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曾在十九世纪遭遇生存危机的“蕞尔小国”日本，利用发展生产力、制度改革、对外开放和国际博弈实现本国的崛起，从摆脱任人宰割到主宰自身命运、再到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日本的崛起与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如今，日本能否顺应时代潮流，妥善处理国际关系成为世界关注的话题。
【关键词】日本崛起 社会改革 国际博弈
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被称为孤悬于西北太平洋之上的“蕞尔小国”，国土面积仅37万平方公里，资源匮乏。十九世纪中期，面对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叩关”，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一样遭遇了生存危机。然而日本以此作为弃旧图新的历史机遇，并最终化危为机，成为东方第一个摆脱列强欺凌、顺利实现现代化，并以侵略扩张建立起海外殖民地的唯一亚洲国家。二战后，遭遇了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战争失败的日本，在废墟之上迅速崛起，创造出“经济神话”，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直至2010年被中国超越。从摆脱任人宰割到主宰自身命运、再到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日本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同样都留给世界无尽的思考与镜鉴。
通过弃旧图新的一系列改革，日本逐渐化解危机，实现国家的崛起
其一，着力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强化经济实力，为崛起奠定物质基础。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废除落后的生产关系，日本从落后的封建体制迅速转变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本主义体制。明治政府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繁荣了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产量的提高。明治政府将大笔资金用于发展重工业，进而带动了轻工业以及其他工业的发展，使日本成为当时世界列强中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二战后，日本通过一系列改革消除了寄生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起小农所有制，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战后日本政府格外重视制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如1960年池田勇人政府推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等，为宏观经济提供指导。政府实施强有力的行政指导，通过贷款补助等多种手法，引导企业服从政府的统一指导。
其二，改革社会政治制度，强化国家权力，为崛起提供制度保障。明治时期，日本宣布废除幕府和地方藩国，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废除不适应新型生产关系的落后政治体制，为新制度的发展开辟道路；废除“士农工商”的封建等级制度，提倡“四民平等”；取消武士俸禄，使中央政府得以甩掉沉重的财政负担。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设立国会，实行宪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君主立宪体制国家，为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自由竞争奠定了制度基础。在政府强势领导下，日本顺利地废除了封建制度，取消了武士和农村领主特权，并数次镇压没落武士发起的暴动，为改革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战后日本通过一系列改革，废除军国主义体制，强化公民权力；制订“和平宪法”，放弃作为国家发动战争的权力。由此，日本得以确立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立宪体制，成为和平主义国家，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三，对外开放，吸收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思想观念，为崛起营造软环境。明治时期日本多位理论家都提出，要维新图强，必须“开国”。明治政府坚持对外开放的国策，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学习先进思想文化，促进国内社会“文明开化”。在坚持“和魂洋才”的前提下，日本大量翻译引进西方著作，广泛介绍西方学术思想，促进国内思想界争鸣。政府倡导学习西方文化，改良日本传统文化，为改革创造有利的社会氛围。明治时期，日本民众开始改穿西式服装，食用西式食品。战后日本更加注重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学习，这为民主化改造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必要条件。
其四，巧妙利用国际多边博弈，趋利避害，为崛起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明治初期，日本利用欧美集中关注中国大陆、以及亚洲邻国为反抗列强压迫而掀起“亚洲风暴”之机，加紧推行各项变革；利用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使其相互掣肘、相互制衡，废除不平等条约，确保自身安全。进而，日本利用列强在华殖民利益的争夺，实现在远东的侵略扩张，先是借助列强对华觊觎之心发动甲午战争，随后借助英俄矛盾挑起日俄战争，并相继击败清王朝与沙皇俄国。二战后，随着冷战迅速升温，美国为对抗苏联转而对日采取扶植政策。日本则利用美国对日战略需求的上升，以提供军事基地换取美国安全保护，使日本得以集中于经济建设，同时为发展经济争取到大量优惠条件。
日本崛起的经验与教训，带给世界无尽思考
其一，能否准确把握、主动顺应时代潮流。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开放的商品经济体制代表时代发展的潮流，封建锁国体制已成日本变革图强的障碍。二战后，日本经济凋敝，民众向往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时代的必然，更是日本不得已的选择。在这两个时代节点上，日本统治精英层敏锐洞察大势，作出了明智的战略选择。但是作为反面例子，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对外侵略、并且不断扩大侵略的道路，最终加速了日本帝国的颠亡。
其二，能否妥善处理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明治时期，在伊藤博文等人的坚持下，日本尚能奉行“与列强协调”的国际战略，但是进入昭和时期（1926年），在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日本国内社会矛盾、与美英等西方列强的矛盾同步激化。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逐渐走上与美英对抗的道路。1932年日本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当独霸中国的图谋失败后，于1933年“愤而退出”国际联盟。日本与国际秩序的对立，最终演变发展为与整个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对立。
其三，能否妥善把握民族主义“双刃剑”。战后日本在“吉田茂路线”指引下，集中精力于经济建设，昔日的民族主义转化为“集团主义”、即“企业社会型民族主义”，创造出独特的经营管理模式，对经济腾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近现代史上，日本民族主义曾经几度狂躁，昭和时期发展为“军国热”，中下级军官、右翼分子行刺政治家的事件多次发生，并最终将日本推上扩大对外侵略战争的道路。对比当下，在经济社会发展失去“第三个十年”的背景下，日本“新民族主义”风头日盛，其中不乏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成分。正如政治家小泽一郎所警告的那样，目前日本社会出现的一些现象与战前颇为相似。着眼未来，民族主义将把日本带向何方，值得世界关注。
【参考文献】
①《关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战后70周年谈话”》，人民网，2015年8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