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全会指出未来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构建发展新体制方面，提出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税收制度，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等。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该如何应对？未来要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稳增长要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吗？全会指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十三五”期间各项改革处于什么关系，如何协调多项改革？牵涉甚广的财税改革，该如何推进？就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

刘尚希认为当前正处于一个转型升级的理想状态，应通过体制改革来营造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环境，带来经济长远稳定的增长。他尤其提到此前被忽略的社会改革，应该放到更重要的位置。

不用过分担心经济增长的问题

《21世纪》：公报提出未来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此前经济增速下降，“稳增长”是否要放到更重要的位置？

刘尚希：就现在的宏观形势来看，不用过分担心经济增长的问题。当前国内有很好的转型条件，如人口老龄化使就业压力大大减轻、居民收入增速较高等，可以支撑将重心放在转型升级上。

人口老龄化带来很大的养老压力，适龄劳动力减少，人口红利也随之减少，这似乎是一个坏消息；但同时，就业压力不是太大，现在转型升级不会带来大量失业的问题，这又是一个好消息。如果现在我国适龄劳动力处在高峰期，经济增速的趋缓，会导致大量失业，逼迫短期政策扩张，稳增长就不得不摆在首先。我们当前面对的情形恰恰不是这样，从而变为一个有利条件。

居民收入的提高，造成企业成本的上升，给企业造成了更大压力。这似乎又是一个坏消息。但这种压力可迫使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消化人力成本。与此同时，居民收入的增长，能拉动总需求，能促进消费的平稳增长，这又是一个好消息。

转型升级需要有一定下行压力，当然这个压力需要有个度，现在经济增速趋缓各方都可以承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经济增长趋缓给市场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企业转型升级就会有动力；在经济普遍上行的时候，企业都能赚钱，市场不会去转型升级，也没有必要。

政府要有定力，短期的政策有必要，更要关注长期改革。经济增长是一个结果，政府不应紧盯着经济增速这一结果，应致力于营造更好的环境，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促成经济的增长；通过切实的改革，让市场各方对中国经济前景更有信心。

现在政府在力推“简政放权”等改革，改革有进展，但低于预期。改革还需要全力往前推，稳增长的短期政策要和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不能过于往前。

国家战略需要推动社会改革

《21世纪》：公报要求构建发展新体制，那么在“十三五”期间应该尤其注重什么方面的改革？

刘尚希：全面综合的改革聚焦在政府改革，未来要推动政府全方位的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等。

经济改革，主要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应在哪些方面放手，比如价格改革等。社会改革，主要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这块要重点关注，应作为十三五改革的重点来抓。

国家战略需要推动社会改革。比如创新驱动，若只局限在经济领域，解决不了问题；创新牵涉到科教体制改革，需要培养本土人才。只有实现人力质量红利的积累，才能为经济长远发展打下基础。

比如事业单位改革，若改革顺利的话，能减轻财政负担，还能激发更多活力。

比如公共服务的提供。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只靠政府是不够的，还需要发动社会组织，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由社会组织提供更多公共服务；发动社会组织，参与到扶教、扶贫的行动中去。

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充分供给，能缩小贫富差距，提升人的能力，避免贫困的代际传递，有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现实中，即便想办公益性学校或医院的设立都很困难，因为有形无形的障碍仍很多。

还有监管问题。只靠政府监管管不过来，需要培育行业自律组织。自律意识的形成，能避免过度市场化、唯利是图带来的各种扭曲，各种假冒伪劣产品横行，不讲诚信道德等问题。

社会改革需要充分相信群众，能把自己的事情管好，真正依靠群众来管理社会，政府也能从繁重的管理事务中解脱出来。

现在社会改革存在条块分割的问题，事业单位改革、科教改革、医疗卫生改革、社保、社会组织改革等，都是单独进行。社会改革也需要全盘考虑，有一个整体方案，除了经济、政治、生态文明领域的改革，其他都可以装进社会改革来统筹考虑。

社会改革就是让社会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这可以化解很多社会矛盾，也能带动其他方面的改革。社会改革有利于形成一种共同体意识，提高公民的公共责任感。社会需要填补政府和市场的空缺，政府大包大揽，管理太多事务，一则管不好，又容易对市场造成干预；社会组织的健全，有利于净化市场，弥补过度市场化，市场行为短期化、投机化等问题。

《21世纪》：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这样的要求下，政府的改革应如何进行？

刘尚希：当前各方面都在大力支持创新。现在地方鼓励创新的办法有所改进，但主要还是给钱，定一个比如高新企业的标准，让企业自行申报，申报通过就给钱。而且政府投入的资金分散在不同部门，各个部门间不通信息。

有些企业可能就将主要精力放在套取政府资金上，减少了真正创新的活动。因为创新往往要投注很多精力，可能几年之后才能看到成效；但政府补贴当期就能拿到，相对容易，也能成为企业利润。政府对创新的资金补助，动机是好的，却异化了企业的行为，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政府的政策是用来激励企业，应当是一个配角。比如扶持创新，应针对企业在创新上真正碰到的问题，对症下药来解决，有时候不仅仅因为缺钱，企业可能是缺人才、好的环境，是一些机制体制的因素阻碍了创新，钱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财税改革应与政府改革互动

《21世纪》：财税改革在“十三五”处于什么位置？财税改革推动似乎比较困难。

刘尚希：财政是作为一个切入点，来带动政府改革。比如，预算改革就是通过预算来体现政府活动范围和方向，也借此约束政府行为。

财税改革在技术层面上，表现为全口径预算、中期财政规划、政府资产负债表等，这些实际上都是为推动政府的改革，比如中期财政规划和政府决策方式相关，政府决策要从年度为主，到要和中期结合起来，未来可能还要有更长远的战略规划。

财税改革困难，是因为涉及到政府各个部门的利益，还涉及到政府和人大的关系。比如预算改革就涉及到各个部门的利益，现在改善财政资金的使用只能在增量上做文章，通过整合资金来提高使用效率，存量资金属于部门利益，难以调整。

预算改革要想有效推动，需要政府改革的有效推动。如何打破部门利益的藩篱，让预算资金的分配使用上更有效率，需要优化政府间横向部门权力的配置问题。现在部门主义盛行，协调的成本越来越大，预算改革推不动，政府的效率也会大大下降。

另外，中央和地方关系，如何发挥两个积极性，既是财政问题，也是政府改革的问题。

现在有一个问题是，把财政改革贬低为一个部门的改革、一个技术化的改革，这样的话就起不到作用，财政改革是整个全面深化改革的切入点，通过财政改革去推动政府的改革，但也需要政府改革配套联动，进而带动经济、社会等其他方面的改革。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