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文章一开篇就提到了孔子和儒学。虽然儒学等诸子百家难免有时代局限，但依然不失人学的光辉。只是和同时代的希腊人学相比，各有特色——我们少了些许神性、多了些许人情——而已。后因为儒学逐渐堕落为集权制的文化底本（法家则成为其制度底本），孔子本人被奉为全天下家奴们的“万世师表”，引发诸子百家集体沦陷。
我在《中华文化的复苏、创新与复兴》（《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3期）一文里，对诸子的集体沦陷做过表述，现转摘于此——
秦王朝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并统一中国，这是古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一次发展和进步，但却带来了中华文化思想层面上的一次巨大倒退。虽然自周以来，宗法制一直成为古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文人们的学术活动也总是被绑架在"家"的战车上。但秦以前的"分封制"本质上是一种以"天子"为首领、侯王大夫等"百姓百家"共同参与的封建共和制，而秦以后的"郡县制"则是"一姓一家"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制。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以"一家一言"代替了"百家百言"。其并发症是：每逢重大的改朝换代事件都要重新修订"一家一言"。该并发症的极端形式就是：视对手的文化主张为另类。如果没有秦以前的"百姓百家"共和制，先秦诸子们的"百家争鸣"是不可想象的；而在秦以后的"一姓一家"治下，"百家争鸣"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于是，统一思想、语言和文字就成为秦王朝的必然，"焚书坑儒"也就合理而难免了。先秦诸子们的后世命运（可概括为"外儒内法，道隐墨退"），实际上是被"一姓一家"治下的文化需求"先天"决定了的。
我们大致可以用"和谐"二字来概括先秦诸子们的思想诉求。儒家追求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墨家追求社会无差别的和谐，道学追求社会秩序向自然秩序的和谐，法家追求伦理行为与法律条文之间的和谐。以上内容构成了先秦诸子思想的价值所在，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上述诸多和谐也都没有真正得以实现。
但各家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儒家的和谐是以"周礼"为蓝本的和谐，墨家的无差别和谐流于空想，道学的和谐否定了人的主体性地位，法家的和谐是服务于统治者的和谐（其"人学"特质最少其"家学"特质最为浓厚）。其共同的致命缺陷有二，一是"真"的话题先天缺失，即纯粹理性的先天缺失；二是君权合理性的话题先天缺失，"神授"的君权虽然可以被议论，但绝对不可以被推翻。至于君权在不同"皇家"之间的转移，只能被解释为"天命"的转移。
正因为儒学针对不同社会阶层在宗法制度下实现和谐，进行了系统的文化设计，且与秦汉以后一姓之天下的宗法统治有着共同的诉求，最终被统治者确立为后世"家学"的文化底本。至于其"人学"精神，或被改造或被摒弃，先秦儒学最终被统治者阉割成为"经学"。这就是汉朝经学家们的"丰功伟绩"，他们并因此开创了后代历朝修文、毁文同时进行的先例。
回头再看先秦诸子其它各家的命运。法家的权术思想和法律思想，成为后世"家学"的制度底本。儒法两家结合的诡异形式，被后世称为"外儒内法"。道家思想被隐蔽到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简称"道隐"），或成为帝王们的"驭民"之术，或成为权贵们争权夺利的阴柔之术，或成为所有人避祸的"遁形"之术。墨家思想则退出了历史舞台，简称"墨退"。
先秦"人学"与后世"家学"之间的区别是巨大的。先秦诸子对人的生活与情感，多数情况下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人的正当需求被视为合理的。但在后世"家学"中对人的关怀被淡化了，转为对"家"的关怀；人的正当需求被严格限制了，必须服从于"家"的秩序。具体的例子更多。《老子》一书本是劝谕统治者们守柔、守弱，不可肆意妄为，效法自然并对苍生怀有怜悯之心。但却被班固解释为"帝王南面之术"，将韩非子的"阴柔之术"论经学化。古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原本说的是不要堵塞言路，要象大禹治水那样地予以疏导；但被后世统治者理解为：维护统治当从控制言论自由开始。
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庆幸中华文化一直是延续着的，但并没有认真追究中华文化是被不同的"皇家"延续着的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期间被销毁、被打入黑暗中的学术和思想，没有人知道它们的数量。至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导致中华传统文化事实上的短暂倒退，很少有人关注其严重后果。
与西方文艺复兴相比较，我们会更容易看清"复苏"中华文化的必要性。先秦"人学"大致可对应于希腊罗马时代的"人学"，中国两千多年的"家学"大致可对应于中世纪的"神学"--我们用"家长"代替了"神"。欧洲通过文艺复兴开创了近代化，中国则需通过文化"复苏"为现代化找到原始驱动力。欧洲的文艺复兴将"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我们的文化"复苏"则需要将"人"从"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当前的"国学热"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了。
在此，我想补充的是，诸子百家中与“家奴文化”最远的当属老子时代的道学，因而也与自由主义精神最近。杨朱所主张的“不拔（自己）一毛以利天下”和“不损（别人）一毛以利自己”，属于个人自由主义的正面表述。老子劝谕最高统治者（圣人和佐人主者）要“无为”，就是要让百姓自己“为”，最终实现百姓和圣人们的“无不为”，显然属于自由主义的他者转述。这正是“家奴文化”所不容许的。好在有韩非子等人帮忙，将原本属于阳谋的“无为”，逆用为统治者的“引蛇出洞”阴谋——统治者因此而喜欢上了黄老之术。因为是阴谋，所以只能是“道隐”。至于墨家的“兼爱”思想因为有“尚同”主张参与其中，实际上为“家奴文化”留有入口——因为天下人最终要“尚同”于天子。即便如此，也因为其无差别的“兼爱”主张而为家长和家奴们所不能容忍，最终被淡化出历史舞台。
（作者寄语——希望能在本话题中读懂我们自己。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