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中，郑永年是对中国实际情况有扎实了解的一个。印象中，对郑永年先生的几次采访都是以国家大事为主题。2011年初，本报记者刚到新加坡不久，就到他在东亚研究所的办公室去采访，谈的主题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十八大前夕，我和郑永年先生再次谈起这个话题。

记得一年前问他中国最紧迫的事情是什么，他的答案很明确：房地产。他说，住房政策和房地产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因为房地产几乎绑架了中国的经济，年轻人靠自己勤勉工作大多数过很多年都买不起房子，这样的变化与中国亟需建立消费社会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

从当时的语气中，明显可以感觉到他的不安。

当时他也说，中国发展的确可以说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期，因为现在政府财政上较为充裕，有条件进行社会中等收入阶层消费群体壮大所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包括住房、医疗和教育。如果现在不做，过了这个时期，未来如果财政没有这么充裕的时候，想做恐怕也来不及。

让他把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排个顺序，他毫不犹豫地把社会改革放在了首位。按照他的说法，政治改革大幅度推进的条件并非十分成熟，经济改革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怎么样进行社会改革，通过循序渐进的变革，完成中国社会向富强、民主、文明的中等发达社会转变的重要步骤，是现阶段应该做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次采访，我们也在开头说到战略机遇期的提法。我也希望知道最近一年多的社会变化和他的观察是否让他的看法发生改变。

中国具备社会改革的条件

《国际先驱导报》：曾经有人说现在是中国发展和改革的机遇期，您怎么看?放在最近三十年或者十年发展轨迹中，为什么现在是机遇期?

郑永年：机遇期这个说法已经有很多年了，大家一般说的是经济发展的机遇期，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但是我说的机遇期跟人们一般说的不太一样，更多是指社会建设和社会改革的机遇期。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这三十多年里，在十六大以前整个的工作重心是经济工作。官方的说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功劳是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转型对中国重要，也是后来经济建设取得那么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我要强调的机遇是社会工作的机遇。Q：为什么你认为社会改革这么重要?A：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类似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但在社会建设上比较落后一些，反而更像过去的欧洲，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说的机遇就是这样，我们应当从前一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重心，转移到以社会工作为重心。当然经济发展也很重要，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应该说社会工作和经济发展并重。现在是一种失衡的状态，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出现了一定程度失衡。

搞社会建设需要钱。从世界历史来看，这里就有一个机遇期的问题。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可能永远保持高增长。现在经过长时期的高增长，政府和社会财富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因为政府在社会建设中居于主导地位，这个时候就要搞社会建设。这个时候不搞社会建设，到了经济增长比较平稳或走下坡路的时候，就搞不起来了。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确实有一个十来年的社会建设的机遇期。如果搞好了，就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反之就会麻烦了。

为什么说社会改革很重要?日本和四小龙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不仅达到了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也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日本在二战以后不仅有企业的终身雇佣制，而且政府也通过工资倍增计划，让中产阶级变得很大。新加坡也通过住房和公积金等制度实现了社会的转型。台湾和香港则依靠大量中小企业的发展。韩国和新加坡的情况差不多，中产阶级也比较发达。这个非常重要。中产阶级庞大意味着什么?一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就是消费社会。二，中产阶级意味着社会稳定。三，中产阶级意味着创新。

可把医疗作为社会改革突破口

Q：那过去十年，你如何看待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

A：过去十年，从政策转型来说我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十六大以前，就是一个经济工作，十六大以后的最大功劳就是开始提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慢慢把工作重心转移，慢慢把社会政策包括在议程中。

公平地说，过去十年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社会保障，如低保等，教育改革也做了一点，公共住房这几年也在做，医疗改革也在做。但是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中国的改革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可供借鉴，需要自己摸索。

公共住房、医疗和低保这几个方面，要想都齐头并进也确实不大可能，确实需要一个突破口。另一方面，这几年的外部环境也确实不太好，2008年以后很多措施都是在应付这个危机。这方面也不要低估，很多人说中国没有危机啊。最近几年欧美那么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仍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只是说，当政府大部分精力用来对付危机的时候，社会改革就有点停滞不前了。

Q：您觉得未来三五年有可能的突破口会是在什么地方?

A：我觉得医疗是非常大的一块。这是人的基本权利，不能因为没有几块钱就不给你看病。

Q：为什么医生应该获得高收入，但至少账面上是低收入，产生扭曲?

A：这些也是理念上的问题。比如说没有给医生和教授合理的收入，比如大学教师和教授，他们拿的工资很低。没有从正当的途径给他们足够的回报，他们就从其他地方去找。当然，如果要想让医生和教师回到原来拿钱比较少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人们的观念变了，他们应该获得高报酬，但是制度没跟上。观念变了，制度必须跟上去。

我为什么说社会改革有条件?比如说在新加坡，年轻的教授收入基本上100%或者至少百分之八九十来自基本工资，这样你有这个钱足够过体面的生活，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去踏踏实实做学问了。中国的情况不同，大概三四成是基本工资，但是其余的六七成你要到外面去寻找，实际上钱是有的，有很多基金。这就使得你没有时间做学问。你必须为了比较体面的生活去外面找钱。但实际上这笔钱现在是有的，只需要把结构调一下，比如八九成变成工资，你只需要好好做学问。有了这个基本工资，改革就行了，这个钱是有的。

向社会分权是社会改革的动力

Q：你觉得未来几年会有进展吗?希望大吗?

A：我想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任何一个体制都是危机驱动的，西方也一样。小危机小改革，大危机大改革。反正要改。欧洲也是危机驱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就是先发制人的社会改革，社会相对比较平稳。如果是倒逼改革，这样的机制就有点像以前的欧洲或者前苏联和东欧，会激进化，产生暴力。中国的选择要不就是主动改革，要不就是被倒逼着改革。再回到以前的做法肯定是行不通了，只能是符合社会发展大趋势的改革。

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社会改革的探索已经进行了十年，也应该知道下面怎么走了。

Q：改革可能需要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A：政府大多是自上而下的。现在整个世界的趋势都是地方政府的崛起和中央政府的衰落。日本也是这样。中国也一样，地方改革动力还是十足。只是有些模式成功了，有些模式不成功。

如果经济改革的目标是政府向企业分权，那么社会改革的主要动力就是政府向社会分权。不向社会分权哪能改革得动?Q：这也是社会改革没有突破的原因吗?A：对啊。现在也需要分权，不分权社会改革哪能推动。现在一些权力在部门之前流来流去，有从左手倒右手的感觉。过去的分权对企业有好处，现在的分权要对社会有好处。

壮大中产阶级，培育消费社会

Q：过去大概十年的时间，经济危机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你觉得经济发展需要转型吗?

A：中国经济发展当然是另外一个转型，出口转型要转向内需社会，这就需要建立消费社会。但是消费社会怎样建立呢?这就又回到刚才说的社会改革上去了。中国人为什么老是存款，因为房奴，孩奴，需要解决住房和教育、医疗等保障。中国经济能不能取得可持续发展，取决于我们能否建立消费驱动型社会，这一点非常重要。依赖欧美肯定是错误的方向。世界经济结构不平衡是由各个国家内部的不平衡造成的。中国的调整就需要建立消费型社会。如果接下来几年能够把中产阶级做大，那么很多问题迎刃而解。

Q：现在要壮大中产阶级，瓶颈在哪里?

A：从历史上来看，中产的壮大不外乎通过几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教育、医疗这些保障要做好。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中产阶级的确成长很快，但中国的中产阶级缺乏制度保障，今天的中产说不定明天就可能变成贫穷阶层。为什么呢?这个所谓的中产就是靠自己的存款，小孩上学了马上就变成孩奴了，买了房子就变成房奴了，一家人中有人得个重病，可以倾家荡产，因为没有保障。所以要把社会建设做起来，把社会保障做起来。另一个就是企业的责任，让人们的收入慢慢增加。在有保障的情况下，使人们的收入增加。

此外中国的特殊情况是二元社会，要做到城乡统筹发展，慢慢城市化。实际上现在中国是三元社会，除了农村和城市，还有农民工，包括他们的家庭成员，好几亿。他们已经是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但是却还游离在城乡之间。第一代还好说，第二代都生在城市，第三代都开始了，怎么把他们容纳进城市，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个中产阶层不大的社会是一个蛮可怕的社会。未来三五年、十来年很关键。一旦经济发展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就可能做不起来了。(陈济朋 胡隽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