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天仍有一大憾事，即鲁迅的形象被教科书毁的一塌糊涂，以至于大部分人并不了解鲁迅却十分讨厌先生。除了专门做鲁迅研究的学者外，能领会鲁迅深刻思想的人并不多见。让非科班出身的老师对一群青春期的孩子讲鲁迅，确实有点不伦不类。刻板印象中鲁迅似乎就是批判礼教的尖酸刻薄的臭老头子。但是事实绝非这样，鲁迅远没有过时，其思想深度也没有多少人能够超越。本文做一件有意思的事，将鲁迅直接请到2012，并假设其经历了1936年至今的所有事件和历史细节。
一 关于时代的体认
如果鲁迅活到今天会怎样认识这个时代？这是比较难说的一个问题，曾经我们官方意识形态将鲁迅捧得高高在上，如寺院里的神灵或者祖宗的排位，不容任何人触动。作为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且晚年作为左联领袖的鲁迅会不会向权力靠拢呢？我想这个是不会发生的，作为独立人格极强的知识分子，鲁迅从未向权力低过头。当然有人说那是因为鲁迅吃软不吃硬，这确属事实。但是，鲁迅不会因为吃软而投降。这可以从鲁迅与国民党的关系中看出来。1927年1月由于北方政府的通缉，鲁迅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到达后受到各界重视，此时的鲁迅即被封为革命家，并被各处请去做演讲，然而受到如此厚待的鲁迅并未迎合这些革命者，很快便孤零零的离开了广州，最终还与国民党当局决裂。基于此，我们看到鲁迅是不会受这些头衔和荣誉的胁迫，依然能保持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解决了这点，鲁迅就可以理性冷静的分析这个时代了。
对中国历史的概括，在《灯下漫笔》可谓最深刻，今天的某些人看来或许接受不了：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对，鲁迅就是这么概括的。最后鲁迅总结中国的历史是“人肉的宴席”。这时我们分析一下鲁迅为什么如此概括。从鲁迅的作品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出结论：首先是压迫的存在，一个阶层对大部分人的压迫；二是长期的集权制培养出来的奴性。漫长的中世纪对中国人的影响非常大，可怕的不是“奴在身”，而是“奴在心”，是百姓习惯了做奴隶，默认了强盗逻辑。我们反观现在，虽然器物上现代化基本已经完成，但是现在大陆的政体仍然是中央集权制，并且官权和暴力机构空前强大；虽然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甚至文革，但是中世纪的思维方式渗入国民的文化心理结构，想要剔除十分之难。最基本的方法是从教育做起（新文化先贤也重视青年），而教育大柄握在党派手中，使得中小教育中没有基本的公民教育和现代文明教育，而充塞这意识形态的东西；加之资本社会兴起导致的消费文化崛起，文化思想的现代化基本处于真空状态。如林语堂先生说过“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在动物世界里找不到，在当代中国却多的是，有学者认为不能由批判个人上升到国民性，认为“族群过于庞大，各类族群各类人物良莠不齐，是常态。取其一点攻击其余，是形式逻辑不过关。”实则不是这样，国民性的批判绝不是个体批判直接上升为族群批判。国民性批判批的是族群中大部分个体做得或趋向做的习惯性行为，比如文革中所报露出来的盲目、丑陋、残忍，比如六四后的成片的效忠，直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以“暴徒”称呼当时年轻的学生，这绝对是一种体现统治阶级的思维。因此可以说，当今之中国，并没跳出中世纪历史。
这样，对时代的体认大致可以完成。这个时代总体说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当然是小部分人做了老爷，大部分人做稳了奴隶，还有一小部分如被强拆者、上访者等想做稳奴隶而不得者。若从大历史角度看，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中共政府，借用九斤老太的话是“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二、思想的坐标
当代中国大陆思想领域大致要分四个主流：官方意识形态、亲政府的新左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传统卫道者。鲁迅在今天属于哪一派呢？这个比上一个问题更加难以判断。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鲁迅肯定不会站在政府一边，虽然鲁迅是名义上的左联领袖，那是因为鲁迅确实对弱者有很深的同情。误把鲁迅推到共产阵营并因此偏见极大的夏志清这一点却看得也很清楚，《中国现代小说史》中：
“在他一生的写作经历中，对青年和穷人，特别是青年，一直采取一种宽怀的态度。这种态度，事实上就是一种不易给人点破的温情主义的表现……（这种）温情主义使他不够资格跻身于世界名讽刺家之列。这些名家对于老幼贫富一视同仁，对所有的罪恶均予攻击。”
因此，鲁迅确实是同情弱者的，不能否认，当时的鲁迅对中共应该是有同情，但是绝无入党或者认可的意思。而毛泽东推崇鲁迅，这确实很吊诡，既有个人气质的关系，又有当时环境的问题。但是因为毛泽东推崇鲁迅就去贬低鲁迅，这不是客观的态度。鲁迅的同情恰恰是其伟大的表现，如果在那个年代却对他者无同情之心而操着手术刀解剖人性，也许会成为伟大的文学家，但绝不是伟大的人文知识分子。带着这份同情心来到当代，鲁迅自然不会站在官方立场，这是不容质疑的。这一点从鲁迅与当局者的关系中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鲁迅从来就没有和当局走到过一起。鲁迅很少直接介入政治，但是对维官方意识亦步亦趋者却痛下杀手，骂得毫不留情。对北洋政府的章士钊、国民政府的民族文艺莫不持轻蔑态度。在《论言论自由的界限》中鲁迅说：
“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学士的团体，这时就也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的文艺’了。
这就是文人学士究竟比不识字的奴才聪明，党国究竟比贾府高明，现在究竟比乾隆时候光明：三明主义。”
这里很有意思，一是文字中强调“党国”，而不是“民国”，其中滋味耐人思索；其二，对于《新月》的“帮闲”，鲁迅尚且揶揄一番，对于那些“帮凶”文人，恐怕就不用说了。那我们又看可以大胆推测，今天鲁迅绝不会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倡导者。新左派不能完全说亲政府，新左派的出现是世界性的，在过去的两年全球似乎出现了向左转的趋势。这给了中国思想界一种错觉，即中西不是历时性的追赶，而是共时性的并存。其实，梳理一下文明史，完全不是这样子。从中古文明进入现代文明，客观上，中国已经落后欧洲国家；而今天，中国仍挣扎于前现代文明中不肯脱离黑暗的时候，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反思现代性。也就是说，在实际中我们慢了1.5-2个节拍，这正是错觉产生的原因：西方国家反思现代性的时候，并未完全进入现代文明的中国借此拖拖拉拉，以欧美的反思为理由，而不愿意完全接受现代文明。以鲁迅之睿智深刻，自然会参透其中玄机，不会完全与新左派站在一起。
五四先贤所主导的是科学和民主，这是作为普遍的价值而存在的，就像人应该孝敬父母一样，不分地域文化的。而今天竟然思维混乱到把基本的价值纳入到所谓话语权甚至是权力的斗争中，这必然是鲁迅先生不可能允许的。而新左思潮和传统思潮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个人的忽视，这一点无论怎么辩解都是以事实存在的，这和新文化主将鲁迅的思想南辕北辙。
今天的传统卫道者和五四时期相比，有了一点新变化：更多元。并且有些学者打通中西，将儒学和宪政、三权分立结合起来（如著名当代大儒蒋庆《王道图说：“儒教宪政”的义理基础与“议会三院制”》、《政治儒学》），还有在儒学原典中寻找现代文明的因素，进行与历代儒家截然不同的建构（如金纲先生的《论语鼓吹》），甚至在因忽略个人而被五四先贤们唾弃的传统中寻找对个人的重视。更重要的一点，新儒学和自由主义一起试图抵抗官方意识形态，按照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观点，鲁迅先生应该会和传统学派站在一起反抗极权统治。从另一个方面，当代很多研究者认为鲁迅的反传统只是一种姿态，实质上鲁迅并不反传统，佐证是鲁迅在反传统的同时却做了很多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如写了开创意义的《中国小说史略》。如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认为鲁迅的偏激必须放在当时传统异常强大的语境下来看，并举出鲁迅的古代文学的学术成就。其实鲁迅对待传统的“偏激”在今天似乎已经成为共识，鲁迅活在今天，必然一笑置之抑或以其“不克厥敌，战则不已”的如椽巨笔，打破今人的种种误读。
《狂人日记》中鲁迅已表明自己的态度“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在看鲁迅在《灯下漫笔》对传统与个人的高度概括：“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这难道还不够吗？是的，鲁迅写过一些古代文学的学术著作，但是这和反传统并不矛盾。如同研究梵文并不是想恢复古印度文明，研究古代文学并非沿承传统。鲁迅反传统，反得其实是传统文化的影响，鲁迅想做的不是灭绝传统，而是反拨，即在当时完全地彻底地实现现代化转型，这点需要两点保证：一是要有思想纯洁的青年，二是将这代青年与传统完全断开而接受先进的西方文明。这正是五四先贤的出发点。这从鲁迅劝青年不读中国书中也大致可以领会先生的意思。由此可见，鲁迅绝不会接受传统的复活，毫无疑问，这会阻拦中国的转型。
对于新左派，鲁迅也定不会同流。其实中国新左派的很多理念，也是三四十年代很多左翼知识分子的理念。客观的说，鲁迅对于处于弱势的共产主义有同情态度，冷漠韧健的外貌下，其实是一颗柔软的心；但是先生的思想却和左翼知识分子差异甚大。左翼知识分子往往强调世界中的权力斗争、文化殖民等等，因此强调本国的特殊性和地位的平等性，对传统的态度也是无可无不可。这和鲁迅、胡适等人主张制度和伦理全盘西化的新文化完全不同，比如左翼青年林默因为鲁迅先生写过《倒提》一文而骂其“帝国主义的买办”。更主要的是，鲁迅等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启蒙，这种启蒙是极度强调个人的觉醒、自由、权利。左翼的先天不足就是忽视个人，而不论今天的传统主义者如何解释如何拿着放大镜查找，传统重君、族，轻个人的致命弱点是不能忽视，虽然今天的儒家找到了原典中对个人主义的描写，但是很遗憾的说，比例远远不够，重视程度远远不够。鲁迅重视个体启蒙的态度，是在日本留学时思考的对国家转型最有效、最务实的做法，回国后，鲁迅其实已经开始做了。这从鲁迅的早期作品《文化偏至论》可以看出。此文发表于1906年，鲁迅时年27岁。文中提出了一些深刻而精准的思想，“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以兴起。”“任个人而排众数”这伟大的思想即是在现在恐怕也会造人白眼。
鲁迅活到今天的话，会不会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呢？这个似乎很难回答。其实，鲁迅很难和今天主流的自由主义肯定不能完全走到一块。这个问题在下一个部分详细说。
于是我们大致能确定，“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的鲁迅（这句话其实是鲁迅形容老师章太炎的）又会多面迎战、一身而敌万夫。
三、鲁迅今天的态度
“统一成为中国的一种文化，深入到每个人的骨髓之中的时候，中央集权制的形成就有了天然的土壤。”（《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吴晓波）这句话说的是对的，然而还不够。国民的性格和国家的制度其实是互相培养的，一种制度培养出一种国民性，而这种国民又会自然地选择这种制度。这种相互培养若不被打破，就会形成一种循环，良性循环也就罢了，但很遗憾，中国的恰恰恶性循环。如黑格尔所指出的，严格来说，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因为没有精神的进步。相反，臣民思想、官僚文化却深深渗入骨髓，进入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使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阿Q。
鲁迅自然是反政府的，然而鲁迅也一直与国民性战斗。原因很简单，制度和国民性是互相影响的，既然都距离现代文明很远，自然都要批判。但是今天的自由主义却并非这样，如一些左派的嘲讽一样，很多自由主义者将所有过错全部归咎于体制，甚至方舟子质疑韩寒时，都有人跳出来说“不该质疑韩寒，因为韩寒不是公权人物。”他们陷入一种思维，所有问题都是体制问题，所有知识分子都应该放下别的事情转而批评体制。这种简单幼稚的思维是多么可笑啊，然而却有大批自由主义者不经意陷入这种思维模式。当然，不敢得罪大众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世界性的大众文化崛起。网络的兴起增加了大部分人参与公共事务的可能性，这是每一个自由主义者应该欢欣鼓舞的。然而网络所带来的大众的崛起，对传统意义上的精英话语构成了巨大威胁，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性（官方的专制体制、大众的臣民思维），这种现象是很危险的，和有可能无限延后转型成功期的到来。
原因也不难想到，考虑到大众的参与能力，知识分子对于批判大众的劣根性是会有所顾忌的，为了争取民意，往往还会迎合他们，这使中国人的集权体制下的思维方式一直得不到清理，于是大众的参与很多时候是无用功，由于思维的局限，甚至是负功。一个并不深刻的人不会彻底的反思自身，自然也看不清我们自身的致命缺陷，相反还会振振有词为不合理辩护，因为这是几千年来的规矩呀，可是，“从来如此，便对么？”这也正是一些极左人士有大批追随者的原因，他们随便弄一点宏大的概念、一点符合国人思维方式的《三国演义》式的阴谋论，就能有巨大的市场。可是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很少对此批判，作为批判国民性最深刻的鲁迅先生，对此肯定不满意。于是我们说，也不能将先生完全归入自由主义者，当然自由主义的“人本”理念，先生必然是要肯定的。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比如文革，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要求官方正视并且指出其责任人（毛泽东），并作出合理的清理；而鲁迅，思考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跟着一起疯，如果在美国，有可能这样吗？文革中的残酷情景只是一个高高在上者的几句话造成的吗？这样的土壤、这样的国民不该负责人吗？今天又有多少当年的红卫兵公开道歉？当年的红卫兵门是不是原谅了自己，而把责任都给了一个叫毛泽东的领导人或者叫四人帮的小团队？您肯定会无情的对大众下刀，把丑陋、恶毒描绘地入木三分。
自由主义者的问题还有很多，主要是因为没能反思自己身上的“中国特色元素”（也就是长期集权制历史留下的思维缺陷），通过非文明方法，追求现代文明。鲁迅自然能看到这些问题，鲁迅自然不会容下这沙子。当然，不能因为国民素质不够就拒绝政治改革；可是所有自由主义者都该反思，思想文化的转型自然会异常艰巨，不过制度层面的东西应该容易很多，但是为什么在中国制度改革却如此难以推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这片土壤。所以，鲁迅在批评政府的同时，会致力于彻底批判这片土壤以及它造就的人们。其实，所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该放下身段，仔细观察一下土壤。
因此，鲁迅依然是天生的反对者，鲁迅依然是孤独的，鲁迅依然是受很多人痛恨的，鲁迅依然会被人骂“汉奸”、“带路党”。而鲁迅，会绝望，更会反抗绝望，因为“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种虚妄感催促着战士不得不战斗。而“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却“俯身甘为孺子牛”，岂不知，鲁迅正是做那些他骂的人、骂他的人的“牛”。这正是先生最孤独、最不被人理解的悲情心理吧！
另外有一个小问题应该提一下，那就是鲁迅活着的话还会进行文学创作吗？我想肯定会，那他会搞一些纯文学、无功利色彩的文学吗？肯定不会！让那些批评家去说吧，让他们去拿先生垫底吧，鲁迅之所以是鲁迅，就是因为他有一颗悬在人家的心，关心着生命的遭遇，那个年代他放不下，看这个年代，先生有可能“躲进小屋”搞纯文学创作吗？
四、鲁迅的结局
鲁迅的结局，很难说。让鲁迅从49年活到现在就是比较困难的事情，也是不合情理的安排。我们暂且让鲁迅活到今天，他会如何呢？以鲁迅之凌厉刚健铮铮铁骨，很可能触犯官方。以鲁迅声望之高，虽难以在大陆生活，但是肯定可以避免牢狱之灾到国外战斗。而更有可能，先生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大胆假设先生得了奖，我想先生是不会领奖的。先生的赤子之心是纯粹的，即使这个奖没有意识形态因素在里边，先生也不会拿这个奖。毕竟“灵台无计逃神矢你”，这种命定的对国族的又爱又恨是逃不脱的，也是发自内心的，自然不会因为一个奖而玷污这纯洁而高尚的原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