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涵义是什么？作为“人本经济学的探索者”，常修泽教授在《人本体制论》提出三重含义：横向上是“全体人”，改革发展成果必须让全体人民共享；纵向上是“多代人”，在考虑发展问题时，不能只考虑我们这一代人，还要为后代着想；从内核来说是“多需人”，人有多种需求，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和社会需求，都不可或缺。

在他看来，物本主义是无法持续的，在物质匮乏的1960年，他见过村里邻里乡亲因饥饿去世，内心深处打下深刻的烙印。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之后，他发现居民收入曲线与GDP增长线“剪刀差”现象（即居民收入曲线在GDP增长线下方，呈剪刀状）“这就像剪刀一样剪了我的心，经济增长难道只是为了GDP吗？这是一种严重的物本主义思想，老百姓的收入和福利没有随之提高，这样的发展路数是无法继续下去的。”这促使他深入思考“人”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对于未来的改革，他最为关注的领域是经济社会改革，并引用其在专著《包容性改革论》中提出的“社会共生论”：强调“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必出走，中产必须扩大”。

他说：“这个社会需要共生，穷人要有脱穷的活路，富人也得有活路，更重要的是，中产阶层要有宽广的活路。”

《经济》：1984年您参加了莫干山会议，其精神实质是什么？当时主要参与了哪些问题的讨论？

常修泽：1984年春天，我跟着谷书堂老师到深圳调研体制问题，之后我写了一篇题为《从蛇口工业区开发得到的启示》的论文。蛇口最大的启示是，我们国家可以像蛇口一样实行“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今天讲的市场经济）相结合”，当时我把蛇口看成是“中国改革的一个试管婴儿”。在莫干山会议上谈了这个问题，引起重视，成为大会和《经济日报》选登的18篇理论成果之一。

关于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精神，我认为，主要有4条：

一是时代责任精神，即“家国情怀”。当时参会代表中有一批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年纪最大的也就40岁出头，都有一股自强不息、以图国家富强的家国情怀。

二是公平公正的竞争精神。如何给处在社会底层的年轻人提供一条上升的通道，莫干山会议开了一个先例，其在遴选参会代表时有几个“不讲”，即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务、不讲关系，“英雄不问来路”“以文选人”，这打破了看血统、看资历的框框束缚。

三是自由争鸣的精神。例如围绕价格改革模式参会代表自由争鸣，理论依据也不一样，有的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依据，有的以均衡价格论作为理论依据。

更为关键的是，围绕价格改革的路径问题，会上形成了三种意见，一种主张以“调”为主，认为零星的商品价格可以放开，但大部分价格还需要政府调控，其代表人物为田源等同志；第二种主张以“放”为主，代表人物是当时西北大学研究生三年级的张维迎同志，他在会上以“温度计”比喻，称价格就像水银柱一样，应随着供求关系和竞争态势的变化而变化，单纯的“调”是无法将其调到合适位置的。在“调”和“放”争论过程中，产生了第三种主张“调放结合”，其代表人物有华生、何家成、高梁等同志（这些都有资料，不必赘述）。

可贵的是，1984年莫干山会议形成了上下互动、社会对话的良好氛围，这是很难得的，也是其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来的原因之一。

《经济》：2003年，您曾写过一篇主张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产权制度的研究报告，并报上级，当时提出这样一种“现代产权制度”的初衷是什么？

常修泽：这是有关方面布置的一项研究任务。说实在的，一开始我也是一个“狭义产权论”者，对“产权”的理解比较窄，基本上是将产权看成是一种“经济物品的权利”。转向“广义产权”的契机是2003年，因为当时有这种宏观需要，要我写一份关于产权的“基础性研究报告”，于是重新思考和研究“产权”的含义，感到把产权仅仅定位于“经济物品的权利”是不够的，这种“狭义产权论”，除了忽视环境和自然资源产权外，更严重的是，缺少了对于“人”自身产权的关照，例如劳动者的劳动力产权、知识分子的知识产权、技术人员的技术产权、管理人员的管理产权等，这是自己在构思上的一个“涅槃”。

于是写了一篇您刚才说的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产权制度的报告，认为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外壳”太小了，无法囊括上述多样的产权，应“从广义上”把握产权的内涵，建议提“现代产权制度”。

2009年出版的《广义产权论》一书，主要有三点要义，概括起来是9个字：广领域、多权能、四联动。

第一点，“广领域”。广到哪儿？1，“广到天”，天上有环境产权，包括碳产权排放和交易，后来碳产权交易搞了起来，但是总的看，环境产权进展不尽如人意，碳产权交易惨淡经营；2，“广到地”，主要是六大资源——土地、森林、矿产、草原、淡水和海洋；3，“广到人”，包括人的各种产权，如知识产权、管理产权、技术产权和劳动力产权等。

第二点，“多权能”。只要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权利，有权利的地方就有产权。2009年《广义产权论》一书探讨过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流转问题，虽然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但土地的承包权是农户的，承包权的经营权是可以转让的。在《广义产权论》里，使用权也是产权。

第三点，“四联动”，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这四项制度是联动在一起运作的。1，产权界定方面，所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分别属于谁，需要界定清晰；2，产权配置方面，什么样的地方配什么样的财产性权利，产权配置要适合得当；3，产权交易制度方面，目前我国建立了200多家产权交易所，原则上各种产权交易都可以进行；4，产权保护制度方面，公权力对产权的侵害比较严重，导致很多冤假错案，产权保护至关重要。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决定正式使用“现代产权制度”的概念，很好。你想到的，别人也会想到，只能说“不谋而合”而已，若说贡献应该是起草组同志的集体智慧。

《经济》：2013年您出版了《包容性改革论》，提出“民营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需要有重大突破”。请您谈一下，包容性体制的重要性。

常修泽：《包容性改革论》主要针对的是“排斥性改革论”，潜台词是我们排斥了一些不该排斥的东西，例如，实际存在着“排斥民营经济”的现象，而且比较严重。

2017年1月10日，我写了一份内部报告，题为《关于保护企业家的七点意见》，提出在理论上我们对民营企业家存在排斥问题，没有给民营企业家相对应的地位，这份报告先在《人民日报》上摘要刊登，后被《经济参考报》全文公开。

2018年11月1日，中央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时提出两个重要观点，第一，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第二，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这两个认识有助于克服民营企业家预期不佳的倾向。

《包容性改革论》曾提出，“21世纪的文明史，将昭示一条规律，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包容性体制与排斥性体制，两个各有优劣，但是算总账，“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

《经济》：在下一步的改革中，您最关注哪个领域？

常修泽：我会更关注社会改革，我在《包容性改革论》中，提出一个“社会共生论”，核心就三句话，“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必出走，中产必须扩大”。这个社会需要共生，穷人有脱穷的活路，富人也得有活路，更重要的是，中产阶层更应有宽广的活路。

下一步的改革应该按照规律来办，我在2018年发表了《中国改革40年若干规律性问题的认识》，有四条：第一，“一个根本”，以人的发展作为改革的根本；第二，“两相结合”，社会主义一定要和市场经济结合，而且下一步要从1.0版的结合迈向2.0版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三维生命体”：“天有生命，地有生命，人有生命”，要以“天地人产权”来打造“天地人的命运共同体”；第四，“四方文明交融”，中华文明一定要和世界文明交融发展。

简介：

常修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长期从事制度经济学领域关于人的发展理论、广义产权理论和中国转型理论的研究，著有《人本体制论》《广义产权论》《包容性改革论》等学术理论著作，被学界称为中国“人的发展经济学领军人物之一”和“对产权问题素有研究的经济学家”，其理论贡献被收入1949-2009《中国百名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精要》一书，并入选《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1998年入选英国剑桥《国际名人录》第26版。

记者：张军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