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9月18日，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在清华大礼堂宣誓就职。宣誓后发表就职演说，宣布国立清华大学是日成立，并报告了办理清华的方针。演说词后来以《学术独立与新清华》为题收入罗家伦的著作《文化教育与青年》（商务印书馆，1943年初版，参见《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第199页）。这篇演说词，旨正思深，文情并茂。倡言学术独立，以固国家独立。简述院系规划,以利清华发展。推重教师的学术水准，阐释学生的风度职志。强调学术研究是为大学之灵魂，仪器图书是为大学之基础。可以说,这篇文字代表了罗家伦的大学教育思想。兹摘录数行，以供读者赏析。
“我今天在这庄严的礼堂，正式代表政府宣布国立清华大学在这明丽的清华园中成立。从今天起，清华已往留美预备学校的生命转变而为国家完整大学的生命。”
“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必须破除一切情面，一切顾虑，以至公至正之心，凭着学术的标准去执行。”
“体魄康强，精神活泼，举止端庄，人格健全，便是大学生的风度。不倦的寻求真理，热烈的爱护国家，积极的造福人类，才是大学生的职志。”
“有学问的人，要有‘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的心胸；要有‘珠藏川自媚，玉蕴山含辉’的仪容，处人接物，才能受人尊敬，”
“我们要共同努力，为国家民族，树立一个学术独立的基础，在这优美的‘水木清华’环境里面，我们要造成一个新学风以建设新清华！”
现在要问，这篇演说词是否就是由当日的就职演说整理而成的呢？根据历史资料判断，答案是否定的。《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是在罗家伦离开清华多年之后，借就职演说的名义，重新撰写的一篇文章。
曾听了罗家伦就职演说的外国语文系吴宓教授在当天的日记写下：“罗氏以（一）廉洁化。（二）学术化。（三）平民化。（四）纪律化。四者为标识。又谓兼容并包，惟贤者是用云云。”9月19日《新晨报》有与此相近的报道。一个多月后，《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28年10月29日）第一期刊登了就职演讲的摘要。“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独立、自由、平等，如学术界不能站立在平等地位，则民族之独立亦不能永久，欲求清华达此目的，有数种方法：（一）清华廉洁化。清华是肥缺，是优差，故易腐化。倘若不廉洁，如何能对国民之血汗金钱，及友邦之好意。对用费浮滥，应联合校内人士监督。本人以宣誓之方法，定廉洁之标准，以后帐目一月或两月公布一次。（二）清华学术化。造成中国学府，中国民族学术之策源地。以往中国之学术，皆过借贷生活，毫无独立精神，如将来独立后，不独自己用，亦能供他人之用。欲达此目的，即应注意以下诸点：（1）本国学者集中，不当有派别之分。（2）兼聘外国学者，如本校员生之帮助。（3）自己有热心向学之教授及同学。（三）清华平民化。一般人对于清华皆目为贵族学校，此诚为一种错误。总之，清华此后适应平民化。（四）清华纪律化。有组织之民族，应有纪律，急公好义，勇敢，简洁了当，皆为好精神，此后当注意及此。以上诸点，所包括既大，又不具体，如大家努力合作，敢信于最近之将来，定有相当成绩云。”1928年11月中旬罗家伦给清华大学董事会所呈《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第6页），对其就职演说的介绍与上述内容大致相同。
可以说，“四大化”的一词是对罗家伦的就职演说内容最为简练而准确的概括，但在《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文中，连一“化”都未提及。我认为，《国立清华大学校刊》所登的摘要和《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的介绍才是罗家伦就职演说的主要观点，也是新校长的施政方针。这样的演说无疑给久思变革的清华学生一种全新的感受。新校长改造清华的措施和目标，以宣言性的话语表达出来，足以使学生振奋，令社会关注。当然，也就会有人评头品足。11月5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刊登学生袁翰青的《清华的新生命》一文，在文章的结尾处说：“‘建设新清华’是我们改进校务时一个重要的口号，但是如果新清华不能负研究高深学术和指导国民思想这两重任务，纵使新清华的当局怎样‘廉洁’，校舍怎样富丽，学生怎样守‘纪律’，生活怎样‘平民化’，所建设的仍然是一个有新的外表，而无新的生命的清华。”作者强调高深学术研究是大学的灵魂，若无学术研究上的成就，则廉洁化、平民化和纪律化将徒有其表。此文应代表了一些学生对新校长就职演说的看法。1930年5月罗家伦辞去清华大学校长后，学生李景清写文章分析罗家伦被驱的原因，其中谈到罗家伦的就职演说，“罗家伦前年宣誓就职那天，----宣布了四大化的演辞。当时我听着还觉得有点意思，虽然有一点夸大和吹螺号的语气。不过出了大礼堂听到了许多讥笑的言谈，”之后，李文介绍了罗家伦通过军事训练来实行“纪律化”的政策，是如何以轰轰烈烈开始，又在不久之后悄无声息结束的。以军事训练去实行“纪律化”政策是罗家伦在清华的一大败笔，也因此损伤了他在学生中的威信。或许就是这个原因，连“纪律”一词都在《学术独立与新清华》中消失了。
罗家伦于9月16日到清华，即与教务长梅贻琦接洽。两日的时间只是日常事务的交接，至于科系的调整，教授的聘任都是校长就职以后的事。因梅贻琦对罗废止清华学校所发聘书而以国立清华大学名义重新下聘书等做法有不同看法，当即提出辞去教务长。就职典礼的三四天之后，罗家伦聘他的同学杨振声和冯友兰分别任教务长和秘书长，组成了清华大学的新领导班子。从《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得知，在1928年10 月29日之前，罗家伦陆续选聘部分清华原有教授和新教授，并以国立清华大学名义颁发聘书。10月12日清华大学开学。从9月18日就任开始，在不到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罗家伦完成了对领导层改组，院系调整，教授聘任，招收女生等重大改革，其办事作风称得上是雷厉风行。但《学术独立与新清华》说，整理之后，清华原有教授留下18位。聘任清华原有教授是1928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的事，在9月18号就职演说时是不可能谈到的。另外，有人据此写文章，说罗家伦把清华原有55名教授，留下18人，等于解聘了其余37人。实际上，1928年秋罗家伦把大多数清华原有教授和讲师又续聘一年。因为，在1928年改为大学后，清华学校的原有建制仍存在，即留美预备部和研究院还有最后一届学生，大学部的第一届学生要到1929年6月才毕业，教师人数已不足，罗家伦接任清华校长较晚，也就不大可能从其他学校聘来更多合格教师，所以，此时罗家伦必须近可能延聘清华的原有教师。
罗家伦在《学术独立与新清华》中说，“我动身之前，便和大学院院长蔡先生商量好如何调整和组织清华的院系。我们决定先成立文、理、法三个学院。”并说先成立土木工程系，而注重在水利。实际上，蔡先生于1928年9月13日给罗家伦的信中说：“鄙意清华最好逐渐改为研究院，必不得已而保存大学，亦当以文理两科为限，若遍设各科，不特每年经费不敷开支，而且北平已有较完备之大学，决无需乎重复也。惟收束自当以渐耳”。信中并没有谈三个学院的建制。清华成立文、理、法三院的基本建制是1929年6月后的事。土木工程系也是1929年秋后设立的，在1928年罗家伦到校后把原来的工程系改称市政工程系。《学术独立与新清华》中所谈与蔡先生协商后的计划，实际是罗家伦对1929年6月清华大学实际情况的追记。
从用词上，或者语境上，《学术独立与新清华》也与当时罗家伦的其他演讲不相符合。10月12日清华大学开学，罗家伦在开学仪式上的演讲词，数日后发表于《世界日报》。罗家伦所讲是清华整顿后的基本情况，系和课程的设置，主任和教授的聘任，对学生的要求和期望等。可以说，开学演讲，内容具体，朴实无华，而《学术独立与新清华》很像一篇散文，文字间挥洒着作者的才气。且以革命起笔，似与清华无涉；又谈蔡元培指示，也非当时心境。
如何看待就职当日的演说内容与日后成文的《学术独立与新清华》差别？我觉得应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就职当日的演说，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罗家伦到校伊始，面对改造清华的重任，首先就是要把所筹划的改革措施报告给全校师生。但多年之后，要把那篇演说词编入著作时，重读演说词，罗家伦应另有想法，除了有改造一所大学的实施计划之外，还想让读者了解他对中国大学教育的思考，也就是他的教育思想。或许就是基于这写考虑，罗家伦重写了演说词；又因为距演讲时间已远，记忆有误，使文中的一些事例与史实不符。可以认为，《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是罗家伦在卸任清华大学校长多年之后，经过对其任职期间成就的总结和失误的反思，以就职演说的名义重写出一篇文章。不可否认，与演说当日的慷慨陈词相比，《学术独立与新清华》一文精辟地阐释了罗家伦的大学教育理念，其思想性更强，影响也就更深远。
著文者希冀思想之流布，必欲使文章内容丰赡，文笔洗练，遂一改再改，甚或完全重写也在所不惜，以达孔子所谓“文质彬彬”之目标。研史者务求史实之精准，必注意时序之先后，事件之关联，于细微处探寻历史之本真。《学术独立与新清华》一文可作为罗家伦教育思想的代表作来研读与欣赏，不可作为国立清华大学成立时的史料予以采信与引用。因为要论证历史事件的起因和过程的种种细节，需要以距事件发生时刻最近的记录入手，对文本的内容进行梳理和分析，采用于史实相吻合的材料作为论证的依据，才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