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本书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关心中国的转型问题。转型到底是由转成什么样子呢？笼统地说，中国的“现代性”转型应该是从“前现代”转到“现代文明”，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如某些学者所说，当属“个体的建构”问题，承认个体的权利和自由，界定其界限，正是现代文明的基点。在政治方面，自然表现为民主转型，民主在理念上与“自治”政府相通，是对个体权利和自由的赋予。中国的政治转型大致可以描述为从非民主政体转型为民主政体。中国现在是非民主政体中的哪一种呢？从林茨的政体分类（多元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动员这四个维度）来看，中国的政体最符合后全能主义的特征。从多元化维度，中国自邓小平时代开启了自由化，经济、文化、制度开始出现多元化，几乎没有政治多元化，政党仍然手握垄断权力，正如林茨所说，自由化并不一定导致民主化，自由化可以不是以民主化为核心而展开的；从意识形态维度，中国大陆仍有官方认定的马列毛邓三科，并且残留着全能主义的意识形态遗产，但官方意识形态主张和现实之间日益扩大的经验性裂痕，开始将政绩标准作为政体合法性基础（大陆中国的惟GDP现象）；从领导权维度，高层的选拔仅限于执政党内部，利益角逐制衡成为内因，很少取决于政党内部的发展；从动员维度，体制建立的动员媒介机构的大规模阵容仍主导着社团的生活（如学校的党团活动），然而，它们已经失去了深度，成员资格仍然是普遍化和强制性的，但倾向于产生更多的厌倦而非积极性，只要存在官方组织“正确的”参与，动员成为是激励干部的另一种选择也是干部晋升的通道。
然而，中国还不是成熟的后全能主义政体。首先是“第二社会”、“第二文化力”量不足，虽然第二文化的领袖人物经常被关押，但在一个成熟的后全能主义政体中，反对派领导人能形成大批的支持者，并在公民社会中建立长期存在的反对组织。这样就会出现一个不太乐观的结果，在林茨总结的其中转型路径中，最好的一种改良式—革命式转变，在现在的中国行不通（在支配性的党一国领导层内，也不具有充分的多元性和自主性，在民主反对派内部，也没有充分的力量和自主性，来促成各博弈方，成功催生民主转型的四方博弈）！林茨指出后全能主义政权的六种转型路径如下：1，改良式转型—革命式转型；2，在战争中失败；3，如果不是当权者发起转型（通过中下级军官发起政变、武装起义或者群众反抗而导致政权崩溃），政府垮台后将建立临时政府；4，摆脱高级军官统治；5，特定政体可能的转型路径和可能的结果（如果镇压的选择是不可能的，面临着更加严重危机的后全能主义政体可能崩溃）；6，其他特定政体的路径（外部霸权的支持和撤离）。考虑当前的党国体制，最可能的转型是第三条路，部分群众反抗，引发连锁效应，军队倒戈，结束专政。但是这种转型绝不是良好的转型路径，因为五个场域（公民社会、政治社会、法治、官僚机构、经济社会）没准备好，稍有点成型的也很可能会在暴力中粉碎，最终会转到什么政体也是未知之数。还有一种可能，即有外患（中国周边南海、东海问题，藏南问题）或者民族问题（西藏、新疆）导致政权崩溃，这可能面临着更坏的结果。同样，上述转型模式也意味着会出现外患和民族问题。另外一种可能已经被错过，“当一个机会出现时（例如，最高领导人的死亡），高层精英希望减少未来领袖的专制自行决定权的愿望，可以预期地会成为推动全能主义向后全能主义转变的跳出类型的体制改革的动力源泉。”毛死时就是一个际遇，并且出现了胡、赵这样的急切希望推动改革的领导人，可惜实际掌权的邓在很大程度上浪费了历史机遇。现在的的寡头领导，已不会出现这样的机遇。另外一种天真的知识分子的想法是中共领导改革，从某个市开始作为试点进行民主实验。说这种想法天真，并不为过，林茨指出，“民主政治体制能否存在于一个全能主义国家框架之中，或者是后全能主义的国家之中？从政治上看，可能不能——因为这样做将为全国的公民提供一个机会，使他们看到，有些区域享受了他们所没有的自由。” “1984年英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基本协定将基本的立宪权（constitutional prerogatives）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后者最终完成民主化之前，香港不可能变成一个民主政体，无论那里的民主运动范围和力量有多大。” 即使是高度自治的香港，也免不了被赤化。前些日子雅安地震捐款的闹剧印证了林茨的观点。
这么看来，还是第一种转型路径最好。我认为转型的路线是这样：不成熟的后全能主义→成熟的后全能主义→威权主义→（联邦制或者叫联省自治）民主政体。知识分子现在着力地应该是公民社会（民主的一个特征是，不是强调国民，而是强调公民）的培育。“如果人们没有强烈认识到有可能进行其他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非民主政体通常可以依靠高压继续统治”，必须让公民意识到，我们的国家有其他更好的选择，高压政治限制了公民的想象力甚至逻辑能力，知识分子首先要有耐心恢复公民的想象力，普及公民常识。经济社会的多元已经有了，法治（宪政）思想也在逐步深入人心（公民培育的一部分），政治上的多远化难度要高，“后全能主义政体的政党和政体领导人，除非他们经历跳出类型的变革，否则他们不会对非官方政治多元化赋予合法性或责任。”当然也并非绝无可能，期望“明主”出现的同时，最为主要的是一点点挤出政治空间。这是考验知识分子担当的时候，有人会遭受无端的污蔑和威胁，有人会被迫背井离乡，有的人会坐牢，甚至会有人被失踪（在今天，这种可能性虽然有，但已非常小）。公民社会的培育需要耐心，政治空间的争取则更需要勇气。
那么，阻碍转型的力量有哪些呢？实际上，阻碍转型的力量，基本来自权贵资产阶级，或者用林茨的名词，叫“红色资产阶级”（在此出不同于林茨的概念）。自然，还有一部分阻力来自“过去的真正信奉者”，他们要转型，只是希望再回到过去“全能主义”政体。由于种种原因，这部分势力还很大，尤其在知识阶层之外（这主要因为中共垄断教育、媒体所致）。这里要说的不是这些“毛派”，通过公民教育，毛派始终会被边缘化，难以占据主流。倘若当局和毛派媾和，利用民族主义获得合法性，那中国将面临黑暗的深渊，这个可能性并非没有，只是现在当局比较自信，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时比较精致、有技巧；一旦某一天狗急跳墙，后果不开设想。这一点，同样需要公民教育来解决。改革之初，到加入WTO，很多学者乐观地相信，经济的自由必会推动政治改革，因为随着经济自由兴起的中产阶级必会有政改诉求。但结果并非如此，随着经济的改革，我们发而陷入了“僵滞的后全能主义”，也就是俗话说的转型陷阱。原因有三：一，“抵制个人化的领导权个人化的领导权的愿望可以化为使全能主义向后全能主义转型的资源，但它也可能最终导致受特权阶级支持的高龄领导的寡头政治。”邓小平启动了由全能主义向后全能主义转型的开关，却也埋下了寡头政治的隐患；二，“文官领导的自由化会使缺乏民主转型的体制重新达到平衡，或通过技巧性的非民主途径赢得选举，因为他们有接近权力杠杆的特权。”三，如陈子明之前预料的，经济自由未必导致大量的中产阶级，经济的自由加上政治上的不自由，权力会向资本寻租，形成的主体并不是中产阶级而是权贵资产阶级或官家资产阶级。这些权贵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特殊利益集团自然阻挠转型，由于其权力垄断地位，阻止公民社会的形成、政治的多元化的愿望和能力都具备。通过教育和媒体，愚民政策一直延续。而民众由于一直在这种环境下生长，每个人境遇又相似，已丧失了另一种社会的想象力，少有推动转型的愿景和动力。
那么，如何破？首先，当局存在一个“不能被忽视且不能被正式地质问”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包含了一些遗产（马列毛）也有新添加的（邓三科），然而意识形态的空大的说辞和现实的严重不符导致其合法性遭受严厉的质疑。他们拙劣的解释方式（如最近的宪政属资论、搞宪政是颠覆论、普世价值属地方论），不只表现了他们的颟顸无知，也充分表现了他们急于为他们那一套意识形态辩护的心态。在辩论中，独立的知识分子不应缺席，这是培育公民社会的大好机遇。此为一破点。最大的破点不在此，它的欲望正是它的软肋。特殊利益集团通过权力大规模寻租利益等，而权力和资本天生具有膨胀性。林茨讲“后全能主义国家也在日益努力将政绩标准作为政体的合法性基础”，在中国也不例外，惟GDP论虽然被高层批评，在实际中仍大行其道。而这些权贵们吹起来的政绩泡沫，越来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冲突，如同饮鸩止喝，由于权利和资本的扩张性和政绩需要，他们却刹不住车，近几年各地一直存在官—资、民冲突。这加剧了社会矛盾，使更多人愿意加入公民社会，也是群众反抗的几率增大，倒逼当局改革。
2013年5月30日 与南开园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