不与衡量学术发展的标准联系在一起。具体到考古学领域，如何衡量考古学的发展毫无疑问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不能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就会无法衡量考古学的进步，不能了解当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就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发展策略，采取切实的措施，纠正发展的偏差，弥补发展中存在的短板。尽管这是一个关系学科发展的关键问题，但是学界罕有相关的讨论。当我们表述中国考古学发展迅速的时候，其中的标准是暗含的，很少有研究揭示与反思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标准。这里将从回顾考古学不同分支领域、发展阶段与学术体系的标准出发，建立衡量当代考古学发展的标准，然后对照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以及代表中国考古学研究最高水平的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以期推动未来的研究。
一、分支领域、发展阶段与学术体系对确立衡量标准的影响
现代考古学的形成有三个来源，由此形成了三个不同的分支领域。第一个是古典-历史考古，18世纪末开始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史研究，后来发展成为古典考古。在西方，所谓古典考古就是通过艺术品研究古希腊罗马文明，后来扩展到研究古埃及、亚述等文明，在此基础上形成古典-历史考古。第二个是新石器-原史考古，19世纪初，北欧地区的古物学率先开始科学化，试图通过物质遗存研究探索民族的渊源，后来扩展到古代社会研究，探讨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问题。第三个是旧石器-古人类考古，19世纪中后期形成，目的是要探索人类的古老性，即人类的由来，其研究与自然科学关系密切。不过，三条脉络具有一个共同的学科基本属性，那就是通过物质遗存去研究人类过去。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现代考古学基本形成，之后又出现了文化历史考古、过程考古、后过程考古等范式，形成若干发展阶段。
参考丹尼尔、威利、特里格等对现代考古学术史的回顾，可以看出，19世纪时考古学的基本任务首先是弄清楚古物的年代，包括绝对与相对年代，由此发展出考古类型学与地层学。汤姆森开创的“三代论”解决了丹麦出土古物的年代序列问题，其利用共存关系与风格演化排队的方法，成为类型学的核心。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加，空间关系包括剖面上的早晚以及平面上分布，成为考古地层学的焦点。当时，绝对年代问题的解决还是需要通过分期排队并比照古埃及、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年表。年代是考古学的首要问题，这一点至今也没有改变。艺术史家温克尔曼率先关注器物平面上的位置关系会影响到对其意义的判断，但在19世纪，平面上的共存关系受到重视的程度远不如剖面所体现的早晚关系。
19世纪西方掀起殖民主义狂潮，早期的现代考古学家赴世界各地区寻找与古典文明相关的考古遗址，这一热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着力寻找的还是与西方文明起源相关的，尤其是与《圣经》内容相关的遗存。《圣经》在西方社会是家喻户晓的，很容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即便是在旧石器-古人类考古领域，其崛起也还是为了解决《圣经》创世论与考古发现之间的矛盾。在新石器-原史考古领域，广泛参照民族志的材料来解读考古材料与史前社会组织形态，其中带有极强的种族优越论，不仅是文化上的优越，而且是在生物学意义上。当时欧洲代表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按照发展程度，把不同社会安排在发展序列中。因此，在判断考古发现的重要性时，其所参照的背景与体系是以西方文化与社会为中心的。在这一轮考古热潮中，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文化遗产的掠夺是公开的。当现代考古学传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时候，这样的背景与体系仍然暗含在现代考古学中，这样的结构至今仍然在影响着非西方考古学，但常常为中外研究者所忽视。
20世纪前半叶，考古发现的热潮已经降温，考古学已经不再是一门凭借兴趣与热情就可以进入的学问，而是开始需要专业的训练。专业的研究与教育机构纷纷建立起来，考古学不再满足于解决年代问题，还想解答是谁留下来的遗存。关于谁（who）的问题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有一定的关系，族源的探索有助于增强民族认同感。“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应运而生，即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来实现族属探源的目的。但是这对于历史上曾经经历过频繁民族更替交融的欧洲来说，其实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尤其是还要把族群探索延伸到史前时代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的民族主义退潮，这项工作也就暂时告一段落。柴尔德以考古学文化研究为基础整合欧洲史前史，代表这样的转变，即考古学文化无须也不能跟现代民族直接对应，但它作为古代社群单位，可以成为重建古代社会的时空框架。
重建过去是20世纪上半叶衡量考古学发展的重要标准，柴尔德在《欧洲文明的曙光》中提出了这样的架构，包括古代的生业、社会、意识形态等不同层次的内容。但开风气不为先，柴尔德提出了这样的标准，但是他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实现途径。重建过去是极为艰巨的任务，柴尔德最终因为理想的幻灭而自杀。在这个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是格拉汉姆·克拉克与他的学生们，他们在剑桥大学建立考古实验室，开始发展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试图运用科技分析来重建过去。此外，运用民族学的类比也是一个重要途径。在西方考古学中，尤其是在北美考古学中，广泛运用民族志是习惯性的做法。如果只是研究北美土著的历史，这样的做法属于直接历史法，其可靠性还是比较高的。当然，如果是跨文化比较的话，可信度会低一点，但也可以提供一些启示。相比而言，如果只是基于考古研究者的常识来理解考古材料，或是就材料谈材料，不去理解考古材料与人类过去的关系，那么重建过去的目标就无从谈起了。
然而，重建过去的目标是考古学无法回避的。考古材料不会自己讲话，其中有关过去的信息都是推理所得。推理的科学性也就成了衡量考古学发展的重要标准。20世纪中叶，考古学家开始集中关注考古推理的科学性问题，这也就是过程考古学兴起的原因之一。过程考古学的主张归纳起来就是“更科学，更人类学”。之所以有这样的主张，一方面因为考古推理需要有“理”可依，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深入全面地了解人类的过去，认识人类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人类学正好是能够解释社会如何运作的理论，其跨文化的普遍性也符合科学理论的特征。把考古学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如地质学那样的科学，就成了过程考古学追求的目标。
为了进一步提升考古学的科学性，过程考古学强调发展理论，发展演绎推理。演绎推理的可靠性非常高，只要理论前提没有问题，后续的推理就不可能出错，这也正是自然科学的长项。除了演绎推理，过程考古学还强调发展中程理论，跨越从考古材料到人类行为的鸿沟，其方法包括民族考古、实验考古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考古材料通常都是零碎的，要想通过零碎片段的信息去重建过去，除非我们已经知道过去的轮廓或结构，中程理论有助于实现这样的目标。在这个方面，过程考古学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如宾福德之于爱斯基摩人居址结构的研究，他从中发展出来“采食者-集食者”的模型，成为解释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居址模式的重要理论参考。实际上，如何深化考古推理的科学性仍然是当代考古学的发展目标之一。
不论是为了重建过去，还是提高考古推理的科学性，归纳而言其目标都是为了“透物见人”。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部分考古学家开始反思，究竟什么是“物”，见什么“人”，从什么角度去见。他们注意到物不仅仅是过去人类活动的遗留，物还是意义的载体，反过来影响人的行动，因此物不是完全客观的。他们注意到人不是抽象的，不是机械的，人是有能动性的，人能够创造意义，人生活在意义中。因此，人不仅仅是普遍的，更是历史的，存在社会与文化背景依赖，离开社会与文化是无法理解人本身的，需要从关联中理解人与物。透物见人的角度是非常多样的，可以有阶级、地方、宗教、性别等角度，视角的丰富性使得物质遗存可以进行反复的阐释，而且可以同时合理地存在。由此作为文化遗产的物质遗存可以不断增值，在现实社会中产生新的意义与价值。这是后过程考古学的核心观念，此时衡量考古学发展的标准就不再是如何提高科学性了，而是阐释的丰富性与创新性。考古学的发展从科学性转向了人文维度。
具体在不同的考古学分支领域，情况又有所不同。旧石器考古面对的物质遗存不仅稀少，而且经历过漫长的改造过程，更困难的是，研究者早已远离那个时代，不熟悉狩猎采集社会的生活。发现、识别、分析材料一直是研究的关键，人文转向对这个分支的影响比较小。新石器-原史考古是考古学理论交锋的主要领域，上面所描述的不同阶段的变化基本都体现在这个分支之中。而在古典-历史考古领域，由于材料的背景较为清晰，困扰史前考古的问题通常不存在，因此这个领域一直都较为强调阐释的重要性。
尽管存在不同分支领域、发展阶段与学术体系的影响，但是考古学通过研究物质遗存去了解人类过去的基本任务是一致的。从考古学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考古学在不断推进，不断深入到人类过去的历史中，从以器物为中心的分类研究，深入到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到后来更是深入到人本身的层面，开始关注人的能动性。从考古学的实践上来看，考古学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而且也越来越强调公众的广泛参与。基于这样的普遍性，我们有理由讨论衡量考古学发展的标准。
二、衡量当代考古学发展的标准
学术研究是累积性的，其中既有继承也有批评，这也就意味着衡量考古学发展的标准是对不同时期标准的继承与批评。同时，标准代表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代表考古学研究达到的不同深度。当代考古学继承了此前的研究发展，其主要工作有四项：一是考古调查与发掘；二是考古材料的分析与整理；三是考古材料及其所代表过去的重建、解释与理解，即透物见人；四是保护与阐释利用，活化文化遗产，发挥其现实意义。考虑到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与当代考古学的实践，这里把衡量当代考古学发展的标准归纳为四条。
第一，因为考古学的工作始于调查发现与发掘古代遗址，因此衡量考古学进展的首要标准就是考古发现的重要性。但如何来衡量其重要性，必定要依靠一种学术体系。从以西方为中心来看（时常与全球视野混淆）与立足中国文化本位来看，所侧重的方面会存在较大的区别。因此，在衡量考古学发展时首先需要拓展学术体系，需要囊括当代考古学的总体发展。既需要避免闭门造车，也需要避免把别人的视角当成自己的视角。这也正是困扰中国学术一百多年的“古今中西”之问的组成部分。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要破除西方中心论，回到中国文化本位，从中国的视角去看世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辩证的，回到中国本位并不意味着忽视世界，只是不再认为西方就是世界，不再以依附与归属为目标，而是平等地看待。学术体系越是完整、广阔，那么衡量考古学发展的准确性也就越高，一种只有西方视角的学术体系无疑是偏狭的。当然，还需要理解现代考古学起源于西方，过去一百多年，其发展水平也更高，因此特别需要甄别西方考古学的哪些部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哪些是需要批评的。
就考古发现的产生而言，带来考古发现的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是研究者主动的调查与发掘，另一个是抢救性的发掘。衡量主动调查与发掘的标准应该包括目标、方法与结果，即研究者想去解决什么问题，通过什么途径去解决，以及最后是否解决了。问题需要有意义，需要足够深入，调查与发掘服务于这个目标。多学科合作的方法已经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当代考古学与许多学科形成交叉领域，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抢救性的发掘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关，这是工业革命之后才有的现象，由此带来大量的考古发现以及对古代遗址的破坏，需要通过抢救性的发掘来保护古代文化遗产。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成了衡量的标准。如果只是形式主义式地完成发掘，对出土材料既没有整理分析，也没有系统的保护，那么就与直接破坏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更糟（浪费了人力物力）。抢救性发掘通常可以为主动研究提供重要线索，而且因为存在进一步破坏的可能，因此常常能够获得更大的发掘面积，而这也正是主动研究所缺乏的。把两者结合起来，有可能实现考古发现的最大化。
第二，重建过去的准确性与精度。重建过去一直是考古学的主要任务与目标，也是衡量考古学工作进展的主要标准。为了提高重建过去的准确性与精度，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越来越精细，参与考古材料科学分析的学科越来越多。所有这些工作的目的是共同的，那就是要提高重建过去的准确性与精细程度。但是，物质遗存毕竟不能等同于过去人类的行为，考古学家又无法穿越回去进行验证，这就给考古推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考古学就像刑侦破案一样，不仅需要精确的材料，还需要准确的模型，否则推理将会漫无边际地展开，并且很可能是想当然而已。模型的建立需要理论研究，否则重建过去是无从谈起的。如果前人的模型是错误的，还需要反思与批评，只是因袭就可能一再重复错误。
也就是说，考古推理是从两头同时开始进行的，一头是从考古材料的分析出发，尽可能从中获取信息，并从中形成初步的假说；另一头是从理论研究出发，给出模型。然后是两相对照，核查契合的程度。因此，于前者而言，需要尽可能精细的考古材料，当代考古学研究已经从侧重器物研究走向以遗址为中心，目的也是为了获得更精细的时空与人类活动信息。于后者而言，则需要把与人类行为相关的理论跟物质遗存结合起来，形成理论模式，民族考古、实验考古是其中经典的途径。某些历史考古研究、当代物质遗存研究也可以归属其中。这也就是“中程理论”的范畴。所谓“中程理论”并不是在物质遗存与人类行为之间构建一架直接连通的桥梁，而是提出人类行为与物质遗存之间存在可能关系的理论模型，为真正从考古材料出发的推理提供参考。就像刑侦破案一样，如果只从现场材料出发，而没有理论模型（不同犯罪类型会形成不同现场，并形成许多不同的模型）可以参考，推理将是低效率的。柴尔德正因为缺乏后者而对考古学的前景产生了幻灭感。过程考古学特别关注发展中程理论。
第三，解释与理解过去。考古学作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需要知其然，还需要知其所以然。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是第一步，考古学还需要了解为什么会发生，以及是如何发生的。就文明起源研究而言，不仅需要解释文明如何与为何起源，还需要解释物质遗存如何与为何呈现为文明。文明是对古代社会组织状态的描述与定义，而非直接针对物质遗存的，因此，从物质遗存到文明，同样需要解释。归纳起来说，考古学研究一要解释古人行为如何与为何成为物质遗存，或是解释物质遗存如何与为何可以代表人类行为。二要揭示物质遗存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它经历了怎样的改造。三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背景中解释人类行为如何与为何发生。成功的解释，不仅需要物质遗存本身，还需要有理论的支持。解释文明如何与为何起源需要高层理论的参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帮助必不可少。
这也意味着解读考古材料存在层次与对象的区分。解释者首先面对的是物质遗存，他们需要完成的任务是了解物质遗存是如何成为考古材料的，物质遗存如何是现在这个样子的，以及如何从物质遗存上升到对人类行为的了解。这也就是上面所说的重建过去的任务，只是解释者需要回答为什么与如何的问题。因为行为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尽管认识起来可能有些困难，但假以时日总归是可能认识到的，具有一定的可检验性。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考古学，它必定是以科学为归属的。然后，解释者面对的是人类行为，他们需要解释历史、文化、社会变迁，因为人类的行为是历史的、文化的与社会性的。这也就意味着解释者必须考虑到历史、文化与社会背景的差异，尤其是需要更充分地理解人类的文化特性。需要考虑到人类是能动者，创造文化意义的同时又为文化意义所影响。由此，考古学超越科学的范畴，进入到人文的领域。
第四，保护与阐释利用。经过研究的物质遗存可能成为文化遗产，在得到有效保护的同时，还需要有效利用。阐释是利用的基本形式，阐释是把古今联系起来，就如同今人去读《红楼梦》，解读的视角多种多样，把这部伟大的作品融入到当下的文化生活之中。在当代中国，考古阐释的创新实践非常丰富，不仅表现在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与博物馆展览上，还包括主题的创新、文创产品的多样化、表达的多元化等。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为民众广泛参与阐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途径，阐释的去中心化趋势明显，专家垄断话语表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为人民的考古学”与“人民的考古学”开始融合。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中国考古中，部分地区的阐释实践走在理论的前面。实践中蕴含着巨大的创造力，需要提炼理论，从而能够推广开来。
阐释的标准在于丰富性、创新性与符合时代的价值取向。不同的阐释视角可以同时并存，都具有合理性，视角越丰富越好，越新颖越好。这自然带来另一个问题，即如何评判不同的阐释。创新性无疑是可以衡量的，阐释的价值取向是可以比较的。创新需要结合时代的需要，发挥研究者的能动性，否则不能获得学术界内外的共鸣。当然，偶尔也会有超越时代的创新，但最终还是要经过历史检验的。不同于解释强调客观与价值中立，阐释是有价值取向的，假定存在唯一正确的阐释是徒劳的。那样会造成话语垄断，阐释便会化身为权力的特定表达。阐释应该是多元的，应该让更多的人有表达的机会，互联网时代从技术路径上开辟了这样的可能性。阐释的结果是开放的，决定一个时期阐释形态的不是某个人的人为设定，而是取决于不同阐释之间的竞争，就像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理解的孔夫子一样。
基于考古学的基本属性以及历史与现实的发展，我们可以确定上述标准。考古学的基本属性就是通过研究物质遗存去了解人的过去，其中物质遗存、人类过去、研究手段、从现在出发并回到现在，构成考古学的四个要素。当代考古学的研究手段就是科学与人文，前者强调客观与真实，后者强调历史与意义，两个维度的研究既竞争又合作。衡量考古学发展的标准就立足在这些基本要素之上。
三、对照标准衡量中国考古学与中华文明探源
对照上述标准来看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同时选择中华文明探源这个重大课题作为参照的对象，把点与面的讨论结合起来，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现状。不论从研究的组织、投入来看，还是从所取得成果、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中华文明探源应该说可以代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水平。从对照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国考古学与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还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在衡量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时，一个经常的争议就是，我们是否可以按照西方考古学的发展路径来衡量自身。也正因为如此，上面在探讨衡量考古学发展的标准时，只是围绕考古学的中心任务展开，而不考虑世界不同地区考古学发展存在的特色。不论是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还是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也不管是什么样的考古学研究范式，最终都是以了解人类过去为目标的，都希望获得尽可能精确的信息，都希望重建尽可能精细、完整的过去，都希望了解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并解释为什么会发生，都希望通过研究过去能够更好地服务现实社会的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共性，这里才可以来谈如何衡量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唯一的区别就是能否实现，或者说是否在这些方面展开了研究实践与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当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之时，研究者普遍认为金石学已经完全过时，其研究对象仅仅局限于某些种类的器物研究上，研究目标也只是“证经补史”，缺乏科学的方法，因此应该彻底予以摒弃。但是，物质遗存本身是有文化意义的，千百年的社会生活已经造就了金石独特的文化意义，理解它们，需要有丰厚的中国文化底蕴。金石学中包含有现代考古学特别缺乏的文化内涵。中国现代考古学忽视了本来不应该忽视的内涵，这对文化传统的继承是不利的。现在到了重续文化传统的时候，因此，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而言，目前首先要做的可能是重构中国学术的底线，回归中国文化本位，从中国去看世界。我们之所以发展中国考古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研究中国文化的由来，赓续中华文明。当文化的内涵已经丧失的时候，研究的意义也就丧失了。现代考古学是一套有效的了解中国人之过去的方法，是值得且需要学习的，但并不必定同时要抛弃物质遗存的文化内涵。
当代考古学的知识体系无疑是以西方为中心构建的，中国可能是迄今为止西方唯一没有有效把控的地区。单就这一点而言，夏鼐当年坚决叫停考古领域的国际合作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学界不断有人呼吁中国考古学应该融入世界考古学，但是如果不反思其中殖民主义传统，融入将是依附性的。反殖民主义的根本并不是要回到自己过时的传统，而是要推动自身的创新发展，这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借鉴西方考古学。改革开放，需要以我为主，与殖民主义的依附体系是有本质区别的。设若当年张光直所提出的国际合作不是放在中国西部的战略腹地，而是放在南方具有人类学传统的开放地带，那么可行性要高得多，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将更有利。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不可能舍弃自己的传统，转而采用人类学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一项重要的经验就是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倡导开放与多元发展。学术研究同样如此，保持学科内部历史学与人类学导向之间的张力是有利于学科发展的。
中国考古学研究主要是围绕“三中问题”（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中华文化）展开的。中华民族问题涉及中国人与民族的由来，中华国家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上，中华文化问题以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导向以及历史考古为代表。近几十年来，中华文明探源一直是热点课题，相关考古发现常常能够引发学科内外的热切关注。相比而言，其他两个问题的研究要稍显逊色。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要认识中国特色必须同步认识世界。“三中问题”是考古学的特殊问题，中国考古学还需要研究一些对全人类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比如人类的起源、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不平等的起源等。特殊性与普遍性是辩证的关系，不了解全球性的问题，也难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擅长解决前者，而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擅长解决后者，两者可以相互补充。
从世界范围来看，古典文明探源的热潮是在100年前，有关两河、古埃及、古希腊、印度河、美洲文明的重大发现都出现在这个时期。相比而言，2007年找到良渚古城的城墙，学界逐渐认识到良渚古城是一个规模宏大的聚落体系，包括水利设施、专业化手工作坊、稻田系统、高等级墓葬等；2011年揭露出龙山时代的石峁古城，这些发现都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与必要的条件。这个时期也正是中国崛起的加速期。国家的发展为文明探源提供了充分的支持，大量的工程建设客观上增加了遗址被发现的机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精神成为文明探源的内在支柱。当然，大部分遗址并不是首次发现，但是因为过去缺乏深入系统的工作，认识不全面，甚至年代判断都有错误。自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以来，在关键遗址、关键区域持续的、高强度的调查与发掘，产生了大量的考古材料。
在此基础上，多学科的科学分析在重建过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高精度的测年技术、环境重建研究、生物考古、手工业考古等，大幅度提高了认识过去的准确性与精细程度。科技考古方法的应用普遍，成果斐然。反过来，中华文明探源也带动了中国科技考古的发展，考古研究机构研究装备得到显著的改善。相比于重建过去方面的成绩，解释工作要稍逊一筹，但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到这个问题，并已有不少理论探索，包括文明起源理论辨析、跨文明的比较等。在保护与阐释利用上，以重要考古遗址为中心的工作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其进展有目共睹。这些项目往往规模宏大，中央与地方政府，国家投资与民间资本，专业研究与应用开发队伍共同协作，已经形成了一套成功的模式，即以重要考古遗址为中心的研究、保护与应用体系，其中包括研究中心、遗址公园、博物馆以及周边文化服务与开发项目四大部分，相互促进，相互支持，在组织状态良好的情况下，能够产生可观的社会效益，成为文旅消费的热点与地方名片。
不过，目前也存在显著的发展不平衡现象，也就是局部领域发展极为迅速，其他部分则发展显著滞后，形成发展的断层。“断层式发展”也是当代中国各行业的普遍现象，补齐短板，实现整体上的跃升应该是今后一个阶段发展的主要任务。仅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体系的发展来看，研究中心是其中显著的短板，即便有的地方有很完善的硬件设施，实际的运作也不理想；阐释利用方面少数地方做得较好，总体上距离民众的期望还比较远，为此应该建立开放的学术研究中心，建立相关的跨学科学术研究中心，定期邀请从事专项研究的学者在此专心从事研究。一个理想的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其三分之二左右的研究人员应该是流动的。这样既可以促进多学科合作，还有助于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培养，在减轻研究中心本身负担的同时避免学术封闭，尽可能扩展与深化考古材料的研究。
单纯就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本身而言，理论研究是较为突出的短板。从衡量考古学发展的四个标准来看，在每个方面理论部分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当前的研究多重视实物遗存材料，重视具体的方法，这些都属于研究的“硬件”部分，自然非常重要；但对于研究的“软件”，也就是理论部分，较为忽视，不能形成具有标志性的概念与议题，由此也影响到中华文明探源的成果，不能形成跨学科的广泛影响力。解释文明起源需要多维度的理论探讨，文明（或早期国家）与社会分化、生产方式、环境变迁、复杂系统的演化、社会冲突（暴力与冲突）、交换与贸易、社会权力组织与传递等之间的关系，都需要理论层面的探索。在阐释利用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方面，如重庆与长三角等部分地区已有不错的发展经验，“以人为本”“以弘扬中国文化为指针”“立足科学基础”应该是阐释利用的三条基本原则。好大崇洋、荒诞不经的倾向是应该避免的。
简言之，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也处在真正全面突破的前夕，此时需要更坚定、更有力的支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浪潮中，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将进一步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文化遗产，促进新时代中华文明的创新。在此过程中，中国考古学也将获得更大的发展，丰富四个层面的研究，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注释略
原文刊载于《中原文化研究》2024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