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是亚洲纬度最低的地方，充足的雨量与光照使这里成为物种的天堂。温暖的气候拥抱着每一位留居此地的人，多元文明在这里共生。马来半岛地处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马六甲海峡是东西往来的交通要道，帆樯如云。从缅甸西海岸到菲律宾东海岸，从爪哇一路向北至华南，这是一片被称为“风下之地”的区域，也为“亚洲的地中海”所涵盖。如何更好地理解这一差异性极大的地區的历史进程，一直是很有挑战性的议题。商业、民族、殖民等主题是经久不衰又吸引眼球的切入点——地理的区位、季风的影响和历史的演化造就了马来土著、印度人、华人等不同人群在这里共存，也缔造了盛极一时的“贸易时代”。英国人在缅甸、马来亚、新加坡和北婆罗洲，荷兰人在荷属东印度群岛，葡萄牙人在东帝汶，西班牙人和美国人在菲律宾群岛，法国人在老挝、柬埔寨和越南，还有在英法势力间“缓冲”的暹罗人，形形色色的帝国和殖民遗产共同形塑了交织的历史，带来了一种迥异于欧洲民族主义研究的素材和视角。菲律宾的何塞·黎刹（José Rizal）在一八八七年用西班牙语所撰的《不许犯我》（Noli Me Tangere ）中描述了年轻的混血主人公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返回殖民地菲律宾时，透过马车的窗户看到市里的景象，让他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地隐没到欧洲的意象中去。这一时期菲律宾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方面无一不被西班牙殖民统治所浸漫。这种近在咫尺却远在天边的双重幻影即使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苏哈托政权下的印度尼西亚、三十年代后的泰国、美国统治结束后的菲律宾，都依然存在着。这一小说情节令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回想起一九六三年作为欧洲外交官的翻译的经历，当他听到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称赞希特勒为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大屠杀的刽子手或反犹主义者时，外交官不安、疑惑、惊诧并反复向他确认，安德森则感到晕头转向，毫无作为“左派”的共鸣。这种不得不以倒转的望远镜来看待欧洲所带来的幻象便如黎刹所言：比较的幽灵。

如果说《想象的共同体》专注于对民族主义在全球视野下的起源、性质与社会意义的阐释，那么安德森的另一部作品《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则更多针对东南亚不同国家民族主义特性的比较研究。此书知名度远不如前作，大概与其行文风格和部分表述晦涩以及作为论文集不似前者那么系统有关，更是东南亚和拉美在受众认知版图中“小众”和“边缘”的体现。不过对安德森而言，“东南亚一直是个再好不过的场所，可以由此努力适应这类挥之不去的幽灵”。

与纯粹的政治学或历史学作品不同，基于作者古典学的底蕴，该书大量运用东南亚文学作品和田野调查资料，从民族主义角度入手，意在展现跨国比较研究、区域研究和“理论”间的关联。作者以“东南亚”的诸起源开篇，认为其区域概念上的确定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姗姗来迟，这与欧洲殖民者在东南亚的长期霸权统治有直接关系。对“东南亚”的理解直到太平洋战争、战后飞速去殖民化、冷战发动以及美国想取代日本成为本地区唯一的霸主后才加深，该地区各国为争取独立而战，促使这一认识一蹴而就建立起来。但纵观东南亚近现代史，整体概念或认知形成后，欧洲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层层渗透仍是无法消除的记忆，遑论殖民遗产在各国留下的支离破碎的差异。

十九世纪荷兰殖民者以“本地治本地”的策略扶持爪哇王室的傀儡政权，又以宽容的态度介入该地区的伊斯兰宗教事务，形成了与十七、十八世纪威逼利诱和暴力征服迥异的社会样貌。一八一四年编写的爪哇文学巨著《真蒂尼》（Serat Centhini ）描绘了一幅十七世纪东爪哇港口王国吉里恬静、惬意的乡村生活景象。抛开其中比较重口味的内容不谈，其对爪哇乡村浓厚特色的反映、对各行各业各色人等生动的描绘，令人叹为观止。尽管遭受马打兰王国血洗，全书情节却几乎无涉，仅仅将其作为舞台外的背景，亦即爪哇统治者被边缘化了。更为重要的是，成书于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却全然不见殖民与王权的压迫，没有内战、洗劫、瘟疫、捐税，族群与宗教并没有在这一时期成为统治手段，民间呈现出乌托邦式的祥和面貌。当然，《真蒂尼》的出现不是殖民者以温和政策对待殖民地从而阻止民族主义诞生的证物。我们很容易想到，迟至十九世纪末，在被认为是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代表人物、妇女解放先驱的日巴拉（Jepara）公主卡尔蒂尼（Raden Ajeng Kartini）关于权利的论述中，从来看不到“民族主义”，只有对“文明”的强调和自我期望。十九世纪末商业表演的出现同样没有滋生暴力的种子，却如温水煮青蛙般将传统文化割裂开来。当印尼哇扬皮影偶戏被自然加入夏洛克、哈姆雷特等欧洲戏剧人物身上时，传统文化势必会被强行带入欧洲文化之中，这看似打破了壁垒，实则刻着宗主国的影子。当殖民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威胁和冲突愈演愈烈时，社会秩序显然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饥馑、暴乱和失德充斥着整个底层社会，不堪忍受的民众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抗。从“爪哇大起义”到第一个民族主义组织至善社的成立，再到《青年誓言》（Sumpah Pemuda ）中不再区分族群背景，爪哇精英逐步接受西式教育并决心与他们民族前殖民地时期的历史重新对接。“从发展、教育和约制的这种爆炸性结合中，印尼民族主义骤然生长出来，不过几十年的工夫，就要了荷兰统治的命。”但民族主义如洪水猛兽般驱逐殖民主义三十年后，却又被自身反噬。苏哈托政权在美国的默许和支持下入侵东帝汶，安德森以“雅加达鞋里的沙子”来形容这种“次生帝国主义”的自负和最终无论如何都无法舒坦的状态。苏哈托政府的行动使孕育民族主义温床的印度尼西亚变得颇具讽刺意味，在安德森眼中，此种愚蠢举动正在为东帝汶的民族主义开辟道路。

从《真蒂尼》到“雅加达鞋里的沙子”，印度尼西亚的例子反映了东南亚在经历帝国冒险事业从高潮到退潮过程中民族主义的样貌。殖民主义可以被追溯为民族主义诞生的根源之一，但其不公划界并不能成为当代民族主义者声讨并引发争端的理由。安德森并未直指“元凶”，但以“撤退症候”隐喻美国强权干预泰国事务与泰国上层阶级依附美国的行为而引发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及菲律宾寡头政治造成的政权缺陷，表达了其对西方强权干预东南亚事务与本土上层阶级仍依附于“宗主国”的不满。

东南亚是一个区域性概念，过去五百年来自全球多地的人涌入该区，却未形成“东南亚人”这种概念。地处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该区吸纳众多世界文化要素，又与自身传统相融合，促成了一种界限严格却表现为多元主义的世界主义形式：族群上的分化与隔阂、宗教上的差异与排斥、权利在中心地位上的倾斜。与现时“马来人”和“马来西亚人”的区别一样，族群的划分被国别概化，以一种更为多元的形式使拥有不同血统、信仰、政治观念的人们共生共存。这种“多元一体”在小说《不许犯我》里被充分实践了。书中的人物来自晚近殖民社会各个阶层，“上起思想自由的半岛人总督，下及殖民社会各种族层级——克里奥耳人、梅斯蒂索人、‘纯种’华人，直至目不识丁的土著百姓”，但地理空间严格限制在马尼拉近郊，这种限定使读者感受到“菲律宾”的自成一体，即使身在其中的人们其时尚无通名。黎刹最先想象出了这一社会整体，因而被缅怀为“第一个菲律宾人”。

从黎刹本人看，他来自华人家庭，是一位天主教徒，二十一岁前往西班牙求学，周游列国，兼通英语、法语和德语。欧洲的生活使他开始领会到西班牙自身的落后，并感受到“他能够从一个优势位置去嘲笑宗主国，几代人以来，宗主国就凭恃同样的优势嘲笑土著人”。他以西班牙语（其时社会通识率仅为百分之三）著写的《不许犯我》像一颗政治手榴弹，点燃了西班牙殖民统治下菲律宾青年的民族热情。但黎刹不知道，选择用西语写作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美国在摧毁菲律宾第一共和国后，取代西班牙成为这里新的“主人”，“美语作为表现真理、具有国际地位的新语言，被引入菲律宾，透过日渐扩张的教育系统推广开去。到‘二战’前夕，它已（勉强地）成为这个群岛上最通用的语言。西班牙语渐渐隐没，结果到菲律宾被给予准独立的一九四六年，它已经无法认读了”。黎刹本人虽然被赋予“民族英雄”的称号，他那些在黑暗时刻所引领民族团结向前的著作却被隐没在时代的尘埃里。在欧美教育体系下的东南亚学生在对本国或本区域的研究中油然而生出民族主义的情感，使他们可以勇敢地针对战争进行抗议和游行示威，他们的民族政治虽然具有民主性与包容性，却始终是在宗主国教育范式下所形成的，知识话语的再生产也难以脱离一定范式。

黎刹的民族主义热情产生于自愿去往欧洲学习时对宗主国与菲律宾本土的比较，而那些非自愿、宿命性的移民同样为民族主义的诞生提供了新的可能。安德森从阿克顿勋爵民族主义“源自流放”的观点入手，力证松散型的移民确为民族主义提供了温床。移民问题与旧时的帝国意识分不开，又不能简单地看成只是帝国意识的影响。例如马来亚的华人移民在守望相助的精神下自然而然形成的新的族群意识令其在陌生的环境中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其对母国的眷恋之情体现在语言、饮食、生育等生活中的各個方面，他们支持并宣扬母国的政治活动，并提供金钱、技术、媒体等方面的援助，同时又努力争取在新国家获得合法权利与身份认同。这也是东南亚地区与世界联系的过程中产生的族群划分和一般特征，安德森将其称为“远距民族主义”，并认为它是“资本主义对一切人类社会实施的冷酷无情、日甚一日改造的产物”。不过，安德森没提的新加坡是一个异数，它形成了华人主导下形式上是多族群或多种族的另一种发展可能，这一特殊港口政体独立之后主体性的突出反而使“远距民族主义”式微了，毕竟“家”在此处不在彼处。

回到本书标题看，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是三个彼此联结的研究对象，而“比较的幽灵”是贯穿全书的主旨。对“比较的幽灵”直接的论述一是来自黎刹把在西班牙与殖民统治下菲律宾的感受对比，二是将苏哈托政府与希特勒纳粹政权对比，认为“民族主义靠比较为主”。在东南亚，这样的“比较”不会只存在一个面向，多元共生、东方与西方、融合与冲突、族群分化、宗教调适、语言隔阂、阶级矛盾等都可能不经意地引发民族主义的思潮。但“幽灵”究竟是何物呢？通览全书，作者并未给出明确回答。从东南亚内部看，其自身的族群、宗教、阶级与其他地区的差异似是一部分；从外部殖民统治的影响或干预看，显然又是另一个倒置映射出的“幽灵”。无论是否与欧洲上空游荡的一样，该灵体显然需要通过比较才能看到。

从东南亚内部出发，族群、宗教、阶级等带来的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的表象，与从外部看晚近殖民统治所带来的压迫和独立后西方强权仍干预其中的现实，都确实是挥之不去又难以消除的“症候”。民族主义一定程度上也是现代建构的产物，应首先将其与人类深层的意识和世界观的变化结合起来。从安德森所述“序列逻辑”入手，这一抽象化的概念给现代世界集体主体性的形成问题重塑了框架。其将“序列”概念扩展为自由序列与约束序列，用以区分不同集体在过去急速变迁的时代里物质、制度和话语方面的改变，甚为引人深思。

报纸是安德森用以论述自由序列概念的切入口之一。在阅读新闻时人们学会以某种方式看待世界，并在这种世界观中寻求自身、国家或是民族在世界中的定位。十七世纪初，荷兰的出版商开始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批量生产报纸，面向的群体以商人及低级别的政府官员为主。官方权力阶层研讨之外，大众群体也可以在公共场所对时事进行讨论。此外，报纸对语言标准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团结了区域内不同方言群体的读者，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创造了条件，“这种自然的普世性无论在何处，都被不自觉的词汇标准化深深地加强了，彻底盖过了报纸上本地新闻和外地新闻之间的任何正式界线”。同理，商业中心表演的出现打破了原有传统的戏班形式，用以取悦来自世界各地观看表演的人们。与自由序列相对立的约束序列则普遍发生在社会高层之中，安德森以人口普查为切入点，论证了这一起源于欧美的带有政治色彩的统计行为如何成为国家建构民族认同的手段。相较于自由化、普世化的报纸，人口普查造就了序列的、可聚合的、两相对立的多数派与少数派，并将其以极具政治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以菲律宾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展开的三次人口普查为例，在一八一八年开展的第一次调查中将“死人、异教黑人、纳贡者、西班牙混血儿、棕色人、个体纳税人”区分开来。这样的划分带有浓厚的宗教与等级意味，而在一八七七年的人口普查中则将群体按照国籍与肤色进行了统计，虽然取消了宗教划分，但并没有摆脱独裁专制下的政治色彩。在美国殖民统治时期，人口普查则按照美国人特有的做法，按照选举制原型组织起来，将群体按照种族语言集团、肤色以及国籍进行划分，这样的做法使得多数族群与少数族群的对立更为明显。由此可以看出，以约束序列所形成的框架对权利主体、国家、社会组织等所产生的后果是使其越来越偏向于对立化。

《想象的共同体》曾论述说：“在一个以民族国家为至高无上的规范的世界里，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如今即使没有语言的共通性，民族也还是可以被想象出来的。”区域内的群体通过报纸、人口普查等手段在被“序列化”的过程中丢掉作为个体想象的机制，语言即使不通，也可以通过符号化形成一种集体的意识。当跳脱出这一环境，用比较的眼光看待原本的集体意识时，才会发觉记忆如同幽灵一般挥之不去。安德森极力想清除掉“派生性话语”（der ivat ivediscourses）和“模仿”（imitation）这些“怪物”，因为它们被用来理解民族主义和一种极度标准化的政治观。“派生性话语”当来自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关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即被殖民者保留自己的文化认同，同时又强调落后民族也能使自己“现代化”，如此民族主义的概念仍无法摆脱欧洲影响。其实，在肯定这种民族主义挑战殖民统治的主张之余，似不必认为接受“现代性”这一概念便会成为增强殖民统治的基础（话语和思想的沿袭与“复制”亦然），诚如作者所观察到的，初生民族主义是从晚近殖民地资本主义所造就的新型专业人士孕育出来的，这类拥有专业知识的人稍后也开始反抗巴达维亚当局的旧制度，以黎刹为代表的菲律宾精英对马尼拉当局的抵抗亦表明如此。诚然，殖民主义可以看作是民族主义的催生剂，但民族主义的生产过程并非只来源于殖民主义（电话、电报甚或制度安排可以是普世性的，而非纯粹的“西方”产物），与殖民主义的联系也不是必然的。

本书的最后，安德森论述了在民族主义诞生大约两百周年之际，为什么有可能也有必要“禮赞”一下民族主义。作者笔锋犀利，所举的关于“民族之善”的例子，无一不是以相同的方式表明，“为什么不管一国政府犯了什么罪行，它那一时的公民支持什么罪行，‘我的国家’始终是善的”。哲学家格雷林曾认为“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不能容纳不止一种彼此不同又能够美美与共的文化”。十九世纪末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菲律宾、二十世纪初力争脱离荷属东印度的印度尼西亚，以及为应对殖民强权施加压力所进行改革的泰国，都表明民族主义在当时是一种“善举”。安德森所谓的“民族之善”，实为在国家框架下的民众追求国家利益展现出的集体性态度。烈士的墓碑上不会标明他是异教黑人、西班牙混血儿还是棕色人，而只会说明他是为争取国家独立的菲律宾人，至少在这一点上，国家形式下的民族主义对团结内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民族之善”又常常走向自己的反面：在东帝汶屠杀事件后的印尼人是否会立刻联想到三十多年前荷兰人也曾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过他们呢？视线转回到今天的东南亚，官方叙事下的政治民族主义大行其道。尽管与“追求国家身份”的政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力求建立一个本民族的国家与政府，事实上该地区始终存在难以消解的“病症”。身份政治无处不在，尽管在各国的反映可以大相径庭。例如，印度尼西亚的人口统计消除了以华人和印度人身份提出族群性要求的可能性，而马来西亚的处理方式却强化了族群政治和族群身份。

时至今日，“比较的幽灵”依旧在上空盘旋，处于东西方关键十字路口的东南亚该如何选择？安德森也未给予明确答案。参考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在《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中所言，部分答案隐隐浮现：“东南亚在近代初期那两百多年里的繁荣，取决于开放和包容。”如今，多元社会的形态却因过去的惨痛记忆和被制造的族群、宗教和阶级冲突成为其重塑繁荣的最大阻碍，新任马来西亚总理安华·依布拉欣（Anwar bin Ibrahim）延续了前任保守左倾政府输出的右倾保护主义政策，印度尼西亚施行的宗教温和措施日益受到极端宗教势力和域外政治势力的挑战，菲律宾的寡头政治依旧大行其道……能否再现“贸易时代”的辉煌，也许还需寻回其自身开放与包容的多元共生特性，尽可能让紧张和依赖退去，而非“幽灵”缠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