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乳肥臀》一九九零年代出版时，受到过严肃媒体的严厉批判，认为此书有些内容丑化八路军，美化国民党，甚至“母亲的丰乳还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认为此书某个情节污蔑共产党“共产共妻”，最后还用另那个年代过来的知识分子都为之胆寒的诛心之论推断，莫言的匕首、标枪投向我们党的。（《红旗文稿》1996年12期 作者：彭荆风 原题为：莫言的枪投向哪里?——评《丰乳肥臀》。《红旗文稿》为求是杂志社主办的、面向国内发行的综合性政治理论半月刊，是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宣传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宣传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阵地。）这种论断在今天看来过度政治化，但是却明确地传达出一个信号，莫言肯定不是维护体制的寄食文人。这相当于给今天并不熟悉莫言作品而把莫言看成是亲体制而大加鞭挞的人的一记响亮的耳光。陈希我先生认为“只要认真看过莫言小说的人，不会认为他是个歌功颂德的作家。”（香港《阳光时务周刊》2012年10月18日总第27期《他用人性欲望与体制周旋》，作者：陈希我）这个看法是非常准确的。
诺委会之所以绕过中共党员、作协副主席这些政治色彩较浓的头衔，把文学奖颁给莫言，也不仅仅是因为有人所谓的文学技巧的成熟。其实，诺委会基本上是公平的，文学奖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多意识相态色彩。莫言之所以得奖，有其成熟、诡异的文学技巧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莫言的小说中并不缺少批判精神人道主义关怀。对莫言而言，面临的尴尬是，很多人因为他的头衔和抄过《讲话》等行为，根本不去读莫言的作品，就对他指手画脚。实际，莫言在接受采访时屡次说过其作品是“超越政治的”、“是从人性出发的”，甚至还说过，“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我们是不可以将作品和作家言行完全划等号，一个人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要不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多且深。下边以《丰乳肥臀》为例，分析莫言小说的批判精神和人道主义。
一、 批判精神：政治与传统
批评者以为莫言缺少批判性，主要指对于政治的批判。但是把思路打开的话，依然可以清晰地发现，莫言的作品富于批判性，并且有政治批判性。《丰乳肥臀》（包括其他作品）很少有直接描写政治的，这或许是出于作者的某些考虑，但是一部小说，尤其像莫言所写的有写实色彩的小说是不可能绕开政治的。《丰乳肥臀》主体部分是通过上官金童的视角叙事，也有无限制视角叙事，因此我们能清晰的感受到叙事者和隐含作者的双重存在，作为叙事者的上官金童只是将所见到的故事说出来，小老百姓自然不会懂政治；作为隐含作者的叙事（上官金童的视角触及不到的），虽也是修羞羞答答，不刻意去挖掘政治，但是也避不开。正是这种不加评说，而故事本身又不得不涉及，才使得文本有一种和政治有关的内在张力。为什么“上官家的人，像韭菜一样，一茬茬的死”？母亲所受的苦难来自哪里？母亲似乎很少消停过，开始的和平年代有不能生育、懦弱无能却虐待妻子的丈夫，凶悍无情、动辄得咎的婆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女儿们一个个离去；好不容易又和平了，却被阶级斗争折腾的骨肉分离，玉女沉水自尽，金童判刑十五年；挨到了头，阶级那一套过去了，却是拜金潮流的汹涌而至，倔强的母亲不依靠任何人，独自生活，最终还是要操心没用的儿子；死了应该好了吧，没有，入土为安了还要挖出来火化。初看起来，母亲一生的苦难都和养活孩子有关，实质上和政治又是分不开的。而且，莫言并没有隐恶。
无论是土改初期的砍头，还是后来的阶级斗争，是迁移，还是饿死人，都写得及其逼真，更为有代表性的是蒋立人（也叫鲁立人、李杜），书中的中共代表人物，铁路爆炸大队的政委，却是个奸诈狡猾、心狠手辣的角色；野蛮狂欢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各种运动，竟然当众侮辱一个被压迫的妓女——母亲的四女儿——想弟，这些疯狂的政治运动造成的疯狂地饥饿，炊事员竟然用馒头诱奸了厂里几乎所有的女右派，包括最高傲的乔其莎（七女儿）。作者在写作中并未公开怒斥或批判，这或许令读者并不过瘾，然而作者喷薄出来的却又都和政治有关，在我们明明感受到了、作者偏偏不说之间，其实更能唤起我们的思考，也扩展了文本内部和文本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张力。仔细阅读的话，就会发现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描写，可以作为我的例证：
爆炸大队几百号人，落汤鸡般站在河堤上，他们互相看着，有的人流了眼泪，有的人暗暗欢喜。鲁立人看着自己的被彻底缴械的队伍，猛回头朝着河水扑去，他想沉河自杀，被部下紧紧拉住。他站在河堤上，默想片刻，忽然抬起头，对着河对岸人群嘈杂的大栏镇怒吼着：“司马库，司马库，你等着瞧吧，早晚有一天老子们要杀回来！高密东北乡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现在暂时是你们的，但将来归根结蒂是我们的！”（选自《丰乳肥臀》）
我们细读一下鲁立人说的话，凡是有一定知识积累的人立刻能获得那种千丝万缕的互文性带来的张力：党派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当下与历史之间。凭借历史知识，我们知道，鲁立人他们肯定会回来，回来后会有灾难性的二十多年，这调动起我们的政治历史知识，形成文本间的张力；重点还在于这句话本身是模仿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苏联会见留学生时的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实际上这不可能是鲁立人模仿毛泽东，至于是作者有意为之还是处于癫狂写作状态时的灵光一现，我们无从得知，然而实际效果是，打通了文本与世界，让读者获得另一种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幻、政治与苦难的咬合张力。
很多人批评莫言“审丑”，甚至有诛心之论认为莫言为讨好外国人故意把中国人不好的一面暴露出来。尤其是现在这个阶段，对于传统和劣根性的批判似乎随着新儒学的崛起而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这里不做争论，只说两点：一，小说是虚构的，卡勒认为文学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想象性虚构”，小说更是如此，因此不必把小说作为历史、回忆录、访谈录、传记去较真的研究；二，作者有创作的自由，那种非要求作者表现什么或不表现什么还是政治干预文学时代留下的思维。
《丰乳肥臀》对于传统或者劣根性的批判，最明显的是一个复杂的象征或者叫隐喻：上官金童离不开奶子。这个线索几乎贯穿全文，无论作者主观意图如何，其必然有深层的象征意义。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和乳房有关的词（乳房、乳头、奶子、奶头）全书出现不少于490处，再联系母亲的象征形象——地母，可以推断乳房象征的应该是农耕文明。上官金童的行为怪诞行为就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的行为，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靠着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我们世代繁衍，走到今天。这就是母亲为何如此重要，这就是乳房为何如此重要。但是又恰恰是这乳房害了这个民族，依靠着这乳房，他们在几千年来的集权体制中从未走出过，以至于几乎每个人身上都带有“威权主义人格”（阿多尔诺等所著的《威权主义人格》、霍克海默的《威权和家庭》、弗洛姆的《逃避自由》有相关知识）的影子，这不但使民族跳不出历史循环，甚至严重阻碍其接受现代文明的曙光。比如上官寿喜，就具有典型的威权主义下的主/奴性格，在母亲上官吕氏面前，他就是奴才，挨打挨骂，麻木的抬脸受着；而在妻子上官鲁氏面前，他就摇身一变成了主人，一副志得意满、牛逼哄哄的嘴脸。
这种对传统留下的劣根性的批判，我们同样可以找一个典型的描写：
瞎子说：“司马库是满天飞的鹞子，你们逮不住他，俺求政府，一命抵一命，把他的儿子和女儿枪毙了吧。县长，俺知道您跟司马库沾亲带故，您要真是青天大老爷，就准了俺的状，您要是徇私情，俺徐瞎子回去就上吊，免得司马库回来折腾俺。”
……
鲁立人掏出手绢揩揩额上的汗，双手绕到脑后紧了紧红布带子，蜡黄着脸，走到台前，高声宣布：“我们的政府是人民大众的政府，是执行人民意愿的，现在，我请求大家，凡是同意枪毙司马库的子女的，举起收手来！”
……
台下的百姓都深沉地垂着头，没人举手，也没人出声。
……
鲁立人道：“同意不枪毙司马库子女的请举手。”
群众依然深沉地低着头，不举手，也不出声。
公正的说，这些群众绝对是我们的同胞，这就是他们的表现。当然，这一段描写也能让人联想到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批判。
二、 人道主义关怀
莫言的批判精神有争议，莫言的人道主义也有争议。客观来讲，莫言的作品是有人道主义关怀的。以《丰乳肥臀》为例，莫言描写了众多的民族苦难和个人的苦难，尤其是个人的苦难，这本身就是一种唤起悲悯情感的人道关怀。尤其是将无力的个人，置身于战争风暴、政治漩涡之中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打仗，为什么要死人，为什么要自相残杀；母亲为什么遭受那么多罪，骨肉为什么分离，女儿们为什么大部分横遭不幸，这都是为什么，他们不知道。正是在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想好好活下去的他们身上，我们才看到所谓集体、政治、国家的虚伪一面，才感受到个人的生命、感情、自由是最重要的，才让我们反思，为什么这些愿望达不到，到底是什么在剥夺个人的意志，是因为人类的死本能还是因为扭曲的意识形态。
举两个细节，就可以看出《丰乳肥臀》中的人道主义关怀。还是上边枪毙司马库的儿女的情节，在鲁立人下令枪决他们的时候：
母亲揽着司马凤和司马凰。司马粮机警地趴在地上，慢慢地往后爬去。百姓们的身体好像不经意地摇晃着，遮挡着爬行中的司马粮。
并且，当哑巴把司马凤和司马库捉住，大姐上官来弟挡住哑巴的时候：
……正当瞎子徐仙儿良心发现地说‘县长，不要杀她们了，俺娘不是吊死的，俺老婆死了不全怨司马库’时……
这里，作者以悲悯的笔调，在两个孩子即将被当做“反动落后的社会制度”、“两个符号”丧命的时候，人性的光辉终于显现，让读者心里升起净化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对生命的认同和重视，是由人及我的悲悯。还有一处值得一说：
兔子伸头了，慢慢地露出生满长毛的嘴巴。他一镰劈下去，因为兔子的头及时缩回，他劈了个空。等到兔子又一次抻出头时，他感到镰刀的尖儿深深地扎入了它的脑壳中。他把镰刀猛地往外一拖，那只肥胖的野兔子便浑身哆嗦着躺在脚下了。刀尖从兔子的眼眶那儿，深深地扎了进去，一缕像丝线一样的血，沿着雪亮的刀刃渗出来，兔子的玻璃球一样的眼睛狡诈地眯缝着。一阵冰凉的寒意突然袭来，他扔掉镰刀跳到沟畔上，四处张望着，好像要求人帮助的、闯了大祸的儿童。
……
“娘……”他痛苦地说，“我，杀了一只兔子……啊，它真可怜，我真后悔，我为什么要砍它呢？”
……
“我的儿，”母亲说，“你听着，现在，你就像个男子汉一样，把这只兔子拎到墨水河边去，剥了它的皮，开了它的膛，洗净它的肉，煮熟了，孝敬你的娘，她已经半年没沾荤腥。剥皮开膛时，你可能下不去手，你会觉得残酷，……”
这种境况，其实是一种伦理悖论，是关于生命的难以有具体答案的终极问题，每个伟大的哲人、每种伟大的宗教所给出的答案是不同的。母亲后边的回答（未引，出现了“人是万物之灵”）其实有点不符合她的身份，“人是万物之灵”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潮。当然作为小说，这不必深究。不过我们可以看出，母亲给出的答案是，为了人，可以剥夺可爱的兔子的生命。面对这样的伦理困境，每一位读者都会思考，关于我们人类本身，关于所有的生命，关于大自然。这正是根本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关怀，所关怀的不止是人类的物质需要，而是一种人类自身的定位问题，既包括个人在族群中的定位，也包括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定位。这也不由得让人想起周作人先生所说的，中国的孩子小时候会用残忍的方式杀死苍蝇，当然也包括其它昆虫了。我本人曾看见一个小女孩执意要把地上的蚂蚁踩死。这其实是生命教育的缺失，是人性冷漠的根源。
展现金钱对人的异化，也是人道主义关怀。从八九十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感受到了金钱对国人的异化。可能是由于经历不充分的原因，莫言先生虽然力图表现这方面的内容，但是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在此不作详细说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批判也是一种人道关怀。上文所说的批判，让我们反思自身，反思我们的民族，也是对人的关怀。人道主义是超阶级、超政治的，我记得大学期间看《外国文学史》一件很让人大跌眼镜的就是，对很多外国作家作品中的人道主义，要命名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恰恰是阻碍人道主义的一种表现，是一种意识形态偏见，甚至是一种洗脑策略。这恰恰是作家们一定要有人道主义关怀，并且一定要把人道主义关怀和批判精神结合起来的原因。任重而道远，士不可以不弘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