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认为，中国人不缺少逻辑能力，只是缺少逻辑训练。同时又认为，是否承认并追寻“绝对完美”的概念，成为西方与国人之间的思维差异。但这无关紧要，因为比逻辑更重要的是理性。只是赵先生没有进一步说明，缺少逻辑的理性是如何获得广泛基础的。
先秦时代的公孙龙和惠施等名家是很讲逻辑的，《墨经》集成了他们的成果。只是和同时代的希腊哲学家们相比，他们没有找到好的形式逻辑工具。但最为重要的问题是，讲逻辑的名家在百家争鸣中逐渐被边缘化了，以至后学无人。至于我们说《易经》和《老子》也讲逻辑，比如说他们讲的是“象思维”逻辑，属于另外一个话题。
就没有好的逻辑工具而言，根子在于国人观察世界和言说世界的方式，我们总是乐于站在对象物的外面对之进行整体观照，不像西方人那样喜欢走进对象物的内部条分缕析。这既和农业文明有关——农产品总是被整体生产出来的，更与中华民族的早熟有关——对象物早已被我们统一为一体了。无须走进客体内部，就可轻松应对自然变化，持续改善自家人的生活。（还得补充一点，希腊的海洋文明，不仅发展了造船业、手工业和商业文明，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对海洋和天空深处宇宙力量的敬畏，这些都有利于形式逻辑能力的形成）
就名家被逐渐边缘化的历史结果而言，上述原因都不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最有说服力的原因是：我们都站在各自的家里，为家代言，为家献策，逻辑只会束缚我们辩论的言语能力，更重要的是会给对手留下攻击的把柄。我这次所说的本来就是一个幌子，只是让对手进入我家的计谋而已。如果让逻辑看穿这样的把戏，下次还有我的机会吗？对于巧舌如簧的纵横家而言，如果要用逻辑的话，那也只能是杀死对手的利剑。但如果对手不和你讲逻辑，利剑也就伤害不了他。久而久之，逻辑就被大家弃置不用了。对于大小国君而言，纵横家显然比名家更有用，也更急需。名家的后学们还能耐得住寂寞吗？看到先机的人都纷纷跳下名利之海了。至于有学者归因于“诡辩”恶名、逻辑本身的晦涩难学等，都只是看到了先秦逻辑式微的表面原因。
（有趣的是，1950年代，毛泽东提倡过逻辑，并引发了逻辑热。但很快因为不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而冷清下来。这和战国后期的逻辑趋冷，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
我甚至猜想，倘若不是战国以降“家奴文化”日趋突显、家魔兽们日趋横行，中国当会发展出成熟的逻辑来，也一定会有人领着我们进行逻辑训练的。尽管其形式可能与古希腊有别。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假设。
为家争理，是用不上逻辑的，即使要用的话，那也是局部的、短程的甚或临时的。道理也很简单，既然都是为了自家的利益，既然家外的人和事都可以漠不关心，既然所有的规则都是家里人制定的（家外人制定的可以不认啊），那么作为语言规则的逻辑还有必要吗？即使有一点必要的话，那也只是和家里人讲一讲逻辑。
没有了逻辑，那我们如何讲理呢？不用怕，我们自有一套办法——胡扯。胡扯的目的只有一个：为家争理，为家争利。胡扯的形式则有很多，因胡扯的主体及其手中的资源而有所不同，可划分为：权力帝王吼、道德圣人调、学术师爷相，传媒砖家语、江湖术士辩、街头痞子腔等。假如你能在上述诸多形式中自由转换，那么恭喜你，你就有可能雄辨天下无敌手了。其共同的特点就是不讲理，或者是讲蛮理。道理不是讲出来的，是争夺来的。
权力帝王吼，那是一言九鼎的甚至是致命的。帝王一般不和你辩论，更不会同一般的你辩论。倘若你一不小心惹得龙颜不悦，轻则丢官受刑，重则性命不保，连累九族。至大无边的权力从不讲逻辑，也不讲理，因为权力自己就是最大的逻辑和最强大的真理——俗称枪杆子里面出真理。
中国废除皇帝快一百年了，但权力帝王吼的胡扯依旧，因为皇帝的幽灵一直在权贵阶层游荡着，在老百姓的心底里潜伏着。在拆迁现场，就有不少的官员下令过：无论阻力多大都要拆！此语一出，如同皇上的一言九鼎。那些领了圣旨的手下，自然也就无坚不摧了。在辩论现场，也经常能听到一句阴冷的质问声：你这可是反对基本国策哦！想对抗中央？立马就可以让对手哑然。倘若有人现场呼起“打倒汉奸”之类的口号，基本上就可以让辩论对手夹着尾巴逃跑了。至于在单位、机构、企业的内部会议上，少数霸道的家长们偶尔也会学一学帝王吼。那些善于帝王吼的家长在国人中很受欢迎，因为他们有魄力、能办事。只要是把自家的事情给办好了，大家得到实惠了，还管哪些违法不违法、民主不民主的细节干吗？真是婆婆妈妈的。如果你还想和这样的家长讲道理讲逻辑，自家兄弟就会对你不客气了：真想找抽啊？
如果优势的一方手里没有帝王一般的权力，或者虽有权力但不屑于、不便于借用权力和你讲理的话，一般就会请出圣人，同你讲一讲道德。“家奴文化”争理的第一大特征就是讲权力——权力是家长的命根子，第二大特征讲道德——不道德的人会被视为家的异类，至于你道德不道德，那是由儒学圣人说了算。圣人也只是和家奴们讲道德，如果他们和家长们讲道德的话，充其量只是装一装道德的门面。家长们要么根本不理会圣人的教诲，要么将圣人的话改造为对臣民的要求。“家奴文化”中的道德，最终仅剩下如何做好家奴的道德。
你和别人讲事实，别人会和你讲动机，背后的深意就是，你是不是安分守己？有没违背做好一个家奴的道德？于是，你很有可能被一举击跨，成为道德者的异类。而异类是不配和任何正常的人讲理的，和异类讲理的人也有可能被视为异类的同党——处境相当危险。这就是道德圣人调在现代社会里的翻版。
至于学术师爷相、传媒砖家语、江湖术士辩，都和公共知识有关，也都和权力有关。是权力将学术变成师爷的专利，将传媒变成砖家的花园，将御用文人变成江湖术士。因为涉及到公共知识，表面上不能没有逻辑，借着逻辑反逻辑因此成为江湖术士们的拿手好戏。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瞒天过海乃至栽赃陷害等无良手段，披上逻辑的外衣纷纷登场。如果还不济的话，那就要和你玩上街头痞子腔了——就像当年李鸿章对付问责“天津教案”的外国使团那样。李大人的对手因为是洋人，前面几招都派不上用场，只能“打起痞子腔”——这可是李大人亲口告诉曾国藩的。
胡扯是有用的，或许有大用，效果很明显，见效也很快。但胡扯有着致命的危害，一直限制着我们民族的高度，甚至将诸子百家们也拖入“家奴文化”中以至面目全非，弄得今天的我们真的是找不着北了。日常生活中的人际诚信，也因此而稀缺起来。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