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保守主义的演进轨迹始终与美国政治发展的内外环境紧密相关。作为一种反思性思潮和竞争性意识形态，它呈现明显的异质化意识形态、模糊性概念界定、协作性联盟传统、务实性行动风格与依附性发展态势等特征。这些特征使它取得了局部性胜利，但也成为其致命弱点，在应对大变局时代复杂多变的政治议题时渐感力不从心。特朗普曾寄希望于保守主义路线以实现捍卫美国利益、重振美国精神的目标，将保守主义同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冶于一炉，这不仅加剧了政治极化态势，更将民主政治推向重重困境，为后特朗普时代保守主义的发展留下了重大隐患。
【关键词】大变局时代；保守主义；政治极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
美国政治正在步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动荡时代。特朗普连任失败，未能终结日臻白热化的两党对峙格局，政治极化的阴影仍在，社会撕裂的危险依然，自由与保守两大阵营的分化与对抗愈加不可调和。作为将美德、安全、秩序和权威视为终极价值且以反思性和回应性见长的政治思潮，保守主义面对激进主义侵袭、价值体系碎裂和传统秩序动摇，不可能无动于衷。但长期形成的思想气质和行为风格，使保守主义在面临复杂棘手的社会议题、内外交困的发展境遇、松散脆弱的内部联盟时渐感 力不从心。美国保守主义再次面临应当保守什么以及如何保守的选择性难题。保守主义必须慎之又慎，思而再思。因为过去的经验表明，每一次选择都会引发思想纷争，每一次选择都会加剧阵营分裂，每一次选择都直接关乎它的未来。当前的处境表明，美国保守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脆弱，面临的环境都更复杂，任务也更艰巨。
一、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整体特征
二战是美国保守主义发展的重要转折点。罗斯福新政为保守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契机，国内反共浪潮壮大了保守主义势力，知识分子着力构建保守主义理论谱系，高校、教会、媒体以及社会活动家积极编织保守主义网络，热情推进保守主义运动。经过两代保守派不懈努力，保守主义终于从沉寂走向复苏，从书斋步入政坛，成长为一股牵制自由主义激进思潮的强劲力量。检视其成长历程可知，正是当代美国政治赋予保守主义以意义。经过70多年的蓄力积淀，美国保守主义日渐成熟；但与自由主义相比，保守主义无论是理论构建还是政治实践都略逊一筹。在理论层面，保守主义展现的更多是思想异质、体系分散、主张断裂；于行动风格，保守主义各派因自身势单力薄而选择合作，其概念的模糊也为各派合作提供了可能，各派的合作诉求则使它更灵活务实。出于联盟需要，美国保守主义对系统性理论建构的选择性忽视使其愈加脆弱，因而在应对复杂多变的政治进程时显得力不从心。保守主义这一自身矛盾使它在同激进自由主义的对抗中，虽有所成就，但整体上有所撤退。
1.异质化思想与模糊性定义
研究美国保守主义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界定这一研究对象。尽管乔治·纳什早就判定，界定统一性美国保守主义概念的大部分努力都徒劳无功，但本文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因为美国保守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一样，不是一种束之高阁、纯粹的政治哲学或教义，而是在与现实政治持续互动中形成的想法和行动，集中于提供社会应该如何被组织的阐述和策略。此定义既符合意识形态横跨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的典型特征，也能切中美国保守主义的本质。但通过梳理美国保守主义的演变历程可知，它并不构成一种同质化的意识形态。且不说不同时代其思想随着具体环境变化而更新迭代，即使在同一时期，美国保守阵营内部也是流派各异，观点杂呈。因此，人们在时间跨度上很难发现美国保守主义各代之间思想的延续和传承，在空间维度上也找不到能代表它的统一性主张。分化、断裂是战后美国保守主义思想演进的总体性鲜明特征，也是造成其概念难以界定的根本原因。故美国保守主义是一个“软”定义，其外延和内涵都具有很强的模糊性。
传统保守派、古典自由主义者以及反共分子三股截然不同的力量构成了第一代保守派。他们出于对计划型国家和集权式政府模式的厌恶和恐惧走到一起，虽有共同的“敌人”，但依据的理由不同。传统保守派对现代世界和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遗产持矛盾态度，他们因怀疑个人主义而和古典自由主义产生嫌隙；古典自由主义则因其对权威和有机社区的强烈追求而心生不满；捍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美国反共运动则作为“胶水”将二者短暂黏合。联盟前传统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就有各自信守的学说，尽管弗兰克·梅耶竭力地尝试将两者进行“融合”，但“冷战的结束打开了各种分裂”，不久后美国保守主义联盟就轰然崩塌。
第二代保守派采取了与第一代完全不同的构建美国保守主义的策略，即“替代”前者成为主流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而非“联合”保守各派。他们不仅与前一代保守派竞争，还与同期出现的新保守力量角逐。两代保守派最明显的断裂表现为新保守主义对国家干预的妥协和接受。第一代保守派厌恶新自由主义的平等规范和政府管制举措，认为这违背了美国宪法；而从左派“变节”过来的新保守派，只声称第一代保守派手段已经僵化，无法有效实现他们所期望的目标。新老两代交锋最终以新保守派获得主导地位而暂告段落。表面上新保守派“统一”了思想，但实则造成了更大的裂痕。
由于各保守派难以做到完全兼容，所以美国保守主义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纯粹的理论体系。模糊性定义和异质性思想成为致命缺陷，因而在激进自由主义高歌猛进的时代，美国保守主义无力提出有效应对方案。
2.协作性联盟与务实性作风
异质化思想和模糊性定义却使美国保守主义可以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所以面对强劲的激进自由主义，各保守派往往抱团取暖、集体作战，在行动上显示出灵活务实的风格。
美国保守主义自兴起就具有很强的行动力。保守派知识分子联合创办、经营各类刊物宣传其思想，以扩大群众基础。《公共利益》《国家评论》等杂志是他们讨论公共政策，合力声讨左派的重要平台。理论建构只是序曲，政治行动才是主题。但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保守派始终以“局外人”身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连一场简单的独立政治运动都无从谈起”，直到70、80年代各类保守派组织和智囊团兴起才有所改变。
在聚集力量的过程中，一些天主教大学成为“保守主义活动中心”，纽约保守党为保守派提供了“更具体的保守主义政治议程”，戈德华特的竞选活动则为保守主义渗入共和党内部创造了契机。陆续成立的保守派智囊团，积极为共和党竞选募集资金、提供竞选和执政方略，共同助推保守主义提高政治影响力。同时，保守派进行广泛社会动员，吸引新群体加入。因为要容纳更多异质性群体，所以保守主义不得不在思想统一性上进行妥协，通过特定叙事手法和共同目标来团结各派保守势力。如果说这一时期复杂多样的保守派有什么相同点的话，那就是恐惧，恐惧使他们凝聚。
美国保守派意识到“衰落”是全方位的，仅凭某个保守派根本无法改变，因而必须团结，才能将保守主义的触角有效延伸至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为此，保守派把人力、财力、智力全部投入组织建设、社会动员、政治竞选和公共政策讨论中，并表现得比前代保守派更加务实、进取。代表草根阶层的“新右翼”辐射范围上至国会议员，下至基层政治行动委员会；拥有广泛信众的宗教右翼聚焦社会道德文化议题，经常活跃于政治舞台；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新保守主义则积极谋求官职，为共和党建言献策。随着社会运动和选举变化带来的自下而上的压力，以及运动中当选的共和党官员和公共知识分子自上而下的变化，各保守派不断调整其政策主张和行动策略，推动美国保守主义在与现实政治的持续互动中深入发展。在此过程中，妥协与进取并举，成功和失败相随。
3.依附性发展与局部性胜利
美国保守主义对共和党实现了渗透与长期依附，共和党对其进行了改造和内化，两者相互形塑、共同配合，在70年代后的九次总统竞选中先后六次获胜，这是一项值得骄傲的成就。但实际上，保守主义始终难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也始终无法控制政治议程，而是被激进自由主义拖拽着前行。历史也表明，美国保守主义需要不断借助外部力量来彰显其价值，故依附性强。这从美国保守派所扮演的复杂角色中亦可知晓。“有时他们被收编，促进了国家的发展；有时他们无意中协助了国家的发展；还有时他们接受了自由主义的目标，并努力设计政策，通过保守的手段实现这些目标。国家帮助塑造了美国保守主义，而保守主义也帮助塑造了国家。”
美国保守主义广泛吸纳新成员，这为它带来新资产的同时，也深刻改变了其前进轨迹。保守派尽管多次掌权，但“对他们所赢得的世界并不完全适应”，更遑论推翻所继承的新自由主义遗产。他们对现代国家进行重新定义的能力非常有限，所以只能被迫提供保守主义版本的积极政府模式。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美国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即使没有枯竭，但能坚守的原则已所剩无几。安德鲁·沙利文就曾感慨：“在本世纪末，激励右翼知识分子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保守主义：不那么自由，不那么经济，它只是在名义上对政府权力持怀疑态度。”虽然不能妄言保守主义的一切反抗最终都是徒劳，但可以肯定的是，巨额成本换来的收益并不显著。过去70年里，保守主义持续奋斗，可既没有缩小政府规模，也没有恢复传统道德；21世纪初期新保守主义雄心勃勃的“全球民主计划”以失败告终；2016年特朗普带领右翼强势回归，也没能扭转社会发展大势。
评判美国保守主义是否成功，站在不同角度会得到不同答案。如果从牵制激进自由主义这一角度出发，它的确发挥了一定作用；如果从保守组织日渐完备、成功进入政坛这一角度来看，它也确有成绩。但这些并非其终极目的，故不应成为评判它整体演进态势的重要标尺。况且就目前各类激进思潮的成长速度与其对美国社会产生的广泛影响来看，保守派的牵制作用非常有限。据此，美国保守主义虽没有溃不成军，但也在节节败退。当然，它还没有被征服，仍留有重要遗产并影响着美国民主政治发展。“反对者”只是美国保守主义最初扮演的角色，经过后期锤炼和重塑，它开始向“建设者”转变。这一转变是美国保守主义的一大进步，但将其美好愿景落实到具体行动仍面临重重困难。
二、极化格局下美国保守主义的发展境遇
将美国保守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意味着要将其置于所处的社会背景以及同其他意识形态竞争的格局中来理解。美国保守主义的当下境遇将深刻影响其未来发展，而这些境遇既与大变局时代美国社会中的各种政治议题息息相关，也和保守主义内部各派对此做出的判断和抉择紧密相连。
1.冲突与分裂：保守主义遭遇的时代议题
从经济渗入政治、从文化波及社会，大变局时代美国保守主义不仅要在公共政策领域同自由主义展开激烈竞争，还要应对民主体制日渐疲软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这对刚刚实现角色转变和战略调整的美国保守主义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第一，贫富差距持续恶化。经济不平等是美国社会不容置疑的事实，也是当下美国政治中两大核心议题之一。美国自1980年开始的经济分化一直持续到21世纪且愈演愈烈。经济不平等是当前美国政治极化的根源，其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保守主义的经济方案难辞其咎。
7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促使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复兴。作为阐发保守主义经济主张的旗手，该学说指导共和党削弱劳工、环境、金融和消费者保护，减少企业税收，放松对企业薪酬和高风险金融行业的限制；而从中受益的是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高管。托马斯·皮凯蒂则指出，保守主义运动带来了对企业高管超高报酬的更高容忍度，而“对高管进行慷慨重赏是导致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强大力量”。
贫富悬殊暴露出保守主义经济政策的缺陷，但共和党拒绝面对此问题，而这威胁到了大多数普通美国人的利益。在现代选举政治框架下，共和党想既赢得低收入群体的选票支持，又获取超级富豪们的政治献金，就必须巧妙处理这一难题，这将考验保守主义的智慧。
第二，移民危机日渐凸显。移民是美国故事的起点，移民问题却是美国社会的“心病”。基于移民给美国造成诸多问题的真切感受，出于对盎格鲁-新教文化命运的担忧，本土美国人越来越排斥甚至仇视移民；两党因利益分歧就现行移民政策展开激烈辩论，移民问题成为政治极化的重大诱因之一。
亨廷顿对接收移民的利弊分析一针见血，切中了移民问题的本质。“9·11”后，本就排斥移民的美国人更加恐慌。“每一波新来者都会激起普通民众的焦虑”，很多公众人物也在努力渲染一种美国边境早已失去控制的氛围。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移民危机会激起保守主义反弹。
“移民政策是美国控制移民流量的阀门”，而共和党和民主党因选民来源不同而对此持不同立场。后者因其支持者大多为中产阶层和少数族裔而持开放的移民政策，前者因其选民大多是本土中下层白人故主张严控移民。移民也带来美国政治版图变化，且这些变化正朝有利于民主党的方向发展。移民趋势延续会使这一改变进一步加深。共和党是接受事实被迫朝中间移动争取少数族裔选民，还是固守阵地，在世代交替中艰难生存？对其又是一场严峻考验。
第三，文化冲突愈演愈烈。“文化战争”不断升级，激进自由主义因过分强调少数族裔文化而引发“反向歧视”，刺激白人至上主义沉渣泛起。多元文化主义也与身份政治合流，加剧了种族隔离和社会碎片化，冲击着民主制度和社会秩序，使本就分裂的美国更加撕裂。
高度世俗化的后现代性思潮蔓延，激起保守主义“反冲”。保守主义的精神气质是现代性的，它推崇传统道德秩序，守护现代性文明，故借鉴左翼主打的身份政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种族、性别、堕胎、持枪、环保等常规议题还未退场，反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较量就已拉开大幕。尽管反智主义在美国是一股暗流，是边缘化社会思潮，但其在美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特朗普及其执政风格则使它公然闯入美国政坛，走进大众视野，特朗普也成为反智的象征被载入美国政治历史。随着政治极化堡垒化，科学问题政治化，反智将成为两党斗争的新工具。
这场观念与信仰之战的本质是激进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关于“何为美国”的根本认识分歧，是争取主导地位的激烈对抗。前者持续左倾，必将激起后者强烈反弹。许多人将西方文明的未来寄托于保守主义，美国保守派也在积极为此努力，虽然文化议题可以成为它攻击左派的利器，但它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乃至反智主义的暧昧关系会不会令其误入歧途还是个未知数。
第四，民主体制疲软松动。保守主义借共和党落实其治国理念的做法立基于平稳顺畅、运作有效的民主政体，但日益加剧的政治极化引发民主制度失灵，严重阻碍着保守派的施政举措和进程。分权制和两党制为党争提供了天然对抗手段，埋下了否决政治的制度伏笔。美国制度架构是松散的，具有“离心”趋势，且分离力在两党恶性竞争背景下越来越大；美国也日益分裂成共和党和民主党分别主导的两个国家。
两党缠斗进入白热化，国会停摆、立法僵局、人事任命受阻时有发生，而且极化时代“司法独立”逐渐走向“司法政治化”。奥巴马和特朗普执政期间，经常用行政令的方式确保法案落实以避开国会否决，动辄就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便动用总统特权。这些特殊时期才可使用的权力在政治极化状态下被频繁唤醒，表明民主运作机制已不能有效发挥其功能，制度疲软退化显而易见。这虽不代表美国民主制度会崩溃，但毋庸置疑未来保守派将要在民主制度不那么高效、稳定的状态下同激进自由派抗争。
民主体制短期内不可能变革、重造，因而两党只能自我调适。当常规流程在日常行政中难以有效推进政策落实时，非常规手段就会应运而生，这对两党的执政智慧和技巧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将牵动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发生变化。
2.竞争与合作：保守阵营内部格局与形态
新保守主义、旧保守主义、极端右翼、宗教保守派共同形成当前美国保守主义基本格局，呈现出竞争意识加强、合作意愿降低的状态。保守主义同自由主义持续对抗，共和党与民主党激烈缠斗，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保守主义的内部分裂，但特朗普上台后让这些矛盾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众人眼前。主流保守派与边缘保守派的争夺以及极端右翼的挑战，给本就脆弱的保守主义联盟重重一击，最终内斗升级动摇了合作共识。
第一，新旧主义对抗加剧。新保守主义与旧保守主义的对抗20世纪末就已现端倪。处于右翼边缘地位的旧保守主义是对“不够保守”的新保守主义的反思。旧保守主义认同传统保守派的主张，但不局限于文化议题，经济贸易、军事外交都是它关注的对象，唯此才有实力与新保守主义展开全面竞争。旧保守主义强烈批评新保守主义的温和路线，认为后者对大政府的默许、对移民的宽容、对全球主义的热衷“污染”了真正的保守主义精神，损害了国家利益，会断送美国前程。新保守派的表现令旧保守派非常不满，故特朗普承载着旧保守派的愿景对其进行矫正。但新保守派否认特朗普的保守主义身份并加以抵制，多名前共和党政要公开抨击特朗普的主要政策。
新保守主义和旧保守主义对“何为美国”的认识也存在分歧。对外，新保守派认为美国应当肩负国际责任，追求“世界大国”地位，但深受其累的旧保守派认为，应当注重本土发展。对内，新保守派出于赢得选票的考量对移民持默许态度，接受多元美国；而旧保守派坚决捍卫本土文化，拒绝外来文化侵蚀。双方价值观的歧异体现在共和党内不同程度保守派的斗争上，斗争程度则随着旧保守派对上述威胁的感知加深而日益激烈。
第二，极端右翼跃跃欲试。当前危机刺激了右翼民粹主义和“另类右翼”两股极端保守势力出现，为保守阵营内部增添了新的分裂动因，深刻影响了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政治。
2009年，以茶党为主导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悄然兴起。茶党由愤怒、保守的草根活动家，宣传极端自由市场的亿万富翁以及散播恐惧情绪的右翼媒体传播者组成。2010年茶党帮助共和党在众议院获得多数席位，2011年就对共和党的立法议程施加了影响，2016年则鼎力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但“茶党参与者在许多方面甚至比其他非常保守的共和党人在意识形态上更加极端”。对小布什领导下的共和党的不满，是催生茶党产生的最初灵感。茶党的目标是改造共和党，从激进左翼和温和右翼手中夺回美国。茶党认为美国正在迷失方向，因此必须用宪法为小政府和宗教自由而“战斗”。特朗普为稳固这些核心选民群体，对其诉求进行回应，迫使共和党建制派做出妥协。共和党显然已被茶党所挟持。
“另类右翼”是美国保守主义的新变种。他们利用底层白人的焦虑和恐惧，煽动种族歧视和民族仇恨，动员其使用暴力甚至恐怖手段反对移民和全球化。史蒂芬·班农出任特朗普政府首席战略顾问为“另类右翼”进入美国政治中心提供了机遇，其思想通过特朗普政府的内政外交展现出强大政治效能，消解着主流保守派呕心沥血建立的政治共识。在右翼民粹主义和“另类右翼”极端保守势力助推下，特朗普以偏执、强硬的姿态与主流建制保守派抗争，不仅加剧了党内分裂，更将美国保守主义拖进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泥沼，为其后续发展埋下隐患。
第三，宗教右翼奋力抗争。尽管各派自立门户、相互竞争，但宗教右翼作为美国保守阵营中较为稳定的一派，能够吸纳并黏合众多保守人士。宗教右翼的主要目标是在势不可挡的世俗化浪潮中奋力保存基督教信仰。它坚决抵制堕胎、同性恋、跨性别等提议合法化；通过组建基层行动组织和游说团体，积极传教以净化社会风气或发起抗议活动以阻止法院做出对其不利的判决；其群体广泛、组织网络发达，因而能对底层民众进行全面动员。宗教右翼作为价值观选民一直都是共和党保守派的坚定支持者。2016年总统大选，特朗普以81%的美国福音派教徒支持率创下历史新高；而高支持率的背后隐含着宗教右翼对当前社会文化问题的深度焦虑。
科技进步不断挑战着具有反智主义色彩的基督教权威，追求个人彻底解放的后现代性思潮愈演愈烈，蜂拥而至的多元文化背景移民强烈冲击着盎格鲁-新教传统，美国宗教右翼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
三、后特朗普时代美国保守主义的可能趋势
保守主义能否在这场捍卫美国文明根基的“战斗”中取得最终胜利，是保守派最关切但又无法确定的问题，因为后特朗普时代保守主义面临的难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多变。保守主义能否成功消解特朗普带来的冲击，重新实现团结？保守主义能否摆脱同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纠缠，保持克制、独立？保守主义将选择保守什么以及采取何种策略进行保守？这些问题事关保守主义未来命运，却不单单取决于保守主义自身。
1.重组与更迭之变：保守主义新联盟呼之难出
保守主义缔造了特朗普，特朗普却给美国保守主义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从特朗普宣布参与总统竞选到其黯然离开白宫，共和党保守派对他的异议就从未消除。特朗普给美国保守主义带来了强大冲击，因为他试图改变保守派费尽心思建立并小心翼翼维护的共识，激起了保守主义运动最原始也最具破坏性的冲动，而他没有能力驾驭这股“反动”力量。事实上，观察家此前所谓的“共和党特朗普化”并非是因特朗普的人格魅力或其精明决策使共和党凝聚，而是因为党内政见不合者主动退出。社会中的保守派也急于同特朗普划清界限。2020年大选失利也没有引起保守派知识分子对特朗普的一致同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选择沉默，大部分人则公开谴责特朗普煽动了国会山暴乱。
虽然早期共识已经破裂，但据此不能确定分化出的“反川”派可以构成保守主义新联盟。就目前形势来看，各保守派并没有因“反川”而表现出明确的合作意向，也没有因为争夺中期选举的名额闹得不可开交，仅是维持着分裂但共处的相对和谐状态。不过随着2024年大选临近，保守派若想获胜，联合是最佳方案。但各保守派能否为顾全大局而进行妥协仍有待验证。事实上，形成保守主义新联盟对各保守派发展而言利弊都很明显。一方面，这意味着被愤怒和恐惧调动起来的极端保守派要放弃其强硬路线与主流温和保守派携手同行，共同重建并维护保守主义阵营；另一方面，若保守派丧失其背水一战的强硬姿态，势必会增长激进自由主义的信心，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将其命运交到了敌人手中。此外，联合的难度极高，结果可能并不理想。虽然保守主义因其异质化理论可以团结很多不同力量，但囊括更多不同也意味着产生更多矛盾。保守派如今已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统一核心信念，其身份并非出于保守认同的主动选择，而是因为被进步左派划入保守主义“大帐篷”。“与左派不同”成为他们聚到一起的唯一理由，这样的联盟短暂且脆弱，任何细小的分歧都会使它分崩离析。
但这并不意味着广泛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联盟无法形成，只能说容故纳新的过程对各保守派来说极具挑战。目前，部分保守派已经被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裹挟着偏离了既有轨道，愤怒与偏执取代了节制和审慎。这是特朗普留给保守主义的遗产，也是重塑美国保守主义的巨大阻碍。面对强劲的激进自由主义，组建联盟是必要且紧迫的，但保守派貌似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此项工作。
2.理想与现实之别：保守传统和政党政治两相抵牾
纵然美国保守主义兴衰成败越来越与共和党的命运息息相关，但也并不代表美国保守主义思想或保守派就能与共和党完全等同。因为作为一种政治思潮的保守主义，往往具备浪漫主义情怀，热衷于构建理想世界；而将赢得选举作为核心目标的掮客政党，共和党不得不考虑更多现实因素，所以实用主义色彩浓厚。思想和行动的不完全匹配体现着理想与现实的部分脱节，这说明美国保守主义全然仰仗共和党帮助它实现理想的做法并不十分可靠。
将保守主义仅仅视为指导共和党行事的一种意识形态，实则降低了它的格调。保守主义崇尚传统、稳重守成的精神品质凸显出它高远的内在追求，其终极目的是通过维护现存秩序来捍卫美国政治文明；虽然在两党制下它借助某一政党发挥政治影响力，但这仅是一个重要选项，而非唯一选择。将保守主义思想渗入共和党政治纲领的过程是双向选择的过程，但实际上共和党掌握着选择主动权，因为它会依据自身需要对保守主义的主张加以改造为其所用；而保守主义几乎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主张来适应共和党的竞选，它只能被动等待接收或改造。
美国保守主义的理想信念与共和党胜选诉求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保守主义倡导充分的自由市场经济，对应共和党去管制、减税、削减福利等公共政策。他们选择性忽视当前社会存在的巨大贫富差距问题，将底层民众物质水平下降带来的不幸遭遇归咎为外来移民和全球化，为此提供了一套极具说服力且富有煽动性的话语体系。为了获得富人支持，共和党必须牺牲穷人的利益。但穷人在数量上的优势对共和党有着极大吸引力，所以共和党精英绕过经济不平等诉诸文化议题对广大下层民众进行动员。短期来看，共和党的动员策略还算成功；但长期来看，这是不明智且非常危险的做法。一方面，共和党为了获得选票所进行的持续动员往往以政策制定和制度建设上的冒险为代价，极端、偏执、强硬的行事风格将冲击保守主义节制、审慎的品德，而且同一阵营的狂热分子也会吓走温和选民；另一方面，共和党想保持并扩大其选民基础，但保守主义在文化社会议题上的强硬态度已经将大量年轻的、非白人选民群体拒之门外，这在人口结构朝着年轻化、多样化发展的背景下对其十分不利，因而共和党不得不在脑中飞速计算选民得失。
美国保守主义和共和党都站在了十字路口。保守主义是否要迎合共和党的选举目标在思想上进行妥协？共和党是否要继续坚守保守主义信念，同激进自由主义抗争到底？事实上，共和党的施政方式应与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和政治生态相匹配，否则就会被公众抛弃，永远丧失践行保守主义思想的机会。出于生存需要，保守主义也不得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与时俱进、不断重塑，不过其灵活务实的行事风格应该能帮助它完成自我调适。
3.激进与温和之争：自由主义大潮流和保守主义小趋势
现代性是人类不可逆转的进程，孕育并滋养现代性成长的沃土是自由主义。其中既包括古典自由主义，也涵盖追求后现代性的激进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提倡自由与平等两大价值，激进自由主义企图将它们推向极致，而这正是保守主义极力反对的。保守主义并不反对进步，但反对激进的进步。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完全对立，却和自由主义有着种种纠缠，因为它所珍视并保守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就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成果。
自由主义曾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以至于现在它执意要打破旧秩序建立新世界，保守主义则敏锐地洞察到了其中可能出现的危机。保守派发现，现在自称为自由派的人已经背离了自由原则，趋向极端民主；他们是趋近于“新左派”的“平等进步派”。激进自由主义的危险在于，它追求的东西从来没有限度和标准。而保守派认为，对毫无限制的自由的追求最终将导致不自由，如果对现代性不进行克制，则会导向新的奴役。因为在高度机器化、信息化和消费主义大背景下，对物质欲望和自我满足的过度强调使人们变成了一个个失去灵魂和道德依归的原子化个体。所以保守主义要用传统、宗教、秩序来医治现代性“疾病”。
面对现代性逐步跌落后现代陷阱，保守主义开始处于“往回走”还是“放慢走”的两难境地。“往回走”意味着拒绝现状，回到过去；“放慢走”表示接受渐变，总体向前。当代美国保守主义哲学家哈维·曼斯菲尔德认为，美国保守主义不可能采取“往回走”的策略，因为这不仅是逆潮流而动，而且也与保守主义的秉性相悖。但正如前文所担心的，“放慢走”意味着将自己变成激进自由主义的工具。保守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非常尴尬，它既不能放弃自由主义的理念来捍卫自由，也不能全然接受自由主义的自由。在后现代浪潮冲击下，美国保守主义能否守住拉塞尔·柯克为其划定的六条准则，关键在于保守派如何保持相对独立性，即保守主义的发展空间应该取决于谁的问题。依据历史和现状来看，美国保守主义始终无法摆脱自由主义。其兴起源自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其思想根植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成就，其兴衰取决于和激进自由主义的对抗。正如艾伦·沃尔夫所言：“如果自由主义真的如伯克所说是危险而破产的，那将根本没有现代保守主义之类物事。”两者的共生关系表明，美国保守主义的未来终究仰赖于自由主义的前进方向和节奏快慢。自由主义越是激进，保守主义就愈加珍贵；只要自由主义存在，保守主义就会生生不息。
当前美国政治陷入僵局、社会失序、两党冲突，根本来讲就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意识形态没有明确分工，被政党政治裹挟丧失了自我认知和定位。自由主义力争摆脱保守主义的牵制一往无前，从而掉进激进主义的陷阱；保守主义因势单力薄在寻求帮助时被拉进了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泥沼。目前双方都身涉险境，如不及时止步，后果将不堪设想。而走出狭隘的党争、建立信任、重返共识政治是摆脱民主危机的唯一出路。至于两者能否找到平衡，也许2022年的中期选举和2024年的大选能揭晓答案，我们拭目以待。
庞金友，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