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老三届”群体中最小的68届初中生，我在上海向明中学只读过一年正规的初中就赶上了文革，1968年在动荡中就算稀里糊涂毕了业，然后全体被裹入上山下乡的洪流中。我能为自己作主的，就是选择了在自己的家乡插队落户。1969年2月28日在浙江鄞县管江公社前丰大队开始第一天劳动，1978年2月28日到复旦大学报到，在农村整整呆了九年。我既是文化专制主义的受害者，又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我们这代人中侥幸能接受到高等教育的幸存者。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在管江公社农机厂当翻砂工，心中还有几年前受挫的阴影，并没有准备报考。经亲人劝说，直到报名截止日才去公社，是131个报名者中的最后一个。1973年我参加过高考，先通过公社选拔考试，然后在鄞县县委党校参加二天考试。题目很简单，语文有AB卷，闲着也是闲着就都做了，对监考老师说就以成绩差的计分。考试结束当晚召集我们开会，宣读张铁生的白卷信，当时就有种被戏弄的沮丧感。后来听说还受到县里的批评，说我们公社通过考试选拔上的三名考生中，全是上海知青，居然没有贫下中农子弟，其中二个出身小业主家庭，一个有海外关系的是我，姑母在美国。

正是因为没有把握，所以报名后也不敢请假备考。虽然一直对哲学感兴趣，在农村也读了一些哲学书籍，但不敢报哲学系，担心自己有海外关系，政治面目上又是白丁一枚，以为这个地方像党校一样，应该是党团员才有资格去读。考试回来后，面对工友的关心和调侃，脱口而出一句戏言：“要考就考复旦，要读就读佛学。”当时压根就没有想到会考上，对佛学更是一无所知，干脆牛皮拣大的吹，没有想到一语成谶。

佛教哲学的缘起法揭示了人类社会正报与依报、别业与共业的辩证关系，我的报考经历和日后的研究取向，与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和阅读经历紧密相关，似乎冥冥中也存在着某种不可思议的因缘。我到农村第一天参加劳动，中午放工后有一位农民很神秘地把我叫到他家里，从米缸底下拿出一个布包，一层层打开，借给我一本《推背图》和半本《孟子》，并叮嘱我千万别告诉别人。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个《推背图》应该属于准宗教现象，登不了宗教学的大雅之堂。不过以此因缘，18岁读《孟子》，对我性格的养成和读书路径还是很有帮助。“批林批孔”时，我在农村用两天的劳动收入，买了一本北京大学哲学系工农兵学员编写的《论语批注》，“论语”是黑字，“批注”是红字，我买的就是这两个黑字！过年回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到派出所申领临时户口证，凭此证可以在街道图书馆借书回家，白天则从早到晚在上海图书馆看诸子之书。当时的“评法批儒”歪打正着，其实也是中国哲学大普及的良机，这是当局始料不及的。

林彪“913事件”之后，当局为警惕假马克思主义骗子，提倡学理论。大队支部书记得到公家发下来的8本马列原著，他也看不懂，我就用8包飞马牌香烟给换来了。我表哥也是回乡插队的上海知青，听说他的“插兄”有《中共党史》、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就走了二十几里路去借。后来与管江公社中学的语文老师交上了朋友，他是上海的老大学生，两大柜子文革前出版的文史哲书籍都让我读了。等到考上复旦大学哲学系，发现我们所要上的课程，其实一大半在农村都读过。

大二时，我是讲授《中国哲学原著选读》的左益寰老师的课代表，他当时是上海宗教学会会员，带我们参观宗教场所，早上在沐恩堂听牧师讲道，下午在玉佛寺听一位当佛学院副院长的法师讲佛教文化。通过这种简单的接触，当时就感到论文化品位确实是佛教高，但论传教的热情、信众的素质、组织的规模，佛教就远不如基督教了。我比较有意识地要读佛学是在大三时，左老师告诉我佛教现在缺少人才，希望我们当中有人能去研究佛学。最早接触的佛经，是系资料室所藏圆瑛法师的《金刚经讲义》。当时佛经是稀罕物，我还把《大乘起信论》抄了下来。

我们刚入学时，有十几位知名教授给新生作报告。谈家桢教授讲到他与周谷城教授1964年应召在杭州与毛泽东餐叙时，毛泽东问周谷城是否有重新出版《世界通史》和《中国通史》之打算，谈到不研究宗教就讲不好哲学、文学和历史，指出大学也可以开设宗教课程。以此因缘，严北溟教授1964年就在哲学系开始讲佛学，在国内高校中，复旦大学是最早在本科生中讲佛学课的。在哲学系“三老”（胡曲园、全增嘏、严北溟）中，私心最为仰慕的是严北溟教授。我在大二和大三连续听了二遍严先生的佛教哲学史。先生讲课不带片纸，唯清茶一杯，可作竟日之谈。可容二三百人的阶梯教室坐满了学生，还有校外来旁听的。个子瘦小的先生，目光似炬，声洪如钟。听先生讲课，每有手舞足蹈、如醉如痴的感觉。记得讲华严宗的“十玄门”时，先生旁征博引，把普遍联系、事事无碍的法界缘起思想，表达得酣畅淋漓；一边奋笔疾书，二大黑板的引文，片刻间一挥而就。很多年之后，上海有些文化人还会向我讲起他们文革前到复旦听严先生讲佛学的往事。受先生影响，我也坚持每年开设面向全校的佛学课程，先是3108教室，第五教学楼建成后，就在最大的5301教室授课。

刚进复旦，号称藏书160万册的图书馆，其实大部分都不对学生开放。我们当时只能借五本书（包括一本小说），一月为期，另外还可借五本“经”，即马列经典著作，可借三个月。当时封存了大量国外专业书和小说，说是要经过审查才能逐步开放。当时同学们意见极大，记得是谢希德副校长在校务会议上率先打破这个禁令，将藏书向全校师生开放。以我在复旦大学40年的经历来看，窃以为此举堪与恢复高考的德政相媲美！文科图书馆开架时，当时我们每个小组只有一张阅书卡，一旦轮到都得提前排队等开门，后来才慢慢可以自由出入。系资料室里，1949年以前的图书只对教师开放。我因为经常帮资料室打扫卫生，后来得以读到一些有限的佛经，以及像冯友兰贞元六书一类的专业书籍。

大三阶段， 77、78二级的部分同学想在毕业前为哲学系贡献一份礼物，商议编本《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年全国主要报刊哲学论文索引》。我当时已经读了不少宗教方面的书籍，于是就由我负责其中的“无神论与宗教”一章。凭学校介绍信在上海图书馆泡了一个月，翻阅馆藏的所有宗教刊物，抄录了好几箱卡片，连带读了大量宗教文章，从此也决定了我此生研究宗教的命运。那时课程依然很多，像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由系总支书记金炳华老师执教，要讲二个学期。此书我在农村就读过，我说要以第五章“物理学唯心主义”为例写篇关于宗教思想的文章，得到金老师认可。当时老师都很开明，上课从不点名。我们可以凭专业兴趣选修历史、中文各系的“西方美学史”、“经学史”、“近代中国思想史”、“现代中国思想史”等课程。像历史系邓廷爵老师的“先秦诸子”，他因为身体不好，每周二课时的课要分二次讲，历史系只有二人修读，我们哲学系却去了五人，而且不要分数。

《哲学论文索引》编完了，我也在上海图书馆尝到了甜头。三楼有个“参考阅览室”，有36个座位，只对研究生和讲师以上职称开放，不过面向全市有5个本科生名额，须由学校教务处以撰写论文的名义开具介绍信。我家就在上海图书馆附近，每天早上6点多就在南京路上的上图门口排队，8点不到工作人员出来发牌子，我们领到牌子才去吃早点，8点半进馆。整天泡在参考阅览室，一瓶水和一块面包是全天的食粮，基本上把那里港台文史哲书籍都翻阅了一遍。

本科毕业，遂投严北溟教授门下攻读佛教哲学，从此走上了佛学研究的不归路。1985年我毕业留校，参与筹建哲学系宗教研究室，并受命主持受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上海市宗教事务局委托的宗教干部专修科。随着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实，宗教研究也从一片废墟中走出，进入复苏状态。重新编制一部宗教文章索引开始提上日程，且不说这类纯粹为人作嫁的事，专业人员一般不愿做，因无经济效益，也很难找到出版地方。到1989年，宗教研究室与系资料室商定，在原有的索引基础上，重编一部《中国大陆宗教文章索引》，抱着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首先抄录了几十箱卡片。1991年，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愿意出版这部索引，收入他们的研究论丛中。于是在二年时间中用电脑编排精装二大册，1995年10月在台北东初出版社出版。

予人玫瑰，手有余香。当年为了报答母系，我们这些同学废寝忘食，编制了厚厚两大册油印的《哲学论文索引》，其中数我的工作量最大，因为宗教类报刊复旦所藏不多，必须到上海图书馆查找。我也正是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比较系统地梳理了当代中国宗教发展的脉络，阅读了大量宗教学文献，形成了自己的治学方向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