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亚洲各国民族主义的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不难看到，这一波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对领土和领海的主权纠纷，可以说是一种最古老的民族主义形式。越南、菲律宾因为南中国海问题经常发生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韩国和日本两国就独岛（日本称竹岛）的主权纠纷，发展着针对对方的民主主义运动。中国则更是被视为这一波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在所有亚洲国家中，中国和周边国家的领土和领海纠纷最多。无论是就南中国海问题还是钓鱼岛问题，中国也发展着自己的针对各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刚刚发生的两岸三地的保钓运动就是鲜明的例子。中国也因此再次成为各国关切的对象。

亚洲勃发的民族主义使得人们对亚太区域安全深感忧虑。作为亚洲大国和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民族主义向何处去，的确会影响整个亚洲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实际上，自从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以来，各国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动向。尽管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官方一直在强调中国发展的和平性质，提出了“韬光养晦”和“和平崛起（发展）”等官方外交政策，但似乎更多的人趋向于相信，中国民族主义最终会演变成往日的德国和日本民族主义，成为潜在的冲突和战争的根源。

不过，很荒唐的是，人们对中国民族主义研究越多，越显现出其对之存在着的根深蒂固的偏见。这些偏见不仅存在于西方尤其是美国，而且也存在于中国周边国家，尤其是那些和中国存在着领土（海）主权纠纷的国家。这些偏见至少表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是意识形态层面。用意识形态出发来衡量民族主义，在民主国家最为常见。简单地说，在民主国家看来，凡是发生在民主国家的民族主义是正常的，是民意的正常表现，而发生在非民主国家的民族主义则是不正常的，往往是权威主义政府动员的产物。因此，尽管中国、韩国、日本和印度都存在着民族主义，受谴责的往往是中国民族主义，而民主国家的民族主义不仅不受谴责，而且经常受颂扬。

第二是地缘政治和战略层面。在这个层面更多的是关乎战略利益。一些国家经常把发生在那些和自己国家有紧密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的国家的民族主义视为正常，加以颂扬，而把发生在那些和自己国家有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构成竞争和冲突的国家的民族主义视为不正常，加以谴责。例如在针对发生在中国、日本、韩国、印度、越南和菲律宾的民族主义方面，美国和西方显然站在中国的对立面，而和日本、韩国、印度、越南和菲律宾站在一边。很简单，中国被视为是美国和西方的地缘政治的竞争者，而其他国家则被视为是美国和西方的盟友。

第三是道德层面。这个层面最为普遍、直觉，几乎可以发生在一个社会的任何阶层。对民族主义作道德判断经常发生在大国和小国、强国和弱国之间。很简单，人们谴责大国、强国对小国和弱国的欺负，而颂扬小国和弱国对大国的挑战。民族主义领域也一样。中国针对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经常被谴责，而其他小国和弱国挑战甚至挑衅中国的民族主义则被颂扬。

政府如何处理与民族主义关系

理论上说，民族主义要处理的就是自己和他者的关系，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以为自己总是正确的，而他者总是错误的。在很多场合，民族主义既是对他者的偏见，也是对自己的偏见。因此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损害他者的利益，也会损害自己的利益。经验地看，民族主义曾经在历史上导致了无穷的战争和冲突，既发生在主权国家之间，也发生在主权国家的内部。冷战结束之后，民族主义的这种趋势仍然在延续。

亚洲各国民族主义是否会演变成国家间的冲突甚至战争，主要取决于各国政府如何处理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如果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但民族主义所导致的冲突和战争则不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在其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就政府和民族主义的关系来说，我们可以把它们分成几类。

第一种类型是政府动员型。这里面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政府积极主动塑造民族主义。一些社会本来民族主义并不强，但政府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动用各种方法和资源（例如组织和意识形态）来创造出一种自己所需要的民族主义。欧洲国家早期就是这样，民族主义动员的结果就是在强化了主权国家（认同）的同时，导致了国家间无穷的战争和冲突。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政府也主动创造了具有很强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另一种是民族主义在社会层面已经存在，政府或者政治人物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诉诸于民族主义。

第二种类型就是政府反应型。就是说，民间社会存在着民族主义精神和情绪，而这种客观存在着的精神和情绪不时爆发出来。在一些情况下，民族主义的爆发是对某一事件的反应；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民族主义的爆发本身则可以制造事件出来。民族主义的每一次爆发，都会产生内部的和外部的影响，因此各国政府不得不加以反应。

第三种就是政府利用民族主义来论证自己政策的合理性。这种类型处于前面两种类型之间。一旦当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客观的存在，没有政府可以完全忽视其存在，无论是民主政府还是权威主义。既然是客观存在，各国政府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民族主义资源，来论证其一些政策的合理性。

如果从政府和民族主义的这三种关系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亚洲各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在中国，因为没有选举政治，政府的合法性和其政策的合理性主要并不在民意，尤其是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用学术一些的语言来说，中国政府仍然有非常强大的自主性，来处理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实践上也的确如此。在毛泽东时代，因为国家的弱小，中国的民族主义属于政府动员型，这尤其表现在反对美国、苏联霸权方面。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针对民族主义主要是加以管理和控制。尽管中国也经历了爱国主义运动，也对社会层面的民族主义产生影响，但爱国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内部稳定，而非外部。从政府角度来看，中国的民族主义大多具有反应性，即是对社会层面民族主义的反应。

中国政府管理和控制民族主义

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越来越表现出其自发性。也就是说，民族主义在中国已经变成一种客观的存在。政府的确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来论证政策的合理合法性，但这方面，中国政府非常节制。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一位政治人物可以大肆动员民族主义，诉诸于民族主义。相反，政府对民族主义更多的是管理和控制。也正因为这样，中国政府经常遭到国内外民族主义者的批评，甚至攻击。实际上，因为政府缺少对民族主义的参与和引导，中国民族主义越来越表现出激烈的情绪面。这使得民族主义可以在产生巨大破坏性的同时，大大增加着对政府的压力。因此，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多，使得民族主义变得更为理性，增进国家利益。

和中国不同，日本政府在民族主义方面越来越表现为动员型。和其它很多发达国家一样，日本的大众民主越来越难以产生一种强有力的政府。为了政治的需要，日本的政治人物往往以民主为借口，用民粹主义政治方式动员着民间存在着的民族主义资源。结果，牺牲的往往是日本和其它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和其邻国中国、韩国的关系。这种现象从小泉纯一郎以来从没有间断过。日本现在的情形是，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无论是中央政治人物还是地方政治人物，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有很大的势力诉诸于民族主义。较之中国，日本民族主义具有更大的动力。而日本民族主义的勃兴，又必然刺激中国和韩国民族主义。在大众民主和民族主义的关系方面，韩国也与日本类似，即政府越弱，越会诉诸于民族主义。

在和中国的关系上，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的民族主义也在上升过程之中。与中国相比，这些是发展中的小国家，同时这些国家的政府也远较中国政府弱。这些国家的政府因此需要动员民族主义来获取政府的合法性，在缓解国内各方面矛盾的同时，往往损害和中国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把另一个大国即美国也牵涉在内，而美国出于其对地缘政治的需要，往往对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推波助澜。这更增加了这些国家民族主义的国际复杂性。

在全球化状态下，各国政府趋向弱化，一些政府比另一些政府弱化得更快一些。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尽管理论上说还是一个主权国家时代，但主权国家的政府已经很难像在传统上那样，控制自己管辖下的人口。同时，民间社会的力量则在迅速增长，社会角色具备各种能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过，民间民族主义能够导致国家间的纠纷和冲突，但民间是没有能力来解决他们所制造的国际纠纷和冲突的，最终还是要求助于主权国家政府。因此，主权国家政府之间更需要合作，更需要用理性来处理各自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不负责任地为了私利去动员民族主义，简单地把责任推给其它国家，尤其是他们眼中的一个“大”、“强”和“非民主”的中国政府。

无论就历史经验和现实挑战来说，如何应付客观存在的民族主义，对各国政府都是个艰难的任务。一旦民族主义超出控制和管理的水平，强大到一定程度，必然会被各国国内的激进政治力量所挟持，再而挟持整个政权，从而使得民族主义走上导致国家间冲突甚至战争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