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作家萨巴哈廷·阿里（Sabahat t in Al i）在《穿裘皮大衣的圣母》中说：“出于某种原因，人们更喜欢调查他们认为肯定会找到的东西。毫无疑问，找到一个勇敢的人下到一口已知有龙的井底，要比找到一个有勇气下到一口一无所知的井底的人容易得多。”这一说法非常适用于对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研究，因为“井底”已经为人所知：奥斯曼帝国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民族国家。这种崩溃往往被视为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战胜了帝国，民族身份战胜了其他身份建构。民族主义就是这样一个无形又有形且无处不在的存在，是不断发出奇特诱人味道的泥潭，是每一个学科都可以介入但又特别难以接近和探讨的主题。

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底板与底色。十五世纪至今的近代世界是以西方为主导的扩张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依次演进的过程，其主线就是民族主义。一六四八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阐明了领土主权的概念，为现代国家制度奠定了基礎，民族、国家、主权逐渐演变为三位一体，并伴随西欧的扩张而在世界各地盛行。但由殖民帝国主导的早期近代，如今已让位于由民族国家组成的现代全球体系。按国家数量来看，联合国中的大多数国家都曾经是西方帝国的殖民地，其中很多又是在“二战”后非殖民化时代获得独立的。可见，民族、民族性、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是任何政治、学术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民族主义不仅是对一种文化思潮、政治运动的描述，还呈现了一个变幻莫测的学术研究领域—关涉个体身份、民族国家和社会资源的配置，因此是一门涉及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经济学、艺术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跨学科的前沿领域，囊括众多的研究范式与方法。民族主义的观念已渗入公民生活的日常：学者对民族热情的激发，政治家对国家利益的诉求，国家对国旗、国歌、纪念碑等符号的娴熟运用，民众对国家成就的自豪认可，民族主义成为一个国家对抗另一个国家的动员工具，等等。这些都有助于不同个体形成特定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

民族问题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古代。从身份认同的形成到传统的创造，从民族文化的锻造到国家象征的提炼，从大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到小民族国家的生存感……民族现象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研究和讨论。围绕这一切的核心问题是，在看似“现代”的民族主义形成过程中，民族的起源、民族的性质，以及前现代的社群、传统和身份认同结构是否重要？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民族主义和国家崛起之间是否存在普遍的必然关联？民族主义是大众的鸦片吗？为什么民族主义有时会成为抗争、狂热、仇外和流血的同义词？围绕这些话题，形成了针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不同看法。捷克裔英国历史学家盖尔纳（Ernest Gellner）说：“民族有肚脐吗？”—假如是上帝造了人，亚当就不会有肚脐—这句幽默又具讽刺意味的话最能体现这种分歧，因此它成为民族究竟是神创还是进化之争的嚆矢。盖尔纳于去世前一年在华威大学与他的学生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辩论时首次提出这一生动的比喻。《民族与民族主义》杂志于次年十一月刊发了师徒的辩论：《安东尼·史密斯的公开陈述：民族和它们的过去》，以及《盖尔纳的回应：民族有肚脐吗？》。

史密斯说：“一九六四年，欧内斯特·盖尔纳的著作第一次引起了我的想象。当时我正在摸索一种方法来研究一些现象...... 在非洲和亚洲的非殖民化浪潮之后，这些现象已蔚然成风。欧内斯特不仅耐心细致地鼓励和指导了我关于民族主义理论的论文，而且还教给我一些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基本经验，这些经验对我后来的研究起到了指导作用。”此处的著作是指盖尔纳的《思想与变革》（一九六四），盖氏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民族是被发明出来的；而史密斯则认为：“民族主义”是指为实现和维护一个民族的自治、统一和身份认同而开展的意识形态运动，运动的一些成员认为他们构成了一个现实的或潜在的“民族”。“民族”是拥有共同的历史领土、共同的神话和记忆、群众性的公共文化、单一的经济以及所有成员共同的权利和义务的群体。

这就是“盖尔纳- 史密斯之争”，有人亦称之为“华威之辩”，关于民族主义是现代产物，还是源自古代的争辩。因之，形成了原始主义派（其起源可追溯到德国浪漫主义，它认为民族身份是古老的、生物遗传的、不易改变的， 而不是文化和历史的产物，但信奉者越来越少）、民族符号派（以史密斯为代表，信奉者越来越多）、现代主义派（以盖尔纳、安德森、霍布斯鲍姆等为代表，目前仍旧是主流）。他们出版的著作奠定了这个研究领域的基本方向和框架，很多成为经典。

不可否认的是，人类一直将自我意识建立在对过去的想象之上，尽管废墟一直在衰败，但它依然令观察者着迷。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彼得·伯克《制造路易十四》、施罗默·桑德《虚构的犹太民族》等著作都是特定思路下的学术产物。给我们的启示是，从一本书的基本观点，可以判定该书是宗教思维、民族思维、政治思维的作品，还是历史思维、文化思维、国家思维的作品。

《剑桥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史》就是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以大历史视野力图“去民族”“去国家”“去中心”的一部最新作品，研究的是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性质、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古代性与现代性、民族和民族主义在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世界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换言之，民族主义是如何渗透到日常生活从而影响人们言行举止的？民族主义是如何塑造各种“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同时这些“主义”和意识形态又是如何影响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是如何影响现代世界的行为模式和文化习俗的？反过来，这些实践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民族认同的不断演变……

该书由国际学者团队协作完成，全面阐述了从古至今有关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探讨了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与文化实践和社会机构之间的关系；编者既考虑到了历史的连续性，也顾及了主题的重要性；不仅回顾了学术史，对研究文献进行批判和分析，而且展望了未来发展趋势。全书编排清晰，既方便研读，亦便于检索，是研究民族问题的优秀著作。书中精彩之处甚多，但难免也有照顾不到的地方。比如忽略了非西方文献，文献的比较研究也不够充分，对相关民族主义理论的分析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挖掘，等等，这些都为学术发展留足了未来提升的空间。

全书五个部分构成了洋洋洒洒的两大卷。第一卷的主题是“漫长岁月中的模式与轨迹”，按时间逻辑叙述了自古典文明到全球化时代的种族、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第二卷的主题是“民族主义的互动领域”，是更加浓墨重彩的部分，以全书五分之三的篇幅探讨民族和宗教的跨国与跨界， 研究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实践和民族认同、国家忠诚、世界大同之间的冲突与互动。

民族、民族性、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起源、性质及其相互关系是本书关注的焦点。希罗多德下面的这段话最能体现该问题的复杂性：面对波斯人，我们希腊人有共同的血缘和语言，有共同的神庙和仪式，有相似的生活方式。这段话似乎最充分、最能揭示希腊人自己对“希腊性”的理解。但彼时是否存在希腊民族，这是值得怀疑的，后来的希腊民族与古典时代的希腊人是一条纯粹的存在之链吗？世上有单一纯粹的民族吗？布罗代尔就认为：“法国人是由分属许多地区、许多人种的人共同汇集而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从史前时代直到不久以前，‘众多移民’不声不响地淹没在法国人群之中，以致我们可以打趣说，如果往后追溯几百年或几千年，所有的法国人都是外来移民的子孙。”德国人类学家埃尔韦特（Georg Elwert）认为，无论是族群还是国家都不构成“自然秩序”，它们在过去的历史中与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争夺着中心组织结构的地位。他甚至认为，根本没有“基于种族的‘我们群体’”的社会结构。“民族性”这个词通常带有这样的含义：某个民族的共性意识表现为一种在更广阔的世界中彰显主权或表达权威的坚定动力，这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欧洲的帝国主义中得到了典型体现。颇为悖谬的是，在当代环境中，“民族主义”的含义似乎正在转向内向而非外向，转向对国际主义或全球主义的抵制，转向强调一个民族更具排他性的特征。因此，理解“民族主义”之前的“民族性”，研究者必须跨越集体爱国主义情感、制度化学习模式以及（编造的）传统和“非专业认知者”本质主义的障碍。我们不能低估这项任务的难度。

波兰思想家巴茨科（Bronis awBaczko）指出，十八世紀思想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对“回归起源”的普遍渴望， 通过对各种社会、政治和宗教制度以及道德原则的近乎痴迷的追求而产生的执着。事实上，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七五四）、伯克的《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 （一七五七）等作品，仅从书名上就证明了十八世纪对“起源”的关注。这种“起源”就是浪漫民族主义的文化背景，同时它也促使了浪漫主义史学的产生。浪漫民族主义的特点是文化生产和知识生产（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作品）与政治理想主义之间的紧密互动，从民族“身份”的真实性（ 认知特征和文化传统）中推导出国家的自主性和主权。

如果说历史主义是浪漫主义的必然结果，那么民族主义则必然成为历史学家服务国家的重要工具。十九世纪就是这样一个以民族主义蔓延为特征的时期，历史学家们越来越多地发现自己在理解国家并为其提供历史解释方面的作用。因为民族主义是一种能够把左中右三种有时尖锐对立的意识形态统一起来的“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民族主义是保守的，强调传统共同体精神、国家的权威。在另一种意义上，它又是自由民主的，因为它立足于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即分享国民福利和获得法律保护的平等权利（罗兰·斯特龙伯格语）。

民族主义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不仅将人们团结在一起，使其忠诚于国家， 它也会造成分裂，进而引发暴力冲突。二十一世纪初非洲国家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提醒我们，现代民族主义也有阴暗的一面，当包容和排斥的动态以国家为界限时， 暴力和剥夺就会随之而来。当代世界约有四千至五千个民族，“如此众多的民族在历史上根植于前现代的民族纽带、记忆和遗产之中，我们不可能在有生之年见证民族的超越和民族主义的消亡，而这正是许多乌托邦主义者梦寐以求的！”（《安东尼·史密斯的公开陈述》）民族主义在当今世界的重新抬头、再次崛起，又一次证明了史密斯的判断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