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一次问卷调查为基础，试图描述外出就业农民对于当前民工流动的个人观察和主观感受。问卷分析表明，这些农民的形势判断和预期迥异于政府和研究界，当前的研究有必要密切关注民工群体的内部结构变化。
关键词：农村/民工/就业调查??
本次调查进行于1999年5月，侧重农民的社会态度特别是政策态度测量，较多使用了主观指标，属于被访者的感受性评价。问卷内容分三个部分：外出打工形势和政府管理、农村社会形势特别是政策落实、农村基层组织特别是干部形象。本文专门讨论“民工潮”态势，是问卷资料初步分析的第一部分。
被调查者属于民工群体的中下层，他们从对本人和家乡情况的观察出发，不仅提出对于当前民工潮发展势头的评估，而且直陈对于异乡生活就业的感受。分析发现，农民的外出就业冲动持续高涨，但就业环境近两年有所恶化，外出者的内心焦虑有所增加。外出者中潜在着一个游民化倾向明显的人群，需要重视并继续关注。
一、抽样方法和样本特征?
为了保证被调查者既比较熟悉农村情况，又了解民工生活，使访谈内容有较好的丰富性，问卷设计规定：被调查者年龄必须在20周岁（1978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以上，1997年和1998年在村里居住时间分别超过两个月以上，外出打工时间也各在两个月以上。?调查地点是北京的火车站，包括北京站和北京西站。这是外出农民短暂逗留比较集中的地方。根据候车民工一般喜好在车站广场集体聚集、席地而坐且相近成“群”的特性，抽样方法采用按“群”抽取。一般10人以上群体任意抽取2位，10人以下群体任意抽取1位。这种抽样方法虽然仍然属于非概率抽样，但具有了一定程度的随机性。课题组组织了15名大学生调查员，历时6天（北京站和北京西站各3天），共访谈873名民工，获得有效问卷818份。因为抽样本身的非随机特点，数据分析结论只适用于样本群体本身。?样本的户籍所在地分布在22个省、434个县、436个乡、779个村。818位调查对象中河南人数最多，达到174人，占总数的21%；其次是四川人，占17%；再次是安徽人，占14%；人数较多的省份还有江苏、山东、湖北、河北、陕西、重庆、江西、辽宁、湖南等地。?样本的人口特征。从性别构成来看，男性占89%，女性仅占11%；从年龄构成看，45岁以下的民工约占总数的92%，35岁以下的青年人占72%；从婚姻状况看，75%已婚，已婚者中85%已经自立门户；从文化程度看，初中及初中以下的民工占到87%，高中文化民工占10.8%，其余为大专文化及以上。与以往的若干次民工调查的样本群体比较，本次调查样本的主要特点是：年龄略大，已婚者比例明显较高，生活阅历相对丰富。?样本的就业部门分布。49.3%从事建筑业，21.3%在商业服务领域工作，11.6%从事装修业，其余人多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等部门工作。从就业形式来说，56%的调查对象是雇工，24%的民工暂时无职业，10%的人是个体户，9.5%的人是散工，工作不稳定。因为调查员是依据衣着等外在表现选择抽样对象，这种样本结构与这样的抽样方法有密切关系。?样本中的绝大多数是普通村民。42人是党员，占5%.57人曾经担任村组干部，约占总数7%.其中有24人当过村民组长，10人当过两委（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委员，7人当过村委会主任，3人当过村党支部书记，另外13人担任过其他职务，如会计、民兵连长、团支书等等。这些村干部现从事的行业结构与抽样总体结构无明显差异。有83人的直系亲属是现任的村主要干部（村书记或村主任），占10%，其中父母是村干部的有54名，兄弟是村干部的有28人，姐妹是村干部的仅有1人。?95%的调查对象家中有承包地，约5%的民工家里已没有承包地。仍有承包地的民工中，90%的人出外打工之后由家中其他人耕种；8.6%的人将承包地转给他人租种，很少有人撂荒。
整体而言，这是一批与农业仍然有密切关系的农村人口，在农村外出就业农民中属于中等和中等偏下地位的一部分，从事最艰苦的工作，是一群通常意义上的民工。?
二、近两年农民外出的组织方式变化?
这是一个有较长外出经验的民工群体。1990年以前即开始外出打工者，约占样本总数的30%；1990至1995年间开始外出者，占40.6%；1996年开始外出者占9%；1997年开始外出的有95人，占11.6%；1998年开始外出的有54人，占6.6%；还有20人记不清首次外出打工的确切年份。
“第一次外出怎样找到工作？”其中628位被调查者的工作是由老乡或亲友介绍的，占调查总数的76.8%；144人是靠自己闯出来的，占17.6%；38人是通过职业介绍所或参加人才交流会找到的，占4.6%；7人是通过看招聘广告找到了工作，占总数的0.9%；也有1人因为没找到工作而返回家乡。这一结果再次证明绝大多数打工者外出时都有一定的目标，并不是“盲流”。
“目前工作以何种方式找到？”在818位调查对象中，有612位现在已有工作，约占总数的75%；412人现在的工作是老乡亲友介绍的，占50%；149人是自己找的，占18%；24人通过职业介绍所或参加人才交流会找的工作；7人是看招聘广告找到的；有18人是个体户，自我就业。目前，找寻工作方式的排序与第一次找工作一致，但是靠老乡亲友介绍的比例下降了近17个百分点，说明地缘亲缘关系对打工者帮助的重要性在下降，此时需要更多的打工者开拓社会化的就业渠道。其它方式则变化不大。
“家乡农民外出打工组织方式有无变化？”27%的调查对象认为，与前两年相比，其家乡今年打工者外出方式中经正式渠道（如工厂招工、劳动部门或正式的职业中介组织等等）的比例增加；17%的人认为该比重在下降；约21%的人认为这两年变化不大；19%的人由于种种原因并不能判断正式渠道在家乡的运作情况；更有约16%的人说家乡没有这种正式渠道。这一结果说明正式渠道的运作范围及影响力仍然有限，起码在农民看来，媒体和有关政府部门十年来致力推动的有组织外出、“有序化流动”并无显著进展。农民流动的基本方式依然是依托地缘亲缘基础上的社会网络来启动和展开。
三、近两年农民外出的规模数量变化
“与1998年相比，1999年（今年）你家乡外出打工人数有何变化？”。75%的调查对象认为增加，10%的人认为比去年减少，还有12%的被调查者认为变化不大。3%的人表示，由于在家时间较短，无法作出比较。?对于样本数量前三位的省份——河南、安徽、四川来说，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今年出外打工人数比去年增加。约72%的安徽人，76%的河南人，80%的四川人认为今年家乡打工人数比去年增加；10.5%的安徽人，11.5%的河南人和5.6%的四川人认为今年家乡打工人数比去年减少；约15%的安徽人，10.3%的河南人，11.3%的四川人认为变化不大。这一分省变化结果与抽样总体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但是省份之间有些许差别，具体来看，四川人中认为逐年增加的比例最高，认为减少的比例最低。
“与1997年相比，1998年（去年）家乡外出打工的人数有何变化？”。75%的调查对象认为增加，8%认为减少，14%的人感觉变化不大，3%的人因在家时间短而对家乡状况不够了解，表示无法判断。?在三个样本大省中，78%的安徽人，78.7%的河南人，77.5%的四川人认为打工人数增加；3.5%的安徽人，6.3%的河南人和3.5%的四川人认为减少；约16.7%的安徽人，12.1%的河南人，15.5%的四川人认为变化不大。这一分省变化结果与抽样总体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省份之间略有差别，认为外出人数增加的调查对象来自河南的比重最高，其次是安徽，再次是四川。?从样本分析来看，最近三年大部分调查对象家乡外出打工人数在增加。
“你是否知道现在城市有较多的下岗职工？”。有756位调查对象回答知道，占样本总数的92.4%，7.6%不知道。?“您认为城市下岗人员增加，对农民外出打工有何影响？”认为影响很大者占17.2%；认为影响较大者占17.8%；认为影响不大者占31.2%，认为没影响者占25.4%；8.3%的人说不清楚对他们有怎样的影响，因为其中多数打工者并不知晓城市有下岗问题，谈不上如何影响。
不同行业的从业人员对于“城市下岗人员增加对农民外出打工的影响”的回答有一定差别。就影响指数来比较，最大的是交通运输业、其次是工业、商业服务业，之后依次是农业、干杂活、建筑、装修业。我们认为，前三位行业的资本、技术含量较高，收入比较高，职业的社会地位也较高，是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时最有可能优先选择的岗位，因而是城乡两种劳动力直接竞争较多的领域；而建筑装修业的从业人员很辛苦、社会地位低、收入不高，长期以来都是外地打工者占据优势，本地人即使下岗没工作也不愿干，因此城市职工下岗对其就业构不成威胁，影响较小。
研究者的困惑。最近两年，由于宏观经济方面需求不足，城市下岗就业形势的空前严峻，在政府部门和研究界，关于外出农民规模的基本判断是“下降”，有人士甚至认为是明显下降（下降幅度超过20%以上）。我个人的判断是基本稳定或有所下降，不会是大幅度下降。由于缺乏宏观的统计数据，很难有准确判断。尽管统计部门现在有一些数字统计，但无法与前几年的数字进行比较，所以得不出有说服力的估计。现在的问题是，本次调查的农民为什么大多数认为自己家乡的外出人员比往年增加。可能的解释是，这些被调查的农民主要来自中部经济不发达的传统农区，受这两年农业减收、当地非农产业发展减缓等因素的影响，在这类地方，每年外出寻找工作或试图外出寻找工作的人员数量并不见少，甚至有所增加。或者说，在宏观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农民的外出冲动和要求依然很强烈，甚至比前两年更强烈，因而在心理上给这些农民外出者越来越多的感受。我个人觉得，我们不可以轻易地断定农民的判断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回答的是他们身处其中的情况，或者是那些与他们比邻而居的人的情况。
对于未来三五年家乡外出规模变化的趋势预测。58.7%的调查对象预计未来几年外出打工人数会增加；18.7%的人预计会减少；9%的人认为变化不大；另有13.6%回答“说不清楚”。?从样本量超过100的三个打工大省——安徽、河南、四川来看，62.3%的安徽人，52.3%的河南人，64.8%的四川人认为未来几年外出打工人数会增加，其中四川人对形势估计得最为乐观；19.3%的安徽人，23.6%的河南人和9.9%的四川人认为未来家乡打工人数会减少，河南人的估计最悲观；约7.9%的安徽人，10.3%的河南人，8.5%的四川人认为变化不大，省际之间差别不大；10.5%的安徽人，13.8%的河南人，16.9%的四川人“说不清楚”。回答说不清楚的人中，多数人的倾向性判断是，要看未来的经济形势，如果形势好，钱容易挣，出来的人会增加，否则会减少。
开放部分的访谈显示，在谈到做出未来预测的依据是，预测会增加者较多看到了家乡农村发展障碍，主要理由是农民负担太重，种地收入不好或者土地越来越少，当地没有工业等等，几乎没有人回答说今后几年我国经济发展将加快，因而会带动更多人外出就业。这些普通民工绝大多数不可能从宏观上来观察经济和就业形势，这是不难理解的。预测会减少者则较多看到了城市方面的工作环境不好，找工作越来越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对于未来几年的预测与对过去几年的判断加以比较，我们发现，认为未来几年外出人数将增加者的比例平均下降了16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最多的是河南人，达到26个百分点，突显了河南人对未来的担忧；安徽人和四川人的下降幅度接近平均值。同时，预期未来外出人数会减少者比判断过去三年家乡打工人数减少者数量上升，最多的是河南人，增加了将近12个百分点。预期与过去三年差不多者变化不大；但对未来变化状况说不清楚的人却增加了约10个百分点。这也再次说明打工者对未来的预期并不明朗，不确定，不甚乐观。这可能主要是当前城市的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对于外出农民的预期心理造成了直接影响。?
四、对城市生活和政府管理的感受评价?
“你对目前工作是否满意？”在当前有工作的人中，50%表示满意，25%不满意，其余25%说不清楚“是否满意”。分性别来看，女性比男性对工作的满意程度稍高。60%的女性对现在的工作满意。这种差别可能是由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找到合适工作造成的。
从行业排序情况看，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满意度最高，达到50%；其次是交通运输业，达到47.6%；再次是装修业的从业人员，为36.8%；接着是建筑业，31%的从业人员对工作表示满意；以下依次是农业、工业、干杂活的，干杂活的人对其工作的认同程度最低，工作不稳定、收入低是重要原因。?政府对外地民工的管理措施主要包括：公安部门的暂住户口管理；劳动部门的流动就业证卡管理，即出省打工需要在家乡的劳动部门办理外出就业登记卡，在流入地劳动部门办理流动就业证；计划生育部门的婚育证管理及定期婚检制度，指的是未婚育龄妇女外出打工需办理未婚证，已婚妇女应办理“计划生育证”。部分城市实行的外来劳动力准许进入的行业工种限制，如上海、北京市几年前就公布在一些行业限制使用外地工。?对城市管理的感受。与前两年相比，72%的调查对象感到城市政府对外来打工者的管理严了；6%左右的人感觉松了；14%的人认为差不多；还有8%的人说不清楚。不同职业的打工者对此有不同的反映。认为“管理比两年前严了”的人中，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例最高，达到78%；其次是装修业和交通运输业人员；工人的比例最低。认为“松了”的人中工人的比例最高。这是由不同行业的性质所决定的。?行业限制的合理性评价。48.5%人知道城市对于外来人口找工作有行业工种的限制，51.5%不知道。21.6%人认为合理；40.8%认为不合理；19.1%表示说不清楚，18.4%不肯回答这个问题。?“与前两年相比，城市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有何变化？”70%认为变严了，8%认为松了，8%左右感觉一样；118人不清楚，多为未婚或已婚单独出来打工者。?整体来看，城市对于外来打工者的管理“重收费，轻服务”，打工者除交费外，很难再获得这些部门提供的服务，例如就业指导、体检之类；只要打工者不违法违纪，以后就很少再同这些管理部门发生联系；不同城市的收费标准也有较大差距，某些地方收费偏高。这也是不少打工者明知道管理部门要求办理以上证件，但除非求职、租房或其它必需，轻易不愿办理的重要原因之一。?“与前两年相比，城市市民对打工者的态度有何变化”？30%认为变好了；25%人认为变坏了；30%的认为变化不大；15%的人说不清楚，因为一些市民对他们不错，另一些则态度恶劣，无法作出整体判断。?性别比较。认为城市市民对打工者的态度比两年前变好了的男性与女性调查对象的比重大致相当，在30%左右；而“认为态度变坏了”的人中女性比男性高出15个百分点，可能由于女性比男性更敏感更在意城市人的反映；31%的男性和20%的女性认为态度没有变化；14%的男性和12%的女性说不清楚。?“与前两年相比，城市工商管理人员对外来打工者的态度有何变化”？认为变好者占23.6%；认为变差的占37.7%，；认为变化不大的人数与认为变好的人数相当；另有15%的人说不清楚，主要由于职业关系或其它因素未与工商管理部门打过交道。?从满意度测量来看，不论是对于城市管理部门，还是对于市民，受访民工的满意程度都没有提高，感受不满意者明显多于满意者，认为城市态度趋于恶化者多于认为城市态度趋于改善者，说明近几年外来民工和城市的关系并没有明显好转，甚至有所恶化，城市和民工之间的社会紧张仍然比较显著。?“与前两年相比，外出挣钱的感觉怎样？”。91%认为外出挣钱越来越难；只有3.3%的人认为钱越来越好挣；约4%的人认为变化不大；不足2%的打工者说不清楚，出来时间不长无法比较或是感觉钱有时好挣，有时难挣，没法定论。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认为在城市赚钱最难。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和干杂活的人中没有一位认为钱好挣了，其它行业人员的认同比例在平均值周围波动。
联系到前面这些农民关于未来几年的流动趋势预测，在90%以上的被访者认为外出工作钱越来越难赚的情况下，仍然有58.7%和9%的被访者认为未来两三年家乡外出打工人数会增加和变化不大，而只有18.7%的人预计会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村——尤其是中部地区农村经济和就业形势的严峻，大批农民实际上是迫于农村内部的压力选择外出谋生。从人口学的“推拉”理论来看，在这种情形下的农民外出，主要不是来自乡村外部的“拉”力，而是来自乡村本身的“推”力。如果农村外部的就业增长对于这种农村内部的就业推力缺乏适当接应，推与拉之间过度失衡，可能会有相当部分农村人口被抛到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之外。?“如果来到城市1个月没找到工作，你准备怎么办”。44.9%的人打算回老家，34.5%的人选择继续找，9.5%的人准备到别的城市去闯闯，还有11.1%的人声称没有想过这一问题。如果把样本分为五个年龄段（20－25岁、26－35岁、36－45岁、46－55岁和56岁以上），随着年龄段的增长，选择回老家的打工者的比重从50%上升到66.7%，继续找工作的人的比例则从24.7%下降至11%，打算去别的城市找工作的打工者的比例从10.7%降到5.2%.?“如果没有工作被城市管理部门送上火车，你会怎么办？”。41%准备自己“在家住些日子然后再出来”，25%的人“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22%的人“趁此机会回家不再回来”，约9%的人“中途想法返回”，其余人等或是视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或先回家再作打算。在外出打工的农民中，特别是那些地位较低的民工中，有过被收容遣送经历的人并非个别。?受访农民对于这样一个假设性问题的回答，又提出了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在90%以上的被访者认为外出工作钱越来越难赚的情况下，仍有约三分之一的人表示即便一个月找不到工作仍然要继续找。更值得重视的是，有10％的人不仅不会主动回家，而且即便被政府管理人员遣送上了返乡的火车仍然要设法中途回来，包括不惜在必要时跳火车。从正面来看，这是一群有着坚定不移的外出就业意愿的农民，从负面来看，这也是一个有着明显的“游民化”倾向的群体，如果他们不能被吸收到正当的就业潮流中去，其中一些人很可能成为不务正业的游民，成为社会上一支不稳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