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罗家伦女儿对父母的纪念文集。先浏览了此书作者的出版后记。罗久芳提到，编辑高艳华女士建议：把纪念文字和传主遗作合而为一，合成一本“从多个角度出发的传记”。罗久芳希望，这样安排，能使得“读者不仅能从中认识我父母亲的生平，也能够体会出他们那个时代的沧桑。”读罢，感觉这个设想真是很成功。
罗家伦曾出任清华大学（一九二八年八月至一九三Ｏ年五月）和中央大学（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一年）校长，清华从一个半旧半新的学堂转型为一个现代化大学，罗家伦是最初推手。罗家伦以他三十来岁的旺盛精力、多年游学欧美的见识和过人魄力才干，给梅贻琦继任主持清华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除了教育家，罗家伦又是外交家和著名学者。可是，正因为他和胡适一般，曾居于海峡另一端，一个出色前辈，也就迟迟不能被此岸的故国后人有所了解，这本书不是面对学者研究圈，而是面对我这样的普通读者。可它又不是对先人歌功颂德的泛泛之作，而是让我们有机会以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前辈和他们的旧时代。那个时代并不因其远去就和我们毫无关联，它是我们经历的新时代的母亲。例如，罗家伦一辈所经历的、我们现在年年还要纪念的五·四运动。
我们看先辈学人，总有个明知故犯的偏差，就是很容易注重他们功成名就之后正襟危坐的模样，便以为这是他们一以惯之的形象，而忘记他们也曾经年轻，曾经也是嬉笑怒骂、活蹦乱跳、口出狂言的毛头青年。读到五·四，不由想起自己中学的教导主任杨漱敏，她是九三学社创始人笪移今先生的夫人，高度近视眼，一头短短的白发。在一二·九运动纪念日，她主动向我们回忆当年之亲身经历。那些书本上的意义我都忘记了，留下印象的就是亲历者的细节，说是一招呼大家就去了，一会儿要跑，就拼命跑，要站住，就满街挤个水泄不通，小姑娘的杨漱敏最惊讶的是，看着两个男同学被挤得跳进了街边一口大大的空铁锅。还有回到学校又如何兴奋得很多日子静不下来。这让我知道这些事件不是历史课本上一个抽象的概念，这是一件具体的事情，而参与者多为比我当时大不了几岁的学生。
五·四运动源于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在青岛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而没有归还中国。这里面除了中日私下交易，还涉及一次大战中国的参战程度，涉及巴黎和会的力量配比，种种复杂纠葛导致出这样一个结局来，有历史的偶然和必然，这不是本文探讨的范围。只能说，这样的结果在当时的北京大学，必会引发出一场以爱国为主题的学生运动来。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那一天，游行集会抗议都不在话下。最后的高潮是发生了火烧曹（汝霖）府和“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的事件。章宗祥被殴重伤，一度生死不明。读“五·四”的罗家伦回忆，最初引起我兴趣的，正是围绕这一历史细节前前后后的故事。
为了反对中日密约，“五·四”一年前的一九一八年，已经有了一次新华门总统府请愿的学生运动。这两次运动罗家伦都是发起人之一，更因其后者被称为“五·四干将”。这个干将在一九一八年发起请愿是二十一岁，“五·四”那年是二十二岁。大家都知道，那一天群情激奋。在走出校门前的一次集会上，四年级学生许德珩慷慨激昂发言。他二十五岁才进入北大，一九一九年二十九岁，是学生中年长的一个。他后来成为九三学社发起人之一；会上刘仁静挥动小刀意欲自杀，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当时十七岁。后来代理北大校长、也是后来的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一些书中称他为五·四学生领袖，其实不然。五·四那天阴差阳错，他本来要被学生推选为副主席的，结果被一个同学打了一拳，一怒之下傅斯年和五·四运动脱离干系，再无瓜葛。傅斯年当时二十三岁。
关于发生在曹府的故事，现场目睹的人并不多。许德珩当时在场。他不仅后来一直是九三学社的领导人，还坚持申请加入共产党达五十三年之久，在九十岁才如愿以偿。他长期作为大陆政治人物中的五·四先驱，为我们传承这段历史。
罗家伦后来去了海峡的另一边，他当时也在场。他非常中性仔细地描述了当时发生的事情。章宗祥先被群众痛打一顿，“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便一哄而散。”章已经不能起来，对一个被认为错打重伤的无辜者，在场学生无人救助。而是由在场的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佣人把他抬出曹府抬到一个杂货店。“群众中忽然有人叫‘刚才并没有打错’”，就“重新把章宗祥拖进曹宅来，”唯有那个日本人冒死试图保护他，学生们“拆散了一张铁床，拿铁床的棍子来打，所以章宗祥当时确是遍体鳞伤，大家以为他已经死过去了。......我还亲眼看到江绍原拿了一床红绸的被子，拖在地上，撕了一块红绸，拿在手里，乱晃几下，说是‘胜利了！胜利了！’”曹家的室内陈设被学生门纷纷砸碎，包括众多香水瓶，“香气四溢，不可向迩”。罗家伦看到高等师范的学生从身上掏出许多自来火（火柴）开始放火。罗家伦在回忆中问道：“如果他们事前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在身上带来这许多自来火呢？结果，曹宅烧起来，徐世昌便下了紧急命令，叫军警捉人。”罗家伦出了前门，可是救火队和水夫，已经把一条街挤得水泄不通。几十人尚在曹宅来不及出来，被军警逮捕，其中就有许德珩。
五·四当天，一场民众抗议政府对外政策的爱国运动，就以一个纵火及殴人重伤的高潮告终。在如此混乱的民众运动中，发生这样的暴力刑事案件，古今中外都难避免，更何况中国民众大规模请愿干政，还是初试牛刀，不割出血来才是奇怪事情。问题是割出血以后怎么办？
我觉得好奇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大规模“运动”本身就有制造问题的能力。一旦问题被制造出来，一是新问题成为当务之急，而引发运动的国家大事反而退而为其次；二是新问题可以成为“运动”的进一步推动。两天后，章宗祥还没脱离危险，曹宅当然已经烧光。记得我们的历史课本上没有罗家伦这样的细节，历史书也在暗示和引导我们：痛打、火烧的对象既然是卖国贼，也就是无可厚非之正义行为。就在当时，大多人怕也是持这样看法，否则事情不会如此发生。
不到二十二岁的罗家伦五·四那天回来累得倒头大睡，第二天起来，还在奔走，并且参与了全体通过的北京学生罢课决议。在一年前新华门总统府请愿的运动发生时，事件一发生校长蔡元培就立即辞职。最后是学生表示退让回校，由罗家伦等学生劝说校长回来。这几个学生有个基本概念，就是不能伤害北大。为此，发起运动的罗家伦还被顾颉刚痛骂了一顿，一九一八年，顾颉刚二十五岁。这一次，五·四出了大事，有多名学生在曹府现场被捉，蔡元培根本不提辞职，而是主动联系所有大学校长，商讨如何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
在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这类事情的处理是桥归桥，路归路。抗议集会在法律容许范围，政府不可以不批准；发生违法暴乱行为，独立的司法不可以不惩治，政府行政分支干涉都无用，行政干预司法乃宪政法治之大忌，休提。当然再往前推一步，是政治透明，重大外交举措不可以隐瞒民众。而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很容易一步错而步步错，或者说一步偏差而步步偏差，整个思路逻辑都对不上。政治是不透明的，民众抗议是容易失控的，司法不是独立的，所以被捕学生事情是政府行政说了算，这样歪打正着，倒也就有交易可做。
罗家伦估计的政府思路大致不会错：“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长久的罢课下去，一定是要出事的。而且五月七日是国耻日，更容易出事。”所以北京政府刚刚听到学生决定罢课的消息，就把“明天全体复课，明天就立刻可以放人”的交换条件提交给大学校长。五月六日当晚十点，蔡元培紧急召集北京各大学校长，在他的办公室接见学生代表。罗家伦回忆，学生代表都说“昨天才决议罢课，明天便要复课，乃是办不到的，我们也负不起这个责任。”唯一例外地赞同这个妥协的是罗家伦：“我说：‘现在如果尽让同学们关在里面，也不成事，况且我们这一次有放火及殴伤等重大情节，（当时章宗祥还没脱离危险境界，有两天没有大小便，医生说他命在旦夕了。）适巧政府又捉去我们几个人，用这几个人去抵命，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罗家伦向校长们确认妥协交易的可靠性，校长们说，“我们可以以生命人格为担保，”还告诉学生代表，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也曾发誓过‘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我吴炳湘便是你们终身的儿子。’”于是，罗家伦说，“我以为既然如此，我们就复课好了。”其余学生领袖一致反对，可是既然罗家伦说出来了，他们居然也都勉强照办，可见二十二岁的罗家伦在学生中也确是最有威望的领袖。第二天北京各大学先后复课，“到了十点钟，全部被捕同学从警察所送回学校来，大家都列队在门口迎接，当时那种痛哭流涕的情形，真是有家人父子于离乱巨劫以后相遇时之同样感觉。”
过去我们更多看到蔡元培救援学生一节，现在下文已经渐渐为人熟知：学生出狱，蔡元培就离北大而去。留下的一封辞职信引的典故成为学生们费解难猜的谜，“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罗家伦回忆说，学生们纷纷去请教国文老师，让那些被新文化运动冷落的老夫子们好好得意了一番。对于当时北大学生的国文水平来说，这实在没什么难懂的。或许是他们不愿意或不相信他们读到的意思罢。蔡元培清楚看到，虽身为校长，下面的局势他无力回天。
下面是没有蔡元培的学生们自己运转的北大。章宗祥还没有脱离危险，“时时有死耗之传闻”，学生们显然还在担心是不是有司法的追查问罪，“刚巧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候死了，他本来死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订下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之最初主动者便是狄君武）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用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惟一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在上海还有一位女士，当众痛哭郭烈士。”虽然这一“策略”不是罗家伦提出，他显然在当时也接受了。所不同的是他不掩盖事实，还在事后反省这样做的正当性。
北大学生走向全国，派去的学生密电回来，告诉北京同学“可以相机发难”。于是，学生领袖分两天派出几百名学生出去街头演讲，就又有被捕。这次学生被捕已经不涉命案，也在预料中，就有慷慨以赴的气慨，甚至又成策略：被捕本身又可推出高潮，罗家伦如地下工作一般，偷偷发出学生被捕的电文，成为各大城市新的耸动新闻。南下点火的北大学生，遂发动劝说上海商家罢市，“甚至于要求不遂，向商店老板跪下去。到了六月四日，全上海罢市了，别的地方跟着罢市的也有好几处，而天津方面，因为一个南开学生马骏在商会代表的前面，用一只碗向自己脑壳一打，表示他要求的决绝，商会方面的人大为感动，也罢市了。”
这让我想起以前看到的五·四前后的梁实秋。清华学生梁实秋也跟着同学去前门外珠市口演讲，聚集的民众阻碍了交通，有汽车按喇叭，激怒的民众顿时捣毁了一部汽车。梁实秋反思道：“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章宗祥的儿子也是清华学生，和梁实秋同宿舍，五·四后悄悄离开学校。但是他的床铺被同学砸烂，衣箱私人物品被四处乱扔。梁实秋对此尤不能认同。那一年，梁实秋十六岁。
接下来，是天津上海向政府提要求，要求“罢免卖国贼”和“不签巴黎和约”。要求前提，就是释放学生。这时，北大临时拘留所的“学生还不肯出来，因为他们一出来要减少了天津及上海方面的紧张空气。到了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却派人来道歉，他们才肯出来，”拘禁在警察所和步兵统领衙门的学生更不肯出来，“以后预备了汽车和爆竹送他们出狱，还是不肯。最后一个总务长连连向他们作揖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了，赶快上车吧！’”民众官府的力量对比可见一斑。直到五·四五个月后，学生会派罗家伦去请回蔡元培，蔡元培“慨然答应”。也许，蔡元培看到，五个月下来，已是学生“可小休”的时候了。事实上，到年底，北大学生为另外事情，和政府又起过一次冲突，罗家伦也首领其中。可是，如蔡元培知道的，已经到了罗家伦和学生们看到“学生运动也就衰落下去”的时候了。
罗家伦曾总结衰落原因，认为：一是“青年作事往往有一鼓作气再衰三竭之势。”二是“第一次学生运动”都是用功学生负责，“但是到后来久动而不能静，有许多人只知道动而不知道读书，于是乎其动乃成为盲动。”三是，“最初动的学生，是抱着一种牺牲精神，不是为了出风头”，而他们的“名声较大，大家知道得多了，于是乎有许多人以为这是成名的快捷方式，乃是出风头的最好方式，结果个个想起来动，结果必至于一败涂地。”四是后来的各种政治成分加入，“往往起于内部的破裂”。也许还应该说，运动是短暂的事情，能够达到的目标是有限的，自然会衰落。可惜热血沸腾之中，很少有人肯在合适时机见好就收。
当然“五·四”包括了前前后后的文化运动，不是一个简单学潮。罗家伦在总结五·四影响的时候，不认为表面胜利是重要的。他认为重要的是推动形成民众组织和扩大新文化运动，“唤起了全国青年对于国家问题的意识”。罗家伦入学北大那年，恰是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同一年，他最清楚看到，没有蔡元培推动的新文化运动，不会有发动五·四的北大学生，他们对国家问题有了意识，可是在这样的意识下做什么和怎么做，又是另一件需要探讨的事情。至少这样的学生运动，并非是蔡元培所希望看到的景象。梁实秋甚至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探求新知”都不宜“过于热心”，以至“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然而有能力给自己内心安排出空间、去深入探讨这样问题的人并不多。因为运动大前提的爱国重量压倒一切，其余探讨也就复杂困扰而“渺小”到难以启齿的地步。
提到北大学生一九一八年的总统府请愿，罗家伦说，这是一件“很少有人提起的”事，他还说，“（说句没出息的话，这也是民众请愿的第一次）。有了这件事做引子，再加上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五·四’运功的产生，几乎是事有必至。”。五·四以后，北大更是脱离不了政治了。不仅五·四是必然的，此后中国的轰轰烈烈都是“事有必至”。人是需要精神支撑的，需要自己有正义感有爱国心有道德的精神追求，尤其是处在如北大清华这样精神上层。五·四这样的大事体于历史留名，表现出宏大叙事的正确，支撑起一代代前赴后继的青年学子的道德感。这里有牺牲有流血有牢狱，使得任何要往深处走一步，提出批评检讨的人，都可能在道德上先输一头。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不能走出历史所规定的局限。还是有少数身陷其中的人，有能力自己拔出脚来，甚至走出喝彩声以及五色光环。从困惑开始而寻出它背后必然的负面效应，认识到，在一定条件下，这样的负面效应会毁掉一个人，二十三岁的罗家伦，就已经有了反省自己的能力，“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济之地。”反省的还有五·四时才十六岁的梁实秋。五·四建立的清华学生会，在此后有权评议学校事务。梁实秋担任了几年评议员。他说，“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清华学生在短短时期内驱逐了三位校长。“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
在一个内忧外患状态下，人们被不断的学生运动民众运动的大潮所裹挟，看似积极主动参与，其实不论情绪、精神状态还是身躯，都是被动地被局势推着走的，休谈“独立”。几乎很少有人能够置身事外。那是有人喝彩的游戏，即便不殴人纵火“暴徒化”，那种“决策于千里之外，运筹于帷幄之中”的政治“策士化”，以及梁实秋看到的失去个人独立而从众的状态，仍然有着致命吸引力。有许多人更是一经运动，终生无以摆脱动态，再也静不下来。爱国以民众运动为主要形式、形成滚滚不息潮流，诉求越正当，越是迷人，越会卷入一代代优秀青年，对一个国家的毁坏更会超过它的正面推动。虽不断有人意图作运动和领导组织的具体改善，却往往看不到此乃硬币之两面，弊端与生俱来无可根治。归根结底，这不是冷静审慎坚实的制度改革，虽披以现代外衣，它仍然轻而易举就可能潜移默化为中国式的政治权术操作。
身为校长，蔡元培当然第一个预料到五·四对学生志趣与品性的改变。接任校长的蒋梦麟回忆道，蔡元培说，学生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五·四以后，蔡元培《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称“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一时之唤醒，技止此矣，无可复加。”你们做到登峰造极处了。不知学生听了是否全当作夸奖吞进肚里。蔡元培又转回来表示，真正寄希望看到的中国青年和未来国民是“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洁其品性。”“推寻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也。……使诸君果已抱有恢复原状之决心，则往者不谏，来者可追”。在五·四前，胡适和陈独秀两名教师、罗家伦和傅斯年两名学生，在北大受到保守派最大的压力，然而“胡适虽然同情学生诉求，却认为这场运动也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不仅破坏了北大的教学制度，阻碍了‘新文化运动’的进展，也促使他放弃了‘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初衷”，作出这样思考的胡适，五·四那年，二十八岁。他此后一直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蔡元培、罗家伦和胡适，属师生三代，此后却维持了长久的特殊友谊。他们对五·四不同于寻常的推敲，是这段友谊的一个重要纽带。在此后中国动荡的局势下，他们不可能远离政治，也没有放弃当动则动。可是，他们和五·四那年四十岁的陈独秀，有着明显不同。他们不能完全在局势推动下随波逐流，在动与静、破坏与建设的局势之间，他们有自己的独特思考和不断挣扎。这种挣扎来自于他们能够穿透动荡局势，看到不论作为个人还是民族，当有某种恒定不变的东西。他们相信，这种东西沉淀下来，才是个人和民族立足的坚实基础。
“杀君马者道旁儿”，你的马儿跑死，全因道旁欢呼喝彩的人太多。许德珩说，这是蔡元培在嘲讽当局；更多的人说，这是蔡元培在自嘲；罗家伦没有给出结论，仍称之为谜。我想，他的心中其实是有答案的。
一九一九年五月九日凌晨，给北大留下这句话的时候，蔡元培五十一岁。
《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罗久芳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二ＯＯ六年一月版
原载《书城》第二十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