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刘双《丑陋的老三届》，心中愤懑之气难平。多年来，对文革、红卫兵、上山下乡知青、老三届的研讨评论连续不断，不同观点并存于世，理所当然。但是如此公然将棍子打到作为一个整体的老三届身上，却还前所未见。

论辩既开，我辈老三届自不能保持沉默，而要用历史事实和理性讨论，还真理于天下，还公道于自身，理直气壮地回应那些肤浅的否定和武断的骂杀。

《丑陋》一文逻辑混乱，论点失据，读者应已有领教。对于此文的基本观点，即彻底否定老三届，我坚决反对。不过我认为此文涉及了若干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比如：(1)对红卫兵运动的基本评价；(2)谁要对红卫兵运动负责；(3)如何评价“上山下乡”运动；(4)如何从整体上评价老三届等。这是我们作为历史亲历者和见证者不可回避、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个人的感觉是，自从我们从文革十年浩劫走出来以后，伴随着对这段历史的反思，这些问题就一直缠绕在我们的周围；而且时间越久，就越能感受到它的沉重。

以往，在我的潜意识里，总以为有朝一日会有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领袖来为我们“作主”，做出某种历史评判的公论。现在忽然意识到，没有人会来给我们作主，我们必须自己来作评判。尽管我们老三届中，对这些问题也各有不同的观点，但认真的讨论总会给我们更多思考的空间，取得相对准确的答案。

对于上面提到的前三个问题，我想同一些知青朋友们一起，多作一些探讨研究，以后再作论述，至少可以对到目前为止各界所研究的成果作一番整理和归纳。

这里先就整体评价老三届，即《丑陋》一文的第一部分内容，作一初步评论。

（一）

“老三届”的概念实际上与“红卫兵”是截然不同的。人们比较经常把“老三届”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更多地联系起来。在广义上，“老三届”甚至就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代名词，包括了六八年以后上山下乡的历届知青，因为老三届知青的命运同其后历届知青是完全相同息息相关的。

尽管按照《丑陋》的观点，红卫兵和知青都出自于老三届，老三届也因此必须承受挞伐，不过从历史事实出发，也从讨论问题的实际需要，把红卫兵同知青分开，并把“红卫兵”同“老三届”分开，都更有利于探讨和分析。

简而言之，不论红卫兵还是上山下乡，基本上都是领导人和当时路线政策的错误，作为参与者的绝大部分老三届，实际上是受害者。这方面暂按下不表，留待以后再谈。

老三届，(我指的是广义概念)是当今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我们)命运多艰，如同一歌谣所唱：该长身体时----挨饿；该上学时----停课；该上班时----下乡；该养家时----下岗！我们因文革被迫中断了正常的教育，历经上山下乡的磨炼，政治运动风雨吹打，理想主义幻灭，在社会底层挣扎。当改革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永远失去了青春的活力。但是，如同中道兄几天前在其驳<丑陋>文中所说，老三届没有被接二连三的厄运压倒，反而顽强拼搏，努力学习，不少人成了中国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中国当今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几乎都是建立在以他们为主要牺牲对象的社会试验基础上。[注一]然而，老三届却不得不忍辱负重，继续他们的事业追求、家庭重担以及社会责任。

说忍辱负重，是因为一则政府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福利等保障，以至下岗等种种危机必须面对；二则社会舆论的不宽容，<丑陋>便是一例----他们不去批判造成老三届悲剧命运的根源，反而对整个老三届(实际上是对全体知青)横加指责；这是完全罔顾事实的，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二）

在《丑陋》的第一部分中，作者借“一位有着四十年教龄的中学教师”之口，称在其教过的所有学生中，老三届的孩子的综合素质是最差的，作者并进而推论这是因为老三届的整体素质最差。老三届中很多人没有上过大学，甚至连完整的中学教育也没能得到，这是事实，但仅仅因此就断言老三届的整体素质低下，“既低于他们的父辈，也不如他们的孩子们”，则完全不符合实际，也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首先作者自己的论述就是自相矛盾的，他先说老三届的孩子综合素质“最差”，又说老三届还“不如他们的孩子们”，那么到底谁比谁差呢？这位所谓的中学教师是在谈论什么话题下在什么样的前言后语中讲出此一“最差”之论，意欲何指，并不须追究。在我们自身，我们周围的社会中，即我们同辈人的子女中，根本没有看到没有发现这种“最差”。也就是说近十几年的社会现实中并没有什么事实或数据能证实这种“最差论”。如果“最差论”属实的话，那岂不是说此前十几年以及今后若干年的大学生中学生都是不合格的了？事实并非如此，“最差论”差矣！我记得前几年社会上有过对“独生子女”素质分析的报道，但那与我们这里谈的是完全不同的范畴。完全有理由相信，<丑陋>的作者是借用了教育届人士对“独生子女”的分析性评价，自由发挥，匠心独运地推出他的“最差论”，以行否定老三届之私。

（三）

再看《丑陋》作者使用的数据。他说在1500万老三届中，七七、七八两年上了大学的只有10万人，比值为“1500比1”。这里他犯了一个简单的计算错误，这个比值应为150比1。我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150比1，正是命运对老三届的无情打击；而我们的众多的老三届以及弟妹知青们，在因年龄、家庭等等不可抗违的缘故而无奈失去上大学机会以后，又在后来的各类业余高等教育中，顽强地争取机会获取知识，弥补命运给我们造成的缺失，数以百万计的老知青获得大专以上文凭，与那些上了正式大学的知青战友们一起，成为各行各业具有真才实学的工作业务骨干。这中间有多少是老三届，虽无具体数据，但几十万的估计数字应是合理的。接下去，<丑陋>作者用这个“1500比1”的比值，说这极少数的幸运儿感恩戴德，“国家欠下的中断文化教育的孽债被名正言顺地一笔勾销”；而这些幸运儿“对知识的渴求已不再是学习的第一目的”，“表现出来的是对获得一纸文凭的满足和对可以名正言顺地混入知识分子行列的窃窃之喜”。

如果说前边指出的是他的计算错误，那么这里他的叙述已经是完全不顾事实的胡说八道了。我们可以回顾七十年代末以来的历史，所谓“一笔勾销”是完全的无中生有；而老三届进入大学以后的刻苦用功，他们如饥似渴探求知识的出色表现早已被人们特别是大学教授们所津津乐道了。至于说《丑陋》作者抨击老三届因文化低，年龄大，“在各个领域里竞争无力”，而被社会淘汰，下岗，那简直是无异于栽赃。天有病，人知否？

（四）

我认为，关于老三届的综合素质，高新先生的分析是合乎实际，比较中肯的。他说，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里被强制剥夺了接受正常教育的权利，老三届这一代从整体上失去了在科技领域做出顶尖成绩的可能。但是由于在动乱中饱经社会底层生活的磨难和特殊经历锤炼，老三届在其它领域往往最见功力。老三届为文，最见生活功底；老三届经商，最懂处变不惊；老三届从政，最具竞争能力。[注二]

《丑陋》作者对老三届回顾青春年代的“青春无悔”颇有微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梦，即使是干过错事傻事的红卫兵们，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痛悔和反醒。作为一个群体，老三届曾有过满腔的热情；如今回顾当年，青春无悔，何错之有？即使是对“青春无悔”的说法持反对态度的著名知青作家梁晓声，也还是很冷静地承认“艰难岁月使人坚强，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而这一种坚强，对一个人的精神是有些益处的”，同时他也表示对上山下乡完全是苦难的说法不表赞同。[注三]请问《丑陋》作者，难道一定要我们跪倒在某些居心叵测的人们面前，去污染和蹂躏那残存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青春梦，去承受本不该由我们承受的历史重责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天理何在？！

（五）

不是结束的结语。《丑陋》作者以一女孩的“丑陋”评语开始，移花接木到老三届的“丑陋”，每个读者都可看出其指鹿为马的用意。而在“结束语”部分，该作者重施故伎，称他将其稿念给刚上高中的儿子听(顺注：不知其子“综合素质”优劣？)，其子评说：“是挺丑陋的。”该作者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一得意之笔恰恰露出了破绽----到底是什么“是挺丑陋的”呢？是他的这篇大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