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因而，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民族复兴和文明复兴。中华文明的存续及现代新生因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发生而具有现实可能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课题也因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需要而呈现必然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与全面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总体性现代文明形态，覆盖全面深化改革各领域；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相协调的动态过程，在改革的系统部署中得以推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这就决定了要自觉把改革摆在突出位置，紧扣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拓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广度和深度，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强大力量。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
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一个前置性问题是二者之间存在何种关联。二者作为复合概念所具有的同构性隐含着深层关联，即互相成就的耦合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得以赓续发展的现代化范式，是一种文明创造活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文明的具体呈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其深厚的文明底蕴塑造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样态，使其异于由西方定义的充斥发展悖论的现代化模式。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
中国式现代化是关于当代中国宏大而独特实践的规律性认识，既有聚焦强国目标的历史自觉，也有建设新文明的历史主动。中国式现代化由“中国式”和“现代化”复合而成。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世界现代化谱系的一支。现代化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它所包含的科学技术、社会化大生产、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全球化等文明要素是人类文明演进不可或缺的，离开现代化一般规定，“中国式”也就失去了存在依据。“尽管现代化的任务是普遍的，但这一任务的展开和实现却是非常具体的”，现代化在中国具化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不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注脚，更是对现代化的质的规定。“式”使“此事物不同于他事物，具有某类事物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由“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即主体独特的历史境遇、资源禀赋所决定。五千多年文明史生成了由独特历史环境、社会条件构成的显性规定，独特文化传统构成的隐性规定。多重规定既是对主观愿望的限制，使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太多选择，必须走自己的路；也是一种独特资源，为中国的现代化打开了创新空间，使其由外源型转为内生型。“中国式”和“现代化”的复合不是简单叠加，而是有机结合，是现代化的中国化，不是要在中国化过程中“化”掉现代，也不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化”去中国，而是二者互相形塑，使“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和现代文明融于一体，开启新的文明叙事。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但不局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双创”到“第二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渐融入现代化全局，同现代文明合流。“第二个结合”的论域是两种思想文化的融合，但指向现代化的创新发展，创造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文化使命由此具有了超越文化建设进行更高层次的文明创造的意蕴。因此，应从文明角度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认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对文明和中华文明予以勘定。“文明（civilization）”的词根“civil”本义为城市的、市民的，指较之外乡人特别是蛮族的生活状态更为优越，因而，文明是对野蛮的克服。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石上，文明内涵得以具化，指称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综合体。恩格斯依据摩尔根的分期指出，“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据此提出了文明认定的中国方案：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出现了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形成了阶级、王权和国家。据此，中华文明可以上溯到5500—5000年前，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展开中创造的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在内的一切积极成果总和。生发于农业社会土壤的中华传统文明达到了前现代文明顶峰，但在东西交汇、传统与现代碰撞时，中华文明面临前所未有之挑战。实践证明，割裂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形而上学取向不可行，有且仅有的出路是面向现代化，兼顾国情特色，建设现代新文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由“中华民族”和“现代文明”复合而来，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新的社会形态下以“两个结合”推动超大规模国家现代转型进程中创造的新文明，是超越中华传统文明和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新文明。须从以下几方面把握其特点。其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非独立于中华文明的存在，它寓于从历史走向未来的中华文明整体中，是中国化的现代文明。近代以来，在资本塑造的“支配—从属”格局中，中华民族虽然作为独立的文明体而存在，但从属地位“直接催生了其在民族历史叙事中的非主体性，即在资本现代性强力之下丧失了叙述自身历史的权利”。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根本扭转这一局面，以新的自我主张重塑了中华文明历史叙事主体性。其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涵盖文明辉煌—文明蒙尘—文明再造复杂历史的同义表达，而是文明复兴的当代诠释，是时代化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跨越时空，在与现代化接轨中获得现代内涵和现代表现形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新陈代谢，二者共同绘就了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图谱。其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一般意义上文明自我更新的结果，而是内嵌社会主义文明、现代文明和中华文明在立场、方向和底色三个维度上的规定，是三者融合共生、互相赋能结出的文明硕果。综上可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方位中的时代化呈现，是现代文明的中国化建构。
（二）现代化的推进和中华文明的融合共生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命运转折与现代化紧密相关，中华文明因西方现代性冲击而蒙尘，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的启动而走向复兴。中华文明的重建和现代化的推进高度交叠，经社会主义定向，传统和现代融合共生，互相成就，塑造出全新的现代化范式和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体两面，二者的展开表现为同一历史过程。首先，二者起点相同。现代化和文明复兴以独立的民族国家为载体，在畸形社会中不是被延误迟滞便是被湮没中断。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新中国成立所创造的根本社会条件基础上推进和拓展的；同时，“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其次，二者同行同向。现代化是文明转型、文明创造的过程，即创造与世界历史、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全方位发展的新文明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在出场之际便担负着文明复兴使命，要为生发于农业社会、在近代蒙尘的中华文明注入鲜活力量，使其重焕荣光。再次，二者相互映照。现代化是将传统“化”为现代的过程，而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决定不同国家不可能以同质化模式“化”为现代，将传统“化”为现代的范式在很大程度上由民族特性塑造，也即现代化必须经由普遍性到特殊性转化才能最终实现。就此，二者交叠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文明赓续的必然。二者在历史起点抑或发展方向上的耦合交叠是通过社会主义建立起来的。现代化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发生的。资本主义因其对社会运行原则的革新成为现代文明演绎的初始制度，但也因其历史限度使野蛮伴随文明积累起来。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有错失窗口期的客观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历史提供了社会主义这一更加契合文明发展规律的新选择。客观规律性叠加主观能动性，中国选择了能够充分释放现代性潜能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由此成为中国场域中文明叙事的轴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扫除中华文明所蒙之尘，使中国建构起彰显主体性的现代文明。需注意的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单向地以古解今、以中补西，而是以社会主义为导向，汇通古今中西，创造人类文明增量。
二者的耦合不仅建基于社会主义取向，更有互相成就的深层逻辑。“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多重规定共同作用，从时空上改变了中华传统文明的闭锁形态，使其向未来敞开、向世界敞开。现代取向使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保留。文明是否会失传不仅取决于生产方式，还受普遍交往影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回应时代呼声变革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积极融入世界，中华文明得以存续。社会主义取向则指明了中华文明发展方向。“中国背着沉重的包袱，也带着有利的条件，踏入了现代世界。”传统文明的历史遗产并非完全适应现代化，需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进行鉴别取舍，剥离出与现代化相契合的文明元素，中华传统文明得以吐故纳新，蜕变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成果，反过来成为推进现代化的独特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中华文明因其连续性而生成的强大惯性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脱离传统另起炉灶，不打破由西方定义现代化的局面，不体现民族底色，中国就不能发展起来。作为一种资源，其作用不仅是区别“自我”和“他者”，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内生潜力，为解决所谓现代化悖论提供了启迪。只有当现代化在自身文明积淀中生了根，才会成为对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来说“真正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
二、历史审视：赓续传统是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从发展的长视距来看，现代化相较传统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但二者不是作为互不渗透的整体彼此对垒，任何一国的现代化都不能脱离自身历史文化传统，二元对立只会堵塞可能的发展进路。“改革有破有立，得其法则事半功倍，不得法则事倍功半甚至产生副作用。”推进文明现代转型需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传统与现代交汇时，从固守传统到拒斥传统，再到赓续传统，经由对中华传统文明的否定之否定，在解构并重塑传统文明基础上，中国的现代化提升为中国式现代化。
（一）抵拒变革固守传统，错失现代化机遇
历史被划分为现代和前现代后，如何对待被纳入前现代范畴的历史传统、文明积淀，是后发现代化国家首先面临的问题。作为现代化后发者的中国同样不能回避这一问题，而鲜有的历史连续性则使这一问题尤为明显。历史分叉点上，因拒斥变革，中国曾错失现代化浪潮伴生的机遇。
不同时代的文明在同一时空交汇，中华文明在新的文明格局中被边缘化。诞生于精耕细作小农生产方式之上的中华传统文明在长期积累中在先进性和效用性上达到了农业文明的历史高地。这可以从数据中直观到，150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为25%，1820年达到32.9%，超过西欧、东欧和美国的总和，至1913年中国经济总量仍高于英国。但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值与人口数量直接挂钩，1500年至1820年，中国人均GDP为600国际元。特定文明所处的文明高地并不是超时代的，农业文明的发展空间在两千多年的演绎中几近饱和。发端于西方的工业革命打破人力、畜力局限，为冲破农业文明“天花板”提供了新的动能。“工业革命是历史上改变人类文明性格最大的力量”，人类文明在机器大生产中“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资本驱动则使其进入“真正的狂飙时期”，文明高地开始向西转移。资本扩张逻辑使工业文明冲破国界，其结果是分属不同时代的文明在同一时空交汇，占据历史主动的西方工业文明以自身为中心建构起新的文明秩序，由农业文明主导的中华传统文明在新秩序中处于从属位置。
因固守传统错失现代化机遇。西方工业文明作为新生事物必然受到旧势力抵抗；它又以一种逐利、侵略态势出现在东方社会，表现出同中华传统文明相悖的“病态”面相，因而遭到了抵拒。同时，封建统治者自恃处于文明中心，未能从更广的视野中把握历史潮流，进而未能从正面认识更高形态的现代文明，这致使文明闭锁于发展缓慢的农业社会。如基辛格所言：“中国挟其独特的传统和千年养成的优越感步入近代。这个独特的帝国……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国家，却对与外国通商和技术革新漠不关心；它文化发达，却受制于一个对西方探险时代的来临一无所知的政治统治集团；它在辽阔的疆土上建立了一套政治体系，却对即将威胁其生存的技术文化大潮茫然无知。”即便是在意识到现代化是不可移易大势后展开的变革——洋务运动本质也是“防卫的现代化”：企图以西方之“用”维护中国之“体”，借现代器物文明维护传统秩序。这种有限的现代化其实质是固守传统的“反现代化”。中国因拒斥变革错失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转型机遇，但这并不意味着走向现代化需告别传统，传统包含着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文明因子。未能与时代同步源于未能洞察历史大势。
（二）片面改革拒斥传统，现代化探索屡次受挫
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势冲击扰乱了中国发展步伐，中国曾因固守传统而饱尝历史苦果，而此后相继走向历史前台的不同阶层也因未能正确认识现代文明发展规律，而落入“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的认知窠臼，简单将现代和传统对立起来，选择另一个极端，无原则地推进拒斥传统的改革。但移植嫁接式片面改革催生了结构性矛盾，早期现代化探索屡次受挫，现代文明未能在中国扎根。
中西文明势位差下，寻求出路的中国人弃置传统，将视野转向西方。世界历史进程中，西方的扩张裹挟着一种不能用情感抵抗的历史内容，农业文明无力应对来自工业文明的进取之势。“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不同形态文明交汇带来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引发中国社会各界对数千年文明的反思，反思结果直接关乎中国向何处去。西方工业文明发出挑战之时正值数百年封建王朝由盛转衰之时，这种历史反差不仅带来巨大的心理落差，而且造成了认识上的偏差，中国社会出现不恰当地矮化自我、仰视“他者”的取向，探寻出路的诸多阶层不自觉地滑向由西方设定的以新旧指称中西文明的轨道。因而，近代挽救民族危亡的一个主张是激进变革，弃置传统，向外求索，在文明断层上探索传统与现代更替的方案。
拒斥传统的现代化探索因缺乏根基屡屡受挫。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呈现出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特征。这与汤因比的“文化反射率”相互佐证，这一理论阐释了两种异质文明接触的过程：当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衍射成不同成分时，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物质文明对传统社会的冲击最小，有较强的穿透力，因而，器物现代化成为对标西方现代文明推进改革的第一选择。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要求，觉醒程度不同的各阶层逐步从西方引入制度、思想文化。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渐次深入学习推动了中国社会新陈代谢，但因未能切中现代转型之根本——生产关系和社会性质而收效甚微。从后思索，西方所谓“文明国家”的操纵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源于此而非传统。传统不是先天障碍，相反，对自身传统的虚无使现代文明缺乏附着之处。“抛弃传统应该看成新事业的一种代价；保留传统则应算作是新事业的一种收益。”因而，现代变革应当为传统保留一定空间，并积极探索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
（三）自觉革新赓续传统，创造现代化的中国范式
“与实事求是相一致的解放思想，绝不意味着主观思想的任意性，而是意味着从遗忘和偏离现实的外在反思中摆脱出来，以便使我们的思想能够重新面向特定的现实并从而把握之。”换言之，从传统中解放出来需守正创新，既要确保本根不动摇，也“要敢于创新，把该改的、能改的改好、改到位”。中华民族有着不同于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数千年文明积淀是涵养现代化的沃土。中国共产党突破思维定势，摒弃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片面现代化观，自觉在改革中赓续中华文脉，由“走别人的路”转向“走自己的路”，从根本修正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逻辑，开创出现代化的中国范式。
勘定中华文明历史方位，在历史延长线上审视现代文明。不理解古代中国就不能理解现代中国，没有传统文明就没有现代文明。传统包含一个社会再创造自己的密码。现代化是对传统的新陈代谢，富有生命力的现代文明应当包含对传统的理性批判和重整。中华传统文明主要形塑于封建社会，毋庸置疑，因时代条件和社会制度局限，必然包含陈腐过时内容。但社会系统具有可解析性、部分文明要素具有超时空性，经再造可融入新的文明体系。因而，不能将中华传统文明标签化，简单将之归于“前现代”。毛泽东同志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秉持对自身文明资源的高度自觉，从对传统的片面认识中解放出来，重整历史遗产，从中剥离出“合理内核”，使其成为现代文明的附着基础，现代化由此深耕于中国大地，获得不竭养分。
赓续传统，走自己的路，开创出中国式现代化。传统与现代之间不仅有时间继起上的历史关联，更有文明追求上的本质关联。中国式现代化由社会主义定向，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为接受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中自觉将中华传统文明优秀因子融入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是中华传统文明优秀因子创造性转化的最新重大成果。传承历史文脉，才能走出契合实际、具有巨大内生潜力的现代化道路，避免汇入沦为附庸或失败的历史洪流，并以较小的代价换取显著文明成果。历史证明，现代化并非是对传统的绝然否定，离开传统土壤难以找到根治“水土不服”症状的“药方”。“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而延续民族血脉并非简单承接历史遗产，需推动传统文明革故鼎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三、现实考量：中华文明以内隐外显方式反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发生与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内在相关，但中华文明不只作为历史资源发挥着作用，中华文明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中获得自己的现代形态，作为文明启迪、精神支柱和底色标识由内而外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强化这种反作用力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一）隐于内：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结晶，反过来又为其提供内在支撑。其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启迪。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必然具有中国属性，即涵盖数千年历史积淀的文明精华。当前，人类现代文明发展深受两极分化、物质主义极度膨胀、人与自然关系高度紧张、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等限制，这些难题本质上从属于资本逻辑问题域。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不可能走西方现代化老路，“共享”现代文明负效应。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这些问题可以规避，社会全面发展、人的全面进步是可能的。但理论变为现实，不仅需要运用当代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向历史求解，运用历史上积累的经验和智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传承并内化了天下为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等积极文明成果，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益启迪。实践也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跳出人类文明困境，并展现出旺盛生命力，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有着本质关联。
其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支柱。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全新的实践探索，是全方位、深层次的文明变革，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文明实践，不仅要使中国走向现代，还需在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基础上创造更高水平的文明。因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多重支撑和保障，既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完善的制度保证，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经前期夯基垒台，中国式现代化的“四梁八柱”已初步搭建，各支柱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华文明蕴含着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沉淀为中国人的集体意识，这种日用而不觉的力量为推进现代化提供了更加稳固、持久的力量，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无形力量不能代替有形力量，但无形力量一经激发，便会催生强大动力和磅礴伟力。中国式现代化还面临诸多未知领域，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或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同时，美西方塑造了不利外部环境，企图阻滞中国现代化升级。为应对大变局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及可能发生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需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激发内生性精神力量，以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
（二）显于外：中华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标识
中国式现代化因根植于中华文明沃土而具有深厚底蕴，伴随中华文明的现代新生，这一底蕴由内而外地彰显出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不同底色之上会有不同成像，没有这一底色或淡化底色，都会影响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图景的呈现。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外在表征，在多种现代化模式同台竞争的时代，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需不断强化外部表征。“外显”即外部呈现，是事物内在本质的表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外显于中国式现代化，是其本质的呈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之“式”“特色”是由作为主体的中国所赋予的。作为文明体，由中华文明所构筑的价值认同，能够从旧的社会形态中剥离出来，作为具有历史连贯性的资源隐而不显地发挥作用。如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统一性和包容性使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这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规模体量庞大的现代化；又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使中国式现代化趋向共同富裕。中华文明也因此获得现代内涵和现代表现形式，从历史深处走向历史前台，由隐于内的底蕴转为显于外的底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外在表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影响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图景呈现的底色，为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按其蓝图设计呈现出来，需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向系统集成、全面深化迈进。中华文明作为底色不仅直观地表征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图景，还直接地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图景的呈现。底色是影响事物是其所是的重要因素，不同底色之上会呈现不同的文明图景。中国式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已初具雏形，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等擘画了不同于西方的全新现代文明图景，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新选择。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使蓝图的实现存在多种可能。中国式现代化能否在多元文明交流中保持本色、能否在中西文明激荡中守好特色，能否在历史演绎中增添亮色，都与其底色直接相关。蓝图变为现实需确保底色不变色、不褪色。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要求，直接现成地利用历史遗产不能解决问题，这就要求建设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需要相匹配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围绕现代化的时代之问持续推进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国式现代化投射到底色上才会按其顶层设计呈现应有的文明图景。
四、未来前瞻：巩固中国式现代化主体性需推动中华文明深化发展
文明具有超越时空的影响力，关乎国本、国运，是形塑主体性的重要变量。伴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出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已初步呈现，但中国式现代化是正在进行的事业，其主体性尚处于塑造阶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持续不断的出场才能确保中国现代化主体性始终在场。巩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使中国式现代化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需以固根基、补短板、开新局为着力点，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在持续深化改革上用实劲。
（一）深化改革造就新的文明体，筑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根基
巩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首先要有稳固的根基，使其立得住。中国共产党在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中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经由“两个结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找到了传统与现代的连接点，现代化由此在中国扎根，获得了主体性。扎根意味着接通了历史根脉，要巩固中国式现代化主体性，还需在对传统的革新中造就新的文明体，为其铸就富有生命力的根基。
中国式现代化主体性的巩固需在对中华文明的重新发现和利用中铸就富有生命力的根基。亨廷顿指出，现代化和西方化密切相连，早期，非西方社会吸收西方要素，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后期，现代化的加速发展则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不能将吸收西方现代文明要素等同于西方化。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中国大地，坚持独立自主，依循自身资源禀赋，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但基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在启动时首先表现为对现代化共同特征——工业化的热切渴求。新中国成立初期，复杂的内外环境决定首先要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这一阶段所铸造的是现代文明的基础性根基。改革开放新时期，面对中国与世界的差距，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等新概念，强调中国的现代化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从中国特点出发”，更多突出的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薄弱基础”。这一阶段，走自己的路重在夯实物质基础，中华文明尚待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伴随改革由点及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积厚成势，有了复兴本土文化的坚实基础。复兴不是复古，而是要古为今用、以古开今。作为中华文明结晶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摆在现代化全局的重要位置，这是对现代化经验教训的总结，更是对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深化的结果。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发利用中，中国式现代化获得了全新内涵、深厚底蕴，其主体性有了深耕的空间。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处于新起点上，新起点包含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直面问题，如“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问题、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热点问题、民生方面的难点问题、党的建设的突出问题、各领域的风险问题”等。在解决新问题的改革中自觉将中华文明纳入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探索，推动中华文明返本开新，中国式现代化主体性才能从根基处得以巩固，根基稳固才能在大变局中立得住。
（二）深化改革创造新的文化形态，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协调发展
巩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还需推动现代文明协调发展，使其站得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与全面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总体性现代文明形态，覆盖全面深化改革各领域。着眼全局，抓好重点，以重点带动全局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法，进一步深化改革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新征程上，文化展现出强大外溢效应，关乎现代文明整体发展，深化改革需要对接文化建设，创造新的文化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主体性的巩固需要新的文化生命体为之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是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最高顶层设计，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融含于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自然要创造相应的文化形态。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具有反作用，能够超越自身范畴与其他领域联动互促，中国式现代化的站稳及进一步展开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文化形态发挥积极作用。文化不仅是作为现代化分支的一种无形力量存在，而且同其他分支相互作用，能够转化为有形力量。一方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不仅要使文化成为现代化的一个构成要件，更为重要的是借助文化的溢出效应为其他领域的展开提供强有力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既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推进现代化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没有先进生产力铸就的硬实力难以确保主体性存续，没有软实力则难以巩固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在不同阶段起着不同作用，有不同发展空间。当前，软实力的作用日渐凸显，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更具紧迫性。在现代文明演绎进程中，文化逐步与经济交融，成为新的生产力，在软实力之外衍生出硬实力，以双重力量作用于现代化。因此，巩固中国式现代化主体性需充分激活文化内蕴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对标强国建设目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同硬实力相匹配的软实力，创造兼具软实力和硬实力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站得稳。
（三）深化改革激活中华文明优秀因子，打开中国式现代化创新空间
主体性的巩固是一个历史性过程，需要持续更新、适应时代要求的原创性文明为之奠基。巩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还需在中华文明宝库中开辟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空间，使其行得远。在改革中突破思维定势，激活中华文明优秀因子，能够为现代化的创新发展提供生长点。
中国式现代化主体性的巩固以原创性成果为支撑。主体性体现的是特定时空中的自我主张，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不仅具有空间规定，要深深植根中国大地；还具有时间规定，要适时回应时代之问。正如将中国导向现代化正轨不能机械照搬西方现代化，打开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空间也不能现成地利用历史遗产。五千多年文明积淀固然是形塑中国式现代化主体性的宝贵资源，但历史限制了古老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仅靠历史遗产非但不能巩固中国式现代化主体性，反而会因背离时代而削弱其主体性。同时，步入全面现代化之后，现代化实践中的新问题层出不穷，且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有不少是原有理论难以回应的，若不及时改革创新，现代化主体性会受到冲击，甚至会面临存续危机。因而，巩固中国式现代化主体性需推陈出新，创造具有原创性的新文明。新文明必然根本有别于带有时代局限性的传统文明，但时间规定并不否定空间规定，创造彰显主体性的新文明不能离开自身土壤，需向内求索，守好“本”和“源”。事实证明，正是自觉赓续中华文脉才塑造出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观。巩固中国式现代化主体性理应赓续古老文明。中华文明这一“富矿”尚未得到充分发掘和利用。打开中国式现代化创新空间，需不断解放思想，从割裂传统与现代的现代化观中解放出来，切合中国实际，中国式现代化才能更好巩固其主体性，才能行稳致远。
建设具有原创性和主体性的现代文明需解放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开”即是贯通历史，建立起传统与现代的连接点，既是打开传统文明的闭锁形态，将传统视为开放而非封闭系统，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传统资源进行全面挖掘、检视和筛选，在结合中激活其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又是打开现代化的创新空间，在更广阔的历史空间中，将中华文明宝贵资源纳入理论和制度创新中。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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