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3日，即五四运动爆发前一天的上午，《北京学生全体宣言》的起草者、大名鼎鼎的三大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罗家伦，在忙于策划北京高校学生运动的间隙，还做了一件迄今鲜为人知的“重要”事情——他准备好了一份给北大校方的上书，要将自己的老师——当时已是名闻中外的新文化运动反对者、拖辫教授辜鸿铭——赶下北大的讲台。只是由于五四运动的爆发，直到五四风暴平息后的8月8日，他才将此信正式递交给北大校方，促成了辜鸿铭老师的“下课”。这样一件与五四运动有密切关联的文化趣闻，不久前才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黄兴涛教授在检读北大历史档案时发掘出来，并作出独到的解读。恰逢北大110周年校庆之际，我们刊发此文，或许就如启开一壶陈年老酒，让广大读者从这段被历史尘封已久的“五四”故事中欣赏到特别的“酒香”。
最近，笔者有机会得见北京大学所藏的一件档案，题为《罗家伦就当前课业问题给教务长及英文主任的信》，信中对辜鸿铭任教的英诗课大加非议，并建议学校取消其授课资格。因过去从未见人提及此信，而胡适和罗家伦等知情人和当事人在事后有关五四运动的回忆中，又显然是有意地回避和隐瞒了此事，所以个人认为若将此信内容加以披露，对我们了解五四时期的北大和新文化运动以及思想界的新旧磨擦都有意义，而且还可增加对辜鸿铭这位“文化怪杰”在北大的英文教学情形、他当时的实际处境以及罗家伦等“新青年”意气高昂、自以为是的精神状态的了解与感受。
一、罗家伦“上书”及其背景
在北京大学档案馆中，这份保存完好的当年北大学生的“上书”档案，既有标题，也有封皮。案卷号为BD1919031,立案单位为“校长办公室”。其正文如下：
教务长英文主任先生：
先生就职以来，对于功课极力整顿，学生是狠（很）佩服的。今学生对于英文门英诗一项功课，有点意见，请先生采纳。学生是英文门二年级的学生，上辜鸿铭先生的课已经一年了。今将一年内辜先生教授的成绩，为先生述之：
（一）每次上课，教不到十分钟的书，甚至于一分钟不教，次次总是鼓吹“君师主义”。他说：“西洋有律师同警察，所以贫民不服，要起Bolshevism；中国历来有君主持各人外面的操行，有师管束内里的动机，所以平安。若是要中国平安，非实行‘君师主义’不可。”每次上课都有这番话，为人人所听得的。其余鄙俚骂人的话，更不消说了。请问这是本校所要教学生的吗？这是英诗吗？
（二）上课一年，所教的诗只有六首另十几行，课本钞本具在，可以覆按。因为时间被他骂人骂掉了。这是本校节省学生光阴的办法吗？
（三）西洋诗在近代大放异彩，我们学英国文学的人，自然想知道一点，我们有时问他，他总大骂新诗，以为胡闹。这是本校想我们有健全英文知识的初心吗？
（四）他上课教的时候，只是按字解释，对英诗的精神，一点不说，而且说不出来。总是说：这是“外国大雅”，这是“外国小雅”，这是“外国国风”，这是“外国离骚”，这是“官衣而兼朝衣”的一类话。请问这是教英诗的正道吗？
有以上种种成绩，不但有误学生的时光，并且有误学生的精力。我们起初想他改良，说过两次，无赖（奈）他“老气横秋”，不但不听，而且慢（谩）骂。所以不能不请先生代我们作主，设法调动，方不负我们有这英诗的本旨。
校长优容辜先生的缘故，无非因为他所教的是英诗，教得好，而且与政治无涉，那（哪）知道内幕中这个情形。不但贻误学生，设若有一个参观的人听得了，岂不更贻大学羞吗？学生也知道辜先生在校，可以为本校分谤，但是如青年的时光精力何呢？质直的话，请先生原谅！学生罗家伦谨上五月三日此信并可请校长一看。
罗家伦此信写在14张“国立北京大学用笺”上（5月3日所写10张，8月8日补充4张）。
该信最初写就的时间，是1919年5月3日，也就是五四运动的前一天。作为北大“新青年”领袖之一的罗家伦，在这样一个特定时间的行为，自然很容易引发人们对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那场爱国政治运动之间的历史关系的联想。它本身又可成为罗家伦后来在《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中所认定的前者为后者“基础”、后者
反过来又扩大了前者“势力”论的小小佐证之一。
其时，北京大学的校长是蔡元培，教务长是后来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马寅初，英文门主任乃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的胡适。罗家伦1917年进入北大英文门，很快就与傅斯年等一道，成为当时北大学生中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活跃分子，特别是与胡适等极为接近。这封信就是直接写给马寅初和胡适的。
辜鸿铭此时为胡适在英文门的同事，他进入北大英文门的准确时间目前还难以查出，但肯定比蔡元培1916年12月26日出任北大校长要早。严格说来，那种认为辜鸿铭进入北大是蔡元培“兼容并包”办学思想直接产物的流行说法，其实并不确切，他不过是蔡氏办学原则容忍的对象，即被续聘而已。
从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辜鸿铭进入北大英文门当不会早于1914年，也不会晚于1915年9月。有学者称，早在1903年辜鸿铭就曾“加盟北大”，且任副总教习。此说恐怕靠不住。但这一说法也并非毫无根据。在京师大学堂的档案中，确有两份电报存单，是管学大臣张百熙和荣庆发给湖广总督端方和两江总督张之洞，请他们催促其部属辜鸿铭来京就任京师大学堂副总教习一职的。时间是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即1903年2月22日前后。前者写道：“武昌端制台，大学堂奏派辜员外汤生为副总教习，祈（速其）来京，盼切。熙、庆。”后者写道：“南京张宫保鉴，辜君鸿铭精通西学，早蒙识拔，钦仰尤深。刻学务需才，已奏派副总教习。请趣早临，无任叩祷。熙、庆，艳。”（《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193页）不过，查阅现有的各种记载，当时的辜鸿铭应当是并未到任。那时，他高自位置，可能还没有看上这个职位。到了民国初年，他张扬地以遗老自居，穷困潦倒也不肯趋时，其就任北大英文门教授，恐怕多少也有为生计所迫的考虑。
1917年以后，北京大学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派领袖陈独秀、胡适等在校长蔡元培的信任和支持下，大力提倡白话文和新文学，反对旧礼教和旧道德，虽引领风气，应者如潮，却也遭到辜鸿铭、刘师培等北大旧派人物的抵制，并引起一些对西方近代文化感到失望、对儒家传统仍深怀依恋的新派人士的反思。1918年6月，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从日本翻译发表《中西文明之评判》一文，对1915年辜鸿铭用英文出版的《中国人的精神》（即《春秋大义》）一书在西方引起的反响进行报道和评论，同时表达用儒家传统“统整”现代西方文明的意向，结果遭到陈独秀等“新青年”阵营的猛烈抨击。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连续撰文，指责杜亚泉与主张复辟的辜鸿铭为“同志”。杜氏也为此进行了辩难。这样，1918年秋至1919年初，在新旧阵营之间，有关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就趋于白热化程度。
1919年3月间，不满新文化运动的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斥责其所卵翼下的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是“人头畜鸣”。蔡元培则回敬《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强调北大“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以维护新文化运动。其复函有言：“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所提到的教员必是辜鸿铭。不过，蔡元培函中流露的那种不同情辜氏的反复辟之政治标准既已彰明，其著名的“兼容并包”主义如果不是新派自我保护的挡箭牌，又到底能实行到何种程度，或者说能坚持多久，还是个问题。
二、激于“大义”与“私愤”的双重冲动
显而易见，罗家伦给北大校方所写的这封信，正是当时北大内部新旧两派激烈斗争的产物。它既有陈、杜之争的背景因素，更是直接基于林、蔡之辩所作出的某种回应——一种来自北大学生中“新青年”方面的回应。
就罗家伦写作此信的动机而言，当然首先是激于新文化运动的“大义”。作为当时北大学生中最热衷于新文化运动的代表，1918年底与1919年初，罗家伦即与傅斯年等发起成立“新潮社”，并创办《新潮》杂志，一时意气风发，声名大著，成为当时文学革命论在青年学生中的大力弘扬者和白话诗文的有力实践者。这种思想的分歧和态度的对立，使得他当时对于辜鸿铭及其英诗课十分反感实不足为怪。而反过来，辜鸿铭对像罗家伦这等“新青年”也绝无好感，于是彼此间便又有了个人的恩怨。
著名报人张友鸾先生就曾生动地记述辜鸿铭和罗家伦之间互相“讨厌”的故事。据他说，辜鸿铭这位“名教授”因反感罗家伦这位“名学生”好出风头，不好好学英文，故上课时“十回有八回叫着罗家伦的名字，要他回答”。而罗家伦呢，对于这英诗课既无兴趣，英文底子又很差，每次点到他名字的时候，“有时胡乱回答一通，有时简直就说‘不知道’”。有一回，辜鸿铭听了他的回答很不满意，便当堂加以训斥。因为话说得很重，罗家伦有些难堪，就站起来辩解。结果招致辜鸿铭大怒，拍着桌子说：“罗家伦！不准你再说话！如果再说，你就是WPT！”罗家伦被吓得愣住了，只好忍气吞声，不再言语。下课后，他心中不快，尤其窝心的是挨了骂，还不知道所骂的WPT三个英文字母究作何解。他就此请教自己尊重的老师胡适，也未能得到答案。于是有一天，趁辜鸿铭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他凑上前去问道：“上回老师不准我说话，骂我WPT。这WPT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还不明白。请老师告诉我：这是哪句话的缩写？出在哪部书上？”辜鸿铭一抡眼道：“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WPT，就是王、八、蛋！”此言一出，哄堂大笑。罗家伦恨得牙痒，却无可如何。张友鸾最后还强调：“北大学生，没有一个不知道罗家伦就是‘WPT’的。”（见《辜鸿铭骂罗家伦WPT》，原文载1979年4月3日香港《新晚报》）
笔者研究辜鸿铭多年，知其的确有喜骂“王八蛋”之嗜。若如是，就不难理解何以罗家伦要单独“上书”校方，且对自己的老师用语会如此刻薄激烈了。
不过，在5月3日那天，罗家伦写好此信后却并未马上送给校方。当天下午，他到清华大学参加一个纪念会，晚上9点才赶回北大，且又投身到筹备次日集会抗议的活动中
。在五四运动期间，罗氏有出色表现，他负责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热血高呼：“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大家起来呀！”这宣言曾激励无数中国人为爱国救亡而奋起抗争。但对于学生运动，顽固保守的辜鸿铭却并不理解，他因此与罗家伦再起冲突。
据罗家伦后来回忆，五四运动的时候，辜氏曾在日人所办的英文报纸《北华正报》上发表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我们这帮学生是暴徒，是野蛮人。我看报之后受不住了，把这张报纸带进教室，质问辜先生道：‘辜先生，你从前著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这一次把辜先生气得脸色发青，他很大的眼睛突出来了，一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手敲着讲台说道：‘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见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载台湾《艺海杂志》第1卷第2期）这样，辜、罗师生之间的矛盾就更加趋于激化。
三、“上书”的正式递交及校方的最初反应
五四运动过去三个月之后，即1919年8月8日，罗家伦终于将5月3日写的这封信呈交给校方，并且又补充了如下内容：
这封信是五月三日上午写好的，次日就有“五四运动”发生，所以不曾送上。到今日学校基础已定，乃捡书呈阅。还有两件事要附带说明：
（一）本年学校将不便更动教授，但英文门三年级的英诗功课，只有二点钟，可否将辜先生这两点钟减去，让他便宜点儿。这两点钟我和我的同班，渴望主任先生担任。
（二）听说杜威先生下半年在本校教“哲学”同“教育原理”两课。这两课都是对于英文门狠（很）有关系的东西，可否请先生将他改成英文门的选科，让我们多得一点世界大哲学家的教训，那我们更感激不尽了。
在信末，罗家伦还要求将此信也交给代理校长蒋梦麟一阅（当时蒋氏到校视事仅有17天，蔡元培辞职仍未返京）。教务长马寅初收到此信后，相当重视，因信中内容涉及到英文和哲学两系的课程安排问题，他当天就将此信转给哲学系负责人、以“辟‘灵学’”著称的新派心理学家陈大齐（字百年），让陈与英文系主任胡适商量解决办法。他写道：“百年兄：接罗君家伦来函，对于英文与哲学两门功课有所主张，兹特奉上，希与适之兄一商为荷。此请刻安。”至于陈大齐和胡适具体商量的处理意见如何，限于资料，暂无法得知。
从罗家伦所补充的两点内容和马寅初对他的态度来看，五四以后这位学生领袖的地位和说话的分量显然已今非昔比。他竟可以完全不把名扬天下的老师辜鸿铭放在眼里，还大胆以全班同学的名义，公然请求让英文系主任胡适替下辜鸿铭来为他们上英诗课。在笔者看来，罗氏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原因，尤其是他和辜鸿铭的冲突过于激化，而英诗又是其必修课而无法逃避之外，还同罗家伦自己在五四运动中与蔡元培、马寅初、陈大齐、胡适以及后来的蒋梦鳞等校方高层建立起的“战斗情谊”、密切接触和信任关系不无关联（从现存的一些当年通信可以推知），且和辜鸿铭此时与罗氏本人最亲近、钦佩、依靠的另一老师胡适之间的矛盾和争论业已公开化也不无一定关系，至少在心理上，这些都可以给作为学生的罗家伦“上书”之举壮胆。
四、两个老师之间的“竞争”：胡适因素蠡测
在北大英文门内，胡适与辜鸿铭不仅是思想上的对头，也是教学上的竞争对手。他们都教英语文学，特别是英诗。起初，胡适仅教一年级的英诗，每周只有1课时；辜鸿铭则教二、三年级的英诗，每周都是3课时。罗家伦正是胡、辜共同的学生。但罗显然更喜欢胡适的英文课。1918年，他还在胡适的指导和修改下，与胡适联名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易卜生戏剧《娜拉》。1919年5月，杜威来华讲学，胡适亲自做翻译，罗家伦则是胡适指定的笔录人之一。他上述补充的有关杜威课程为选修课的建议，就是因此而来。
如果说五四以前，辜鸿铭还只是在自己的英诗课堂上对胡适的文学革命论加以批评，那么五四时期经过学生运动的种种刺激，他们之间的正面争论也因此展开。1919年7月12日，辜鸿铭应英文《密勒氏评论》之邀，对此前胡适在该报发表的文学革命论的文章进行批评，撰写了《反对中国文学革命》一文。随后胡适也有所回应，接着辜氏又于同年8月16日再次发表《归国留学生与文学革命——读写能力与教育》一文，继续辩论。在这两篇英文文章中，辜鸿铭骂胡适“以音乐般美妙的声音”谈论所谓“活文学”或“重估一切价值”，其实不过是意义含混不清、让人莫名其妙的骗人把戏，即“套鸟的圈套”而已。中国的文言就像莎士比亚高雅的英文一样，绝非“死文学”。识字与受教育也并非一回事，事实上往往相反。他嘲笑胡适以粗鄙的“留学生英语”鼓吹的所谓“活文学”，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导致大量“外表漂亮的道德上的矮子”罢了。
1919年8月3日和27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以“天风”为笔名，也发表了两篇题为《辜鸿铭》的“随感录”，对辜鸿铭展开反攻。但他似乎不屑于与辜氏展开学理讨论，而有意采取了“诋毁”其人格的做法。他说辜氏早年最先剪辫，现在又坚持留辫，都只不过是“出风头”的心理在作怪，“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发表此“随感录”当天，胡适恰好碰见辜鸿铭，辜氏对于文中一些不确的说法，曾当面加以纠正，还扬言胡适在报上“毁谤”了自己，要到法庭去控告他。但后来，此事却不了了之。
十余年后的1935年，胡适在《大公报》发表《记辜鸿铭》一文，曾谈到此事。可见他对此事的耿耿于怀。然而，胡适对于在他发表该文5天后其得意门生罗家伦正式将前述上书递交学校、请求校方赶辜鸿铭下讲台一事，却讳莫如深、只字不提。
这就不能不促使我们更加关心罗家伦此信上交北大校方之后辜鸿铭的有关处境问题。从北大英文系的有关课程档案来看，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辜鸿铭二、三年级的英诗课仍得以保留。不过同时我们也看到，胡适的“近代英美诗选”课此时却被正式列入到本学年两个年级的选修课程当中，这无疑满足了罗家伦信中的部分要求。而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上半年，辜鸿铭的英诗课便不复存在。所有英国文学的“诗歌”部分，都改由胡适来上，课为3学分，规定三个年级的学生均可以任选。不仅如此，胡适还专门为杜威的太太开设了“英国史”、“欧洲古代文艺史”、“欧洲文学史（近世）”等三门课程。目前，辜鸿铭究竟何时最终离开北京大学英文系，由于没有找到相关资料，还难以确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自1920年下半年之后，北大英文系的课程表上，就已经不再有辜鸿铭的名字了。
或许正如陈平原等学者所断言，此时辜鸿铭已被北大正式解聘，理由是其“教学不认真”或“教学极差”（见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之二》一文和邓小林新出《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教师聘任之研究》一书第201页）。不过，他们都没有提到罗家伦的这封信和其他证据。五四以后，有关辜鸿铭一年内只讲“六首零十几行诗”的说法，已在陈独秀等人的口中有流传，而罗家伦此信中也正恰有此说，因此，很有可能罗家伦就是此说的真正肇始者。
也因此，人们难免对该信在北大最终解聘辜鸿铭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胡适当时可能的有关做法，产生一些联想（张中行的《胡博士》一文可以进一步激发此种思路）。同时，陈平原提出的在理解蔡元培“兼容并包”方针时，对其生动注脚之“辜鸿铭故事”不能“掐头去尾”的机敏提醒，也会因此浮上心头。当然，这一切都还有待新的证据。
1920年秋，就在辜鸿铭大体失去北大教职的时候，罗家伦、段锡朋等五位杰出的北大学生被蔡元培送往美国留学。临行前，胡适送给罗家伦一首多少让人感到有点莫名其妙的诗，题为《希望》。诗写道：
要是天公换了卿和我，
该把这糊涂的世界一齐都打破。
再磨再炼再调和，
好依着你我的安排，
把世界从新造过。
五、辜鸿铭在北大的英文教学效果之他证
从罗家伦的这封“上书”中，人们很容易对当时号称中国“英文第一”的辜鸿铭之英语教学的负面评价留下深刻印象。但这只是罗家伦个人的一面之辞，并不足以成为评价五四时期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前辜氏在北大英文教学效果和影响的唯一凭证。
在辜鸿铭和胡适两人一起教过的英文学生中，除罗家伦之外，较有影响的还有许德珩、袁振英（笔名震嬴）、李季等人。后两人1915年入学北大英文门，分别担任班长和副班长，是其中英文造诣较高的学生。袁振英与罗家伦一道，曾参与过胡适主持的“易卜生专号”，所编译的《易卜生传》是汉文中关于易卜生最早的传记。他还曾最早为《新青年》大量翻译美国共产党机关报Soviet Russia上的文章，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八个创始人之一。在30年代中期所写的几篇关于辜鸿铭的纪念文章中，袁振英不仅表示极端佩服辜氏高超的外文修养，还认为他诙谐有趣的教学方法，“学生也很喜欢”，并经常使得他们“乐而忘倦”。他反对辜氏的顽固态度，但却同情其热爱中国文化，并不懈地向外进行传播的精神；相反，对于胡适“以为中国简直没有文明可言”的论调，则大表反感。他还声称1915-1918年三年间，差不多没有一天不同辜鸿铭见面，而辜氏“也很得学生爱戴，胡适之先生也比不上。因为北大在五四运动以前，还有许多学生反对新思潮的。”（见《记辜鸿铭先生》及“补记”，《辜鸿铭先生的思想》，1934-1935年载《人间世》第18、28、34期）
李季也是民国时期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人物，他翻译出版过《社会主义史》和《马克思传》等不少有影响的著作。1918年毕业后，胡适曾安排他在北大代英语课，但他对胡适却没有好感，后来更是不断写书批判胡适的思想与学术。而对于辜鸿铭，他虽不赞成其保守的思想态度和政治立场，却极为佩服其学问、人格魅力和教学方法。在30年代初所著的《我的生平》一书中，李季大赞辜鸿铭乃“全中国英文学巨擘”，“为人极严正、刚直、廉洁，不独擅长外国文学，并精研西洋的历史，素为世界有名的学者所推重”。并表示在北大几年间，与辜鸿铭“关系最深，得益也最大”（见该书第140-141页）。
不过，在李季的记述中，最令人对罗家伦“上书”驱辜一事产生对比，对当时北大英文门的教学产生感慨的，还是1916年底蔡元培接掌北大之前，他们全班同学曾集体驱赶一位老师，兴奋地迎来辜鸿铭的故事。此前，其主要的专任英文教师C先生常以妓院为家、从不好好地备课和上课，这引起他们强烈不满，因而激烈要求校长改聘辜鸿铭来给他们上英文课。为达到这一目标，他们甚至不惜罢课数星期，最后才迫使原校长点头应允。李季对此特别记述说：“自C去而辫子先生来，我们不啻‘拨开云雾见青天’。”（同上，第161页）
有趣的是，不到三年，这位学生心目中的“青天”，转而却又成为“新青年”罗家伦驱赶的对象。这时，学生驱赶老师的理由和方式也已发生新的变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所新见到的这份北大档案，不仅为今人认知五四时期的新旧之争，也为感受当时正变化着的大学师生关系，提供了一点新的依凭和资源。
六、晚年罗家伦对辜鸿铭之“论定”
最后，让我们还是回到该信的作者罗家伦，读读他晚年所写的那篇《回忆辜鸿铭先生》的文章，看看他对昔日所驱赶的这位老师究竟作何评价。我们发现，在该文中，罗氏早已不再有往日的那种年轻气盛，他虽然还是将辜氏归为“老复辟派的人物”，还是认为其思想行为“不免故意好奇立异，表示与众不同”，但却始终都尊称辜鸿铭为“先生”。他记述自己曾跟辜鸿铭上英诗课三年，前后背熟过几十首英文诗篇。当时上课最难的不是背诗，而是用英文翻译千字文，“这个真比孙悟空带紧箍咒还要痛苦”。在讲述辜氏趣闻逸事的同时，罗氏总掩饰不住对这位老师的文学天才和外语能力表示钦佩之意。他赞辜鸿铭是一个“无疑义的”、“有天才的文学家”，认为其“英文写作的特长，就是作深刻的讽刺”，有时“用字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绝”。他还强调：“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能够搔着人家的痒处，这是辜先生能够得到西洋文艺界赞美佩服的一个理由”等等。可见，历经几十年的文化人生和学术磨砺，他对辜鸿铭的认识评价已经相当平静、理性和客观了。
不过，同胡适一样，晚年的罗家伦也丝毫没有提到他早年曾“上书”北大校方、向辜鸿铭暗施“狠手”之事。要不是档案还在，我们今天恐怕也永远无缘了解此事的真相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隐瞒，实际上已经造成某种误导。有的罗家伦研究者已然声称，罗氏当年在主张新文学和新文化之余，还能“兼容并蓄”，比如对像辜鸿铭那样顽固而有见识的学者的授课，他也会经常主动地去听听，云云。这一类历史的误会固然平淡无奇、屡见不鲜，却也难免让人感到遗憾和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