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五十年代初，与新中国共命运，见证了风风雨雨，也经历了“老三届”，“老知青”，“老工人”，“老记者”四个人生阶段，体验了苦辣甜酸。
抱着孩子上大学
1977年，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下班的铃声终于响了，我将穿了一周的油腻的、带补丁的工作服用报纸包好，放在自行车后架上，拖着疲惫的身子，缓缓地蹬车回家。到家后，我把工作服泡在大盆里，点上一根烟准备歇会儿，无意中朝包工作服的旧报纸瞥了一眼，这无意中的一瞥，竟使我后来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报纸上有“恢复高考，大学招生”的字样，我的眼光顿时发亮，心也急剧地跳了起来……赶快报名参加高考，逃离无休止的体力劳动，歇一歇，喘口气，换一种活法，这十几年我实在太疲惫了，这就是我考大学的真实想法。此时离考试日期只有二十几天。
紧张的战斗开始了——我左兜装着地理书，右兜装着历史书，上衣口袋里是数学书，只要工作稍有间歇，我立刻在车间的水泥地上用粉笔画开了——厂房里，食堂里的水泥地上到处是我画的方程解题、中国地图、数学公式……
终于，考试的日子到了。考场没有欢迎的横幅，没有革命的标语，更没有家长的陪伴接送，只有简陋的教室、破旧的桌椅和一群求知若渴的青年。监考老师发下来三尺多长的考卷，中断了十二年的高考就这样恢复了，我们在悄无声息中开始了生命的搏击。
我于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新闻系。与众同学不同的是，此时的我，已成婚育女。我每天早晨6点多即起，把小女儿从睡梦中唤醒，洗好脸，穿好衣，将女儿放在自行车大梁上特制的小椅子上，后坐架夹好我的书包，然后两眼四处观察，一路紧蹬，生怕被警察抓住——当时是不准骑车带孩子的。将孩子送到幼儿园后，再飞似的朝学校骑去，天天如此。抱着孩子上大学，虽苦虽累，心里却充实得很。
十年浩劫，刚刚恢复的大学，没有正规的教科书，多是油印的提纲，甚至没有老师。我们刚进校时，英语教师在闭路电视里，哲学老师在广播喇叭中，我们上课听广播、看电视，这就是当时真实的情况。尽管如此，同学们认真极了，没有交头接耳的，没有走神睡觉的，手中的笔在迅速地记着、记着。大家满怀求知的欲望，把被耽误的时间补回来。四年大学那段如歌岁月，我们终生都难以忘记。
传播大胆直言的声音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中国新闻社，开始了新闻人的生涯。八十年代，一个激情碰撞的年代，一个色彩斑斓的时代，一个真正改革的年代，一个令人们永远怀念的时代。
中国从噩梦中醒来，冲破禁区，清左务实，高扬起改革开放的大旗，拉开了经济改革的序幕，改革的鼓呼一波接一波。那时官员敢作敢为，民众敢想敢干，新锐的思潮，敢言的学者，改革的探路者风起云涌。中央经常有新战略，新举措，新思路，新方案推出，令记者应接不暇。那是当记者最开心的时代，你总有采不完的新鲜事，你总有写不完的好新闻，而且还很少有人打招呼发禁令。
新闻界迎来了一段难得的“小阳春”，“重大的决策让群众参与，重要的事情让人民知道”是当时的流行语。在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氛围下，新闻界大胆发声，直言敢谏，舆论监督，针砭时弊。报纸以突发事件报道为突破口，深入开掘，深度报道，产生了一大批佳作：工人日报的“渤海二号沉船事故”报道石破天惊，石油部长宋振明被拉下了马，主管副总理康世恩受记过处分；中国青年报大兴安岭火灾“三色报道”横空出世，林业部长杨中被免职，众多渎职官员下台；铁路安全事故频发，媒体大量报道，穷追不舍，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铁道部长丁关根被迫辞职了。那时舆论监督的威力之大可见一斑。
九十年代初，中国改革遭遇“倒春寒”，极左思想回潮，市场经济改革即将功亏一篑。关键时刻，邓小平再度南巡，一路讲话振聋发聩，“邓旋风”瞬间席卷全国。
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国经济理论界最有影响的一大批经济学家——童大林、蒋一苇、徐雪寒、吴敬琏、杜润生、吴象、高尚全等近百人，即刻聚会在《改革》杂志编辑部，品邓公讲话，议改革大计，吐肺腑之言。反“左”呼声四起，热烈掌声不断。
老资格的经济界权威人士徐雪寒抱病参加了会议，他颤抖着说，我等邓小平这个讲话等了3年了！童大林用“梦寐以求”四个字形容自己听到邓小平讲话后的心情。经济学家吴敬琏直言：当前“左”的思想影响相当严重，一些“左”派理论家在思想战线上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必须进行清理。与会的经济学家最后达成共识：不彻底清除“左”的障碍，改革难以深入进行。我立即将此次座谈会的新闻发出，在海外以醒目的标题，显著的位置予以刊出。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写入报告，“左”的障碍一个个被清除，姓“资”姓“社”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此后，中国经济理论界进入了空前的活跃期，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倡导成立了“世界观察研究所”，该所每季度召开一次改革分析研讨会，一批为中国改革开放立下汗马功劳的知名人物：于光远、朱厚泽、杜润生、项南、李慎之、吴敬琏、高尚全、周瑞金、戴园晨、王珏等常在会上畅所欲言，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鼓呼。
每次研讨会前，童大林总要通知我参加，这位曾在中宣部当过秘书长的“老宣传”深知，那些主流大媒体是不会报道的，中新社对外可以报道。那时，这些大胆直言的声音大都是通过中新社向海外传播的。
目击“九八”长江世纪洪水
亲临长江，目击1998年世纪大洪水，是我终身难忘的一次采访。8月13日傍晚，我们一行8人驾两辆车疾驰出了京城，乘暮色千里奔袭，日夜兼程，终于在第二天抵达武昌城下。我们将“中新社长江抗洪救灾报道组”的红色标牌放在车窗前，车过高速路时，收费员不但不收费，还举手敬礼，并将矿泉水硬塞进我们的车里。与最近大水淹京城时，高速路依然一丝不苟地收费相比，真令人有“今不如昔”之感慨。
两辆采访车就是我们的办公室，题目的策划、路线的制定和稿件的写作大都在车里完成，一点击就将文字图片通过网络发至总社了。采访车也是我们的餐厅和卧室，饿了就泡方便面，累了就倒头睡会儿，采访车一路狂奔，武汉、荆州、公安、石首、洪湖、嘉鱼、咸宁、岳阳，12天中转战湘鄂两省。
我们所到之处大受感动，灾区非常欢迎三种人：白衣天使，绿衣战士和无冕之王。我们看到当地张贴的告示写道：“热烈欢迎各地记者到灾区采访，采访期间吃住全部免费，并提供车辆向导协助采访。”
8月16日，第六次洪峰汹涌袭来，沙市水位创下了百年来最高纪录——45.22米。已突破国家规定的分洪极限——45米水位，湖北省已发出当晚炸坝分洪的命令，只待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亲临第一线指挥实施。
我们迅速跨上最险要的荆州大堤，采访车凭特殊通行证在沙市渡口上了渡船，急奔对岸的公安县，荆江炸坝分洪区即在那里。掌灯时分，我们进入了公安县，一进县城，我们愣住了——广播在吼，警车在叫，军车来来往往，县城里乱作一团。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命令分洪区人员尽快撤离，一队队穿救生衣的战士扛着铁锨向大堤险区快步疾跑，牵猪拉牛的农民、拖儿携女的民众，争相向安全的高岗地区奔去。
我们当即决定，留下有丰富抗洪经验的湖北分社长章敦华、安徽分社长顾立军在炸坝分洪现场采访，其余人和车辆迅速向五十公里外的石首市转移，以免分洪后车辆被淹泡在水里。后来，温家宝副总理冷静沉着指挥，让大家等一等，再等一等，到深夜两点多，洪峰终于退了，没有炸坝行洪，避免了一次淹良田毁民房的大损失。
老记者的几点思考
三十年的记者生涯里，我参加过无数次会议：两会、党代会、中央经济会……经历过无数次难忘的场面：香港回归、澳门回归、上海APEC峰会、北京奥运盛典……采访过无数的名人、凡人、官人、军人……看到的，听到的，写到的，还有不让写到的，色彩缤纷，无奇不有。我踩着稿纸一路写来，从小记者写到老记者，从小编辑干到副总编辑。我常告诫自己：写白话不写套话，说人话不说官话，有时宁可不说话，不要说假话。“老三届”曾被誉为跨世纪的“桥梁”，社会的“脊梁”，现在新世纪已过了十几年了，“桥梁”早已完成了使命，“脊梁”老矣，已不堪重负。“老三届”一代，除了极少数人还在政坛上奋力拼搏外，绝大部分都已退出江湖，告老还乡。
鸟隐弓闲，风定人静之时，多喜回忆与思考，将所思所想说出来，也是一件快事。
思考一：为什么讲真话越来越难
新闻讲真话，记者讲真话，官员讲真话，本不该成为问题，但时下却成了一个大问题。讲真话为什么越来越难，成了一些有识之士经常感叹的话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彭德怀在庐山冲天一怒，万言上书，讲了真话。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直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讲了真话。数百万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真心真意给党提意见，讲了真话，他们的境遇和下场如何，众所周知。“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的后遗症之一，就是人们不敢讲真话了。真话少了，“假大空”必然大行其道。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盛行，报纸上天天“放卫星”，人民日报居然放出了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亩产13万斤的特大“卫星”，令党报蒙羞。“文革”时期，报纸颠倒黑白，讲假话更是登峰造极。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胡绩伟一句话入木三分：“这份报纸除了年月日是真的，其他没什么真的。”人民对自己的报纸不屑一顾，弃之如敝履，也就不足为怪了。
报纸不讲真话，这个“老毛病”一直延续到现在，例如近期媒体出现的新词汇——“周老虎”、“躲猫猫”、“王立军休假式治疗”、“古建筑保护式拆除”、“桥梁超重式侧翻”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工程已完成62%”等等，均引起民众强烈质疑，媒体的公信力在假话谎言之中渐渐流失。
讲真话为什么这么难呢？确有其深层次的缘由：现在假的东西已渗透到各个领域——假烟假酒，假药假币，演艺场有假唱，足球场有假摔，拍卖场有假画，博士有假论文，官员有假学历，诊所有假大夫，寺庙有假和尚。神州已无净土，新闻界怎能独善其身？
再者，上面好大喜功，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容不得批评监督，听不进逆耳之言。下面则投其所好，吹牛拍马，报喜不报忧。讲真话越来越难，纯系党风腐败，官德不正的必然结果。
温家宝总理曾反复告诫：要创造条件让人们讲真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
是啊，不说事实，不讲真话，罔顾历史，掩盖真相，不还历史以真面目，不还党史以真面目，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又怎能进步呢。
思考二：为什么“新党八股”泛滥成灾
纵观时下官方主流大报，连篇累牍的重要讲话随处可见，任意拔高的歌颂文章，充斥水分的典型报道为数不少。官话、套话、废话、大话、空话、假话充斥其中，能让百姓听得懂的真话、实话、大白话，少之又少。“新党八股”泛滥成灾。
没有开幕不隆重的，没有讲话不重要的，没有鼓掌不热烈的，没有团结不紧密的，没有胜利不伟大的，没有闭幕不圆满的。一些模棱两可，看得见摸不着的副词、虚词屡屡出现：深刻领会、正确引导、积极探索、妥善处理、大力推进、加快发展……字字无可挑剔，句句空空如也。“新党八股”大肆蔓延，败坏了党风文风，败坏了社会风气，使官员形象大打折扣，使政府威信流失殆尽。新“党八股”侵蚀着人们的肌体，腐蚀着人们的灵魂，这是一种软腐败，有时比硬腐败更可怕，治理起何其难也。
思考三：如何树立政府形象
这些年，突发事件特别多，天灾人祸不断：地震、矿难、台风、泥石流时有发生。腐败大案，政治丑闻，官商勾结，塌桥垮楼的豆腐渣工程此起彼伏。民众示威的群体事件也一波接一波。突发事件的发生，对政府形象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考验着政府的应对能力和处置技巧。
一些地方政府习惯采取捂、盖、遮、拖的手法，不愿将事实真相公之于众，怕影响社会稳定，怕引发民心不稳，怕政府形象受损，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固有思维下，不及时发布真实信息，拱手将舆论阵地让与他人，造成流言谣言满天飞。有的地方政府遇事就将警方推向第一线，动用催泪弹、震爆弹，甚至荷枪实弹，酿成警民流血冲突。政府自设迷局、造成乱局、自陷困局，再收拾残局，折腾了一圈，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在“高成本零效益”的维稳过程中，恰恰是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受到了最大的伤害。近年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云南“孟连事件”，近期发生的四川“什邡事件”，江苏“启东事件”等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信息发达的网络时代，没有什么能够遮盖得住的了。唯一正确的办法是，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应在第一时间公布真相，学会与谣言赛；有话快说，实话实说。做错了你就道歉，说错了你就收回。该问责谁问责谁，谁该下台谁就下台。唯有如此，才能取得民众的谅解，才能树立起自信、民主、开放的良好形象。
新疆“七五事件”发生之后，政府吸取了一年前西藏3·14事件的教训，国新办主动请境外记者头班飞机飞抵乌鲁木齐，想拍什么拍什么，想报什么报什么，采访完全没有限制。我们的媒体迅速出击，将事实真相及时发布，境外记者纷纷发表评论，国际舆论一致对政府此次开明开放的做法大家赞赏。相比之下，新疆“七五事件”比西藏3·14事件性质复杂得多，死伤人员严重得多，由于新疆“七五事件”新闻发布全方位放开，反而为政府的形象加了分。
突发事件发生后，媒体怎样做，才能真正树立起政府的良好形象呢？北京7·21大雨过后，北京的媒体大篇幅报道英雄救灾，干部捐款，领导视察，灾后重建等新闻，但鲜见灾后反思的文章，且真实的死亡数字也没能及时滚动公布，引来网络和境外舆论的强烈质疑和指责。
人民日报7·26发表评论指出：“北京暴雨伤亡人数不该是敏感话题”，显然对北京媒体报喜不报忧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该评论指出：“相对于‘负面消息’，人们更关注的是政府对待‘负面消息’的态度。勇于面对，才能努力解决，努力解决，才能赢得民心。”在舆论的压力下，北京终于公布了死亡79人的数字。
思考四：网络时代谁是主流媒体
进入新世纪，进入了网络时代。5亿网民，8亿手机，人人拥有麦克风，个个都是传播者。多少重大新闻和突发事件，首发文字者是网络，首发图片者是微博，全新媒体后来居上。
网络时代的来临，是一次历史性大变革，网络改变了舆论的生态环境，对传统媒体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网络舆论先锋，意见领袖大批生成。
网络是扩音器：它可以号召市民散步，厦门人这样做了，大连人这样做了，倒逼政府将污染的PX项目停建。网络是照妖镜：它使贪官现形，身陷囹圄，周久耕因一盒“天价烟”，杨达才因一块“天价表”，经网络“人肉”，歪打正着，使贪官的丑行暴露无遗，网络反腐彰显威力。事实证明，网络不是洪水猛兽，网络不会将政权搞垮，网络只会将贪官搞垮。
网络是个好东西，网络改变了世界，网络改变了中国，网络是公民社会日渐成熟的标志，网络是时代进步的里程碑。网络时代的冲击，使中国新闻改革之门渐渐打开，并将会越开越大，最终会敞开大门，融入世界。
掩卷遐思，感慨良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诚如是也。
三十年，中国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三十年，中国从贫穷走向了富裕；三十年，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三十年，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但，改革尚未成功，民众仍需努力。
【作者简介】田慧明，系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高级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