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绵延不绝承传至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圣贤之道的传承。圣贤之道的传承需要有圣贤人开展圣贤教育，将人培养为圣贤，进而践行圣贤政治，使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制定遵循“志于道”“合于道”的发展方向和“一体之仁”的思维方式。古人讲“文以载道”，圣贤之道记载在经、史、子、集之中，形成了绵亘不绝的“道统”，因为“道统”不中断，故文明不中断。特别是经部典籍，记载的是自古以来的圣贤治国之道的智慧和经验，因此需要通过研究经典，特别是对古圣先贤治国理政所遵循的圣贤之道进行深入挖掘，使圣贤之道得以彰显。同时，中国古圣先王依循圣贤之道“宣文教以章其化”，创下了成康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一代又一代历史盛世，因此也需要深入史书，通过学习历史，具体剖析盛世的历史成就及其背后的治理规律，研究中国历史上圣贤政治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完善过程，从而总结出成就盛世所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律，即中国传统治道思想以及与此相应的圣贤政治体系，并通过经史合参的方式论证这些历史规律的普遍性。
然而，由于20世纪的一些历史原因，在经历了对经典的误读和对圣贤之道的批判后，一些人对中华文化的误解达到了极端，因而一度丧失了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面对西方的经济增长、物质繁荣和科技发达，盲目的崇洋媚外、不加选择的“拿来主义”也甚嚣尘上，这让人深刻地感受到，一个没有高尚文化熏陶的民族，犹如一个没有高尚精神支撑的躯壳。中国人迫切需要的是树立文化自信和实现精神独立。
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朱熹园考察时的讲话振聋发聩，引导人们在理解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时，当放眼五千年文明史，从中华五千年文明中探寻其历史文化底蕴。这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表明我们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点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希望在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将来传下去，还要传五千年，还不止五千年”，并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智慧和启示。这就必须既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对历史进程的认识越全面，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越深刻，党的历史智慧越丰富，对前途的掌握就越主动。正是在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而全面把握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概括为五个方面：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
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要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系统研究了世界各国文明发展史的基础上，最终对中华文明给予高度评价。因为此前产生的所有文明中，历经两千年以上，即使遭遇王朝更迭依旧保持文明特征连贯性的只有中华文明。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在绝大多数的历史阶段都尊重了古圣先贤“志于道”的发展方向，采取了“一体之仁”的整体思维方式，坚持了“民胞物与”的道德观念。这种宇宙观、思维方式、道德观念渗透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具体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外交等思想观念和制度设计中。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治理体系，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结果，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性及独特的民族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渊源。读懂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特别要深刻理解中国历史文化中“志于道”的发展方向和根本之点。
《周易·系辞上》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说苑·谈丛》云：“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无论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还是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上士闻道，勤而行之”，都把“道”作为宇宙万有的本体，有时也指回归本体的途径、道路、方法和规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她是“志于道”的圣贤文化，提倡一体之仁的整体思维方式，追寻宇宙人生的大道，这是中华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最鲜明的特点。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强调唯有顺应“道”来修身治国，才能达到理想效果，否则必然衰落乃至败亡。
因为“道”是宇宙万有的本体，无所不在，因而“得道之人”也必然具备“无所不知”的特点。这就使得为道与为学的方法不尽相同：为学即求知识的方法是学得越多、知识越丰富越好，但知识再多，有知就会有所不知。而要达到无所不知的境界，就必须求“无知”，“无知”起作用才能“无所不知”。正如老子所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中国古代的圣人通过“涤除玄览”等方式成为了“得道之人”。“得道之人”在不同学派有不同称呼，在《周易》中称为大人，在儒家称为圣人，在道家称为真人。
孔子明白求道不是一般人能够企及的境界，所以很少谈玄说妙，使得孔子的大弟子子贡也不免感慨，“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一般人很难体会“道”，孔子就讲“德”，即得道之人的德性；如果还是不能理解，就再用“仁”来具体描述得道之人的特征。因此，孔子的学说又被称为“仁学”。而王阳明对仁者的解释尤为贴切：“夫大人者，以天下万物为一体者也”。具有“一体之仁”的德性，是得道之人最鲜明的特征。
可见，体悟并按照一体的宇宙观来行事的人就是圣人。在这种一体观的影响下，一家之内父与子、夫与妇；一个团体之内领导者与被领导者、长辈与晚辈，乃至朋友之间、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是和谐一体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以此为指导，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始终保持着人与人、人与国家、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志于道”的形而上基础以及一元和合的思维方式是理解中华文明具有突出连续性的关键。
总之，“道”是宇宙万有的本体，有时也指自然而然、本来如是的规律。“德”是人用来体认“道”、成为“得道之人”的品质状态。道为德之体，德为道之用。《周易》记载，古圣先贤“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是在观察天地自然、社会人文之道（规律）的基础上，圣人提出了具体的促进身心和乐、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天下和平的常道。荀子说：“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內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顺着天地自然之道来修身治国，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否则必然败亡。而“天下无二道”，这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常理是恒常不变的，历久弥新；而体现和落实这些常道的方法和形式，则可随时代发展而加以适当取舍和创新。这就是“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道”是具有普遍性的规律，依据道而治理，就可以达到得道者多助、顺天者昌的效果，还可以超越特殊而达到普遍，这也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所包含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具有了文明价值，既有时代性，又有超越性。
二、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
早在《周易》中就有《革卦》与《鼎卦》，后世将其合二为一成为“革故鼎新”这一成语，表达除旧用新的意思，与因循守旧相对，彰显了中华文明独特的创新性。根据《周易》的记载，《革卦》排在《鼎卦》之前，《井卦》之后，“《井》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可见三个卦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关系。自其表面观之，革、鼎指的是除旧布新，改革进取；究其本质而言，革、鼎蕴藏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深刻内涵，寓意惟有变通才能日新又新，成就长久之业。
革故鼎新即是除旧布新，打破“生死”线性发展，实现日新又新之“生生”的内在力量。《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体现的正是革新作为发展的动力。从广义上讲，《周易》六十四卦，无论是一卦之内还是两卦之间，都包含着变革之力。
革卦和鼎卦是《周易》中具有变革精神的卦，详细阐述了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革卦卦辞曰：“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据《周易全解》，卦辞说明了变革的成功前景和必备条件。变革旧事物并非轻而易举之事，需要长期的努力，必须持之以恒，不急不躁，赢得人们的理解和信任，而且必须坚行正道，那么即使旷日持久，无论艰难险阻，变革也终将成功。革卦《彖》云：“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天地之道，阴阳升降，温暑凉寒，迭相变革，然后四时之序皆有成。从天道以明人事。夏桀殷纣，凶狂无度，天既震怒，人亦叛亡。商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因此是顺乎天而应乎人。又据《诚斋易传》，“革而不信”，革而“有悔”，则如勿革。如何能“革而信”“革而当”？那就要做到未革而民愿之，将革而民从之，相庆其举于既革之后，这样就能做到“革而信”“革而当”。天地得此理，故革而四时成；汤武得此理，故革而天人悦。任何的变革，都必须顺天应人，行于正道，才能成功。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变革、创新不能向悖于“道”的方向发展，否则发展越快，离道越远；离道越远，也就离失败灭亡越近。
革为去故，鼎为取新。鼎卦《彖》云：“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木上有火，这是烹饪之象，鼎是烹饪调和的器具。把生的食物烹熟，这就是形成新的东西。木火相因，金在其间，调和五味，所以养人。除旧布新，人人用之。圣人用鼎烹饪食物，其意义在于享神和养人，享神养人中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是享上帝和养贤。郊天用特牲，用鼎烹饪之，故曰亨不曰大亨；而养贤之礼贵丰，曰大亨。郊天与养贤之礼的区别，其含义也深。礼主敬，祭祀要尽至诚恭敬之心，外在的形式只是仪，关键是要引发内心之敬。而养贤则不同。养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养民。任人唯贤、选贤举能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政治传统。尊贤是这其中的重要环节。只有尊重贤才，才能获得贤才的支持辅佐，养贤之礼贵丰，也是昭示天下以求贤。
自然界是一个不断变革的有机体，人类社会也处在不断变革之中。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是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助推器，它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推动国家治理不断完善，也使文明在在绵延赓续中不断进步。
总之，无论是《周易》中“天地革而四时成”，《周易·鼎卦》的“君子以正位凝命”，还是《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都旨在强调要在顺应天道的前提下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而非陈陈相因，故步自封。自古以来，这种改革创新精神便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使得中华民族勇于打破旧世界，开辟新时代，迎来新征程。
三、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这种统一性来自于古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正是得道的圣人、大人所达到的境界。《周易》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因而能够如庄子那样明白“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真相，秉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价值观。只有“一体”才能“和”，因而一体之仁的思维方式有助于化解冲突、促进和平。这种一元和合的思维方式是理解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关键。在古人“天人合一”的理念下，孕育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协和万邦”的博大眼光和开阔胸襟，形成了世界大同、胸怀天下的文化传统，对内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外形成的是“万国来朝”的国际局面。
在历史上，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具体表现为政治统一、思想统一、民族统一、文化统一。
所谓政治一统，即拥护天子王权，维护国家统一。公羊学家以史为鉴，指出若不尊天子，礼崩乐坏，社会就会陷入大混乱，“大一统”局面就会土崩瓦解。为维系“大一统”的秩序，《春秋》强调“王”者要“贵微重始”，怀持诚敬之心，见微知著，慎终如始，谨修德行，广施仁政。
政治一统是维护大国统一局面的有力保障，思想一统则是增强全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关键所在。历史上“大一统”思想以经学为核心，融合了诸子百家之长，成为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主流思想观念，在中国各民族中成为共识。董仲舒将全国上下思想统一于经学，确立起了以儒学原则为政治的根本思想。唐太宗曾确立起了以儒为纲，兼融佛、道的文治思想。政治大一统为维护统一大国局面奠定基础，思想大一统有利于统一思想，增强民族凝聚力，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着历史文化发展的方向，凸显民族精神的特色。
文化一统是促成政治一统的黏合剂，亦是促进民族融合的催化剂。儒家以天道为体，洞悉万物并育、百道并行，故而以兼容并包为发展理念。诸种文化各有所长，但其最终目标一致，即共同遵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实现人类社会的安定与美好。历朝明君往往以儒释道思想对民众施以教化，在全国形成统一的思想价值体系，其影响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使得中国在历史上始终维持统一的大国局面，虽经历过短暂分裂，但统一无疑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这一精神始终是中华文化的价值根柢和国家的治理导向，奠定了中华民族之魂。
民族统一体现在中国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以民族大融合为和谐形态，追求各民族在统一实践中的共同进步。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相互吸收、不断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民族统一局面。正如在《礼记·王制》中记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故当承认其在民族风俗文化上的差异性，做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二元对立为思维方式的西方文化，而对立引发竞争，竞争升级是斗争，最终引发战争。因此，真实的西方近代史是建立在殖民和掠夺基础之上，借助工业化而实现逆袭，其发展逻辑不具备普遍性，只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局部形态，其建立的功业只可大而不可久。当前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各类问题，亦是西方国家资本掌权、无序扩张、过度逐利、监管失守、政商勾结的必然结果，根源依然在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下所导致的西方国家的根本性矛盾。面对这些问题，西方自然会捉襟见肘、束手无策，甚至成为很多问题的幕后推手。西方发达国家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贫富悬殊、形式民主、文化庸俗、社会混乱、生态恶化等问题。当前困扰人类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如生态危机、资源短缺、环境问题、虚无主义、弱肉强食、安全危机等，都是由这种异化的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以二元对立为思维模式，以自由主义为出发点的必然结果。而破解这些问题的唯一路径，便需要跳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回归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行一体之仁。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打破现代化=西方化迷思。唯有如此，才能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在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等观念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文明的和谐共处提出确实可行的方案。
在《未来属于中国》中，汤因比指出，要避免世界动乱、拯救人类文明，未来的世界必须走向统合，因此，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世界政府”是必要的。但这个统合绝非依靠军事、强权的统一，而是依靠文化的统合。特别是核武器、生物圈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危机，依靠狭隘的政治国家是无法有效应对的，应该基于整个地球的一体视野去应对。中国在历史上既有长期统一的历史经验，中华文化也拥有天下一家的胸襟，所以汤因比把世界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华文化上。在《展望21世纪》中，他强调：“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汤因比认为，中华文化如果能被世界各国所学习和借鉴，必能带给世界和谐、和平与希望，因为中华文化是讲求道德仁义的文化。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文化可以为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提供出路，未来需要建立一种新型世界体系，使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
四、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国的哲学逻辑以一元和合为基础，强调“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传统理念中有阴阳对立，但更强调阴阳平衡，阴阳转化，阴阳和合而统一成太极。有了阴阳的转化，也就有了周而复始。所以中国传统哲学讲的是“生生”，与西方哲学所讲的“生死”完全不同。“生死”局限了人的视野和眼光，强调事物的线性发展，使人容易追求效果和功利。“生生”则强调辩证思维，认为死亡、灭亡、消亡并不是结束，而是下一个开始，因此眼光就不会仅局限在当下，不会局限在我的人生、我的文化、我的民族、我的国家，还会放眼过去、未来、胸怀你方、他方，最后“竖穷三际、横遍十方”。古人考虑事情，多想的是“千秋万世”“家国天下”，千秋万世是时间上的整体性，家国天下是空间上的整体性。这就是一元和合的思维和“生生”的理念奠定的中国古人整体性的时空观。“生”则必然走向“和”，因为对抗的尽头是毁灭。一体观和整体性思维使中华大地各处得以“不同”而“和”，也使中华文化能够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历久弥新。
西方的哲学逻辑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由此催生了“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认为，冲突是普遍的。全世界的人在更大程度上根据文化界限来区分自己，意味着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重要；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因此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就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冲突的根源在于不同文明国家或集团对人民、领土、财富、资源和相对权力的控制，也就是将自己的价值、文化和体制强加于另一个集团的能力。然而，这些所谓的“冲突”，无非是西方对立的思维模式所导致的各种现实冲突，以及将西方内部冲突（例如两次世界大战）外溢，使之表现为貌似具有普遍性的冲突。真正的文明不会冲突。既文且明，乃合于道，内则和合一体，外则文明融合。“文明冲突论”实则是在西方话语逻辑的掩盖下为维护西方中心主义而将非文明之间的冲突装入“文明冲突”这一箩筐而形成的伪命题。
针对“文明冲突论”，费孝通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进入现代社会之前，世界上各个群体大多是自给自足，自我发展，是“各美其美”的经济和社会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封闭的群体被打破。进入现代社会后，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群越来越成为了休戚相关的整体，就必须从“各美其美”上升到“美人之美”，摆脱本位中心主义，容忍不同的价值观，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日趋靠拢。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加强群体之间的接触、交流和融合，在实践中筛选出一系列能为各群体自愿接受的共同价值标准，实现“美美与共”。这样的社会也就是中国古人遗留下来的理想社会，即所谓“天下大同”的美好世界。
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结合《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理念，强调“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和羹之美，在于合异”，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浪潮引起的各种问题全球化的关键历史节点，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理念可以为应对并化解危机、世界秩序的重建，提供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世界呈现多元文化的格局，只有从多元走向一体，也就是走上“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道路，世界才能有光明的未来。
总之，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今，经济上通商往来、文化上交流互鉴等，都是在国家治理中必不可少的。中华文化极大的包容性源自于“和而不同”的理念及其背后“生生”的追求，支撑“和而不同”理念的是高度的文化自信。中华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提倡“和而不同”的治理境界。在文明交流互鉴、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中，中华文化将其它文化中合于“道”的部分吸纳融合，有悖于“道”的部分则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淘汰。外来文化在此过程中完成了本土化，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外来文化本土化，就是要对外来文化去粗取精，将其融入到“志于道”的中华文化之中。“志于道”“合于道”的特点不仅使中华民族在文明互鉴、文化交融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自信，也避免中华文明被其他文明反噬——即使在国家形态遭受局部入侵乃至发生朝代更迭时，文明也并未中断发展。
五、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中国的历史经验是“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化干戈为玉帛”“国虽大，好战必亡”“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使得中国始终追求和平的发展道路。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
“西方”曾一度是“高科技”和“文明进步”的代名词，现代化就等于西方化。“西方中心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哲学、社会，乃至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学术与实践，影响着全世界一代又一代人。“西方”被制造者和接受者神话成为了一种精神支柱。然而，真实的西方近代史是建立在殖民和掠夺基础之上，借助工业化而实现逆袭，其发展逻辑不具备普遍性，只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局部形态，其建立的功业只可大而不可久。文扬认为，“‘西方’这一神话，从西欧基督教诸国向东方的进军开始，在其征服全球的宏大历史中逐渐成形，又伴随着数百年来科学的发展，被一代又一代欧美知识分子东拼西补，逐渐成为一个完整的精神产品，服务于新老帝国主义的全球统治和霸权。”
15世纪至16世纪，新航路开辟，西方大航海时代到来，伴随开启的是殖民地的建立和对世界资源的掠夺（此过程至今仍未结束）。17世纪，欧洲主要势力建立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结束了欧洲三十年战争，表面上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18世纪，人类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迈入加速发展的轨道，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挖掘出了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整个世界也被逐渐卷入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从19世纪初维也纳体系，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雅尔塔体系，重复着“矛盾引发战争、妥协建立体系、矛盾累积再发战争、妥协再建新的体系”的循环。这种循环由西方根本性矛盾引发，并将世界逐次卷入，所建立的体系无非是欧洲各国在政治、宗教、资本扩张、资源掠夺和势力范围等方面暂时性地相互妥协。
当前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各类问题，亦是西方国家资本掌权、无序扩张、过度逐利、监管失守、政商勾结的必然结果，根源依然在西方国家的根本性矛盾。面对这些问题，西方自然会捉襟见肘、束手无策，甚至成为很多问题的幕后推手。世界各地爆发的局部冲突以及全球性新冠疫情大流行，就是“战争-妥协”循环中变相的战争，这是新自由主义破产前的垂死挣扎。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体系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只能将世界带入下一个“战争-妥协”循环，然而在世界存在核武器的现实中，人类根本经受不起一场核武战争。西方发展模式在使现代性得到空前释放的同时，将整个人类拖入了生存与毁灭的边缘。因此，唯有向东方这一具有“天下观”格局和“大一统”经验、承续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智慧和力量的中国，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中国作为雅尔塔体系下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是唯一可以破解西方“战争-妥协”循环的力量。
中国自古以来就提倡“王天下”而不是“霸天下”。“王天下”就是《大学》开篇所说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君主能够率先垂范，以修身为本，百姓也能够效法修身，结果必然是社会和谐。当别国来访，自然生起效法之心，主动学习中国的礼乐文化，这就是“王天下”，即为天下人做出榜样示范。
“霸天下”则如《群书治要·文子》中所说：“乱国之主，务于广地，而不务于仁义；务于高位，而不务于道德。是舍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这句话正切中美西方大国走向衰败的根本原因。《弟子规》中也说：“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这个“势”不仅包括政治上的权势，也包括经济上的优势、军事上的威势等。
关于“霸天下”和“王天下”的区别，《孟子》中也明确指出：“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商汤的地盘方圆七十里，但能够成为天下诸侯国效仿的榜样；周文王所统辖的地区不过是百里之地，但却使所有的诸侯国都臣服，都是因为他们的厚德。例如，在周文王还是西伯侯时，有虞、芮两国的国君因为田畔产生争执。他们听说西伯侯德行高尚，就前来请他评判是非。结果他们一进入西伯侯治理的国境，看到全国上下和谐安宁，人与人之间皆彼此谦让，于是惭愧得无地自容，不好意思再争执，无需评判就返回国去，并彼此互相推让田畔。天下人听说这件事后，归附周的有四十多个诸侯国。这些诸侯国臣服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为周的厚德所折服，因而愿意主动向他学习以道德仁义为核心的文化。
《群书治要·新语》中说：“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故尊于位而无德者绌，富于财而无义者刑；贱而好道者尊，贫而有义者荣。”在历史上，商纣王的酒池可以用来划船，糟丘可以用以登高远望，这难道还能算是贫困吗？他拥有统领四海的权柄，主宰着九州的百姓，这难道能说是武力弱小吗？然而论其功业却不能够保全自身，论其威势却不能守住社稷，这绝对不是由于贫穷弱小，而恰恰是由于自身无道德、对百姓不仁义！所以，懂得如何谋利却不明白大道的人，必然是众人所谋取的目标；敢于使用武力却缺少仁义的人，必定是战争攻伐的对象。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王霸之辩”始终是争论的焦点，但通过梳理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可以发现，王天下所成就的功业可久可大，而霸天下的功业虽可大但不可久。如今，王道天下与霸道殖民也成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背后的原因。正是在王天下超越霸天下理念的指引下，发展出了诸多超越：以人民为中心超越以资本为中心、社会安定超越资本扩张、合作共赢超越零和博弈、和平超越对抗、追求长久超越追求一时，从而呈现出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对比。汤恩比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养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
《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中国古人无论是在处理与家国社会之间的关系，还是在处理与天地自然之间的关系时，都崇尚效法于“道”，按照“道”的要求通达宇宙人生的真理，成就平治天下的事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人形成了关于治国理政和社会发展的庞大而又严谨的治道体系，其中既涉及为君之道、为臣之道等关乎“人”的一面，也有为政之道等关乎“制度”的一面。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道治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在文化传承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从10个大的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做了提纲挈领式的概括，即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为人们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底蕴指明了方向。这十个方面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好继承和发展，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所蕴藏精神气质的最佳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明的守护者，致力于探索如何为走入困境的人类文明迎来转机，为世界文明进步再次做出贡献。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角色与文化使命。当前，整个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国内环境也存在困难和挑战。在国际交往中，合于道则不会有冲突，产生冲突是因为背离了道的方向。中华文明是黑暗中的一道曙光。唯有笃定地坚守正道，以非凡的正气和锐气，运用适合于冲突双方实际情况的手段，使各方回归正道，人类文明才会有光明的未来。
总之，唯有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点，才能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并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出路。
刘余莉，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