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新作《农民的新命》近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以当代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为核心关怀，以改革以来的农民流动即农民工问题为基本内容，以实证观察和行为分析为主要方法，着力于解剖提示农民与国家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内在逻辑。30年来围绕农民工问题的政策过程显示，虽然“三农”问题被提到了很高位置，但是，政府体制本身存在严峻障碍，政策思想深处仍然受到严重禁锢。解决农民工问题既需要体制创新，也需要新的政治思想启蒙。从根本上说，农民工问题的解决过程，就是中国农民的公民化过程。这个公民化过程的完成，即为中国背景下旧农民的终结和新农民的开始。
本书以“农民的新命”为主题，全书分4章，30篇。“导言”部分集中论述中国农民在当代政治经济条件下的历史命运演变，并力图探究这种命运遭际的体制机理，重点分析改革以来的大流动所展示的农民命运。
第一章“新步履”，主要讨论农民如何冲破体制藩篱、迈开离乡离农的脚步所蕴含的政治社会内涵和经济后果，分别讨论作为人权的流动权、流动的组织机制、流动的发生过程、流动对于乡村经济的影响、流动对于农民自身的挑战等。
第二章“新生存”，主要讨论农民进入城市后的生活状态，涉及就业环境、生活环境、子女教育、社会交往等方面。这些观察显示，农民在扭曲的城乡关系中，展现了他们创造新生活、开辟新机会的巨大创造力，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同时，也可以看到农民进城后面临的深刻困惑和体制挤压。
第三章“新治道”，主要讨论农民流动对政府政策和城市管理的挑战。政府对于农民的流动既无思想准备，更无制度空间。因此，政府的管理不仅陷入尴尬，而且振振有词地限制打压。这个农民与政府抗争、农民在抗争中推动政策进步的复杂过程，或明或暗，时急时缓，透视出政策演变和政治发展的某些内在规律。
第四章“新纪元”，主要讨论农民流动进入新世纪之后的新发展。不仅分析了2003年以后新的执政理念为基础的政策转折，而且展示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农民工问题的新特点。比较改革之初，最大的变化是农民新生代的成长，新生代具有全新的意识形态和权利诉求。这是政府和企业所没有想到甚至是不愿意看到的。农民变了，这应该成为观察研究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该书是继《乡镇治理与政府制度化》（商务印书馆2010）和《农民的政治》（商务印刷馆2011）后，赵树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第三部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