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长期以来，历史的阴霾掩盖了陈独秀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丰功伟绩，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史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打破禁区，深入研究，对陈独秀在建党时期的功绩及其一生的功过是非才逐步有了较为公正的评价。
陈独秀领导的五四运动为中共的创建开辟了道路
鸦片战争之后，封建专制的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但是军阀混战，社会动乱，特别是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中华民族仍然陷于苦难的深渊之中。
1917年初，刚刚被民国政府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力聘《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到北京大学就任文科学长。陈独秀把《新青年》带到北京，进一步扩大了影响。《新青年》以崭新的战斗姿态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动了无情的批判，为各种新思潮的传播扫清了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召开的“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列强放弃在华特权，取消“二十一条”和收回山东的一切权利等要求。消息传来，举国激愤。5月4日，北京学生数千人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军阀政府出动了大批军警进行镇压，逮捕学生。于是，北京各大学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各地纷纷响应，长辛店等地发起的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使五四运动扩大为全民族的反帝爱国运动。北洋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被捕学生，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
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陈独秀不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而且是身先士卒的排头兵。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取消对日密约、罢免卖国官吏、取消步军统领衙门和京畿卫戍司令部、保障市民集会、言论自由等条件，并要求对北京政权予以“根本之改造”。
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他豪迈地写道：“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表明了他愿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作出任何牺牲的决心。
6月11日，陈独秀亲自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园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便衣密探逮捕。当晚，京师警察厅查抄了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的寓所《新青年》编辑部，搜出《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数百张以及进步杂志、稿件、信札等。
陈独秀被捕后，媒体很快向社会作了披露，社会各界纷纷组织营救，章士钊、孙中山等知名人士采取各种不同形式要求当局对陈独秀“立予释放”。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一文：“陈君之被逮，绝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9月16日，陈独秀获释。李大钊在《欢迎独秀出狱》中写道：“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奋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为中共的创建作好了思想和干部的准备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掀起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文化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国人的觉醒和思想上的解放。十月革命之后，他又将《新青年》转变为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为中共的创建作好了思想和干部的准备。
早在五四运动之前，陈独秀就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奏、推翻了沙皇王朝的“二月革命”予以关注，1917年4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发表了《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1918年11月，《新青年》五卷五号上发表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马克思主义通过《新青年》传入中国。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于1918年11月创办的《每周评论》与《新青年》一起用很大篇幅宣传十月革命意义和世界革命形势，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等人的著作。1919年4月20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指出：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步的大关键。”
1920年初，陈独秀在《新青年》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了《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等20多篇文章，主张宣传工人阶级的重要社会地位。在《新青年》七卷六号《劳动节纪念号》上，发表了李大钊写的《五一运动史》和美、英、日等国劳动运动的介绍和上海、天津、无锡、唐山等工业城市产业工人情况的报告，标志着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开始。
《新青年》的新思想哺育了大批进步的知识青年，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
北大中文系学生杨振声说：“《新青年》象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读者顾克刚给陈独秀来信称“今春一读大作，如当头一棒喝，恍然大悟青年之价值”，“连续购读，如病者之吸收新鲜空气，必将浊气吐出”。罗亦农因受《新青年》的影响，17岁时，“一个人跑到了上海去找陈独秀”。1917年，正在陆军预备学校学习的叶挺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吾辈青年，坐沉沉黑暗中，一纸无良，不绝如缕……亟待足下明灯指迷者，当大有人在也”；“足下不弃，辱而训之，甚盼甚盼”。周恩来在东渡日本留学时，曾称《新青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太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朱德在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谈及他读《新青年》后的感受时说：“恰如一个人遇到一次终身难遇，可能改变他全部生涯的机会。” 1920年9月出版的《劳动界》刊出工人来信，高度赞扬陈独秀，称他为“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 1927年2月，瞿秋白在其文集《自序》中说：“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一九二三年回国之后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十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
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影响更大。早在1917年9月，毛泽东在与蔡和森等人的一次夜谈中就高度评价陈独秀说：“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可比拟”。1919年，陈独秀被捕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重要文章《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高的精神万岁！”对陈独秀的崇敬之情发挥到了极致。毛泽东在回忆自己的思想转变时曾讲到，“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是极其深刻”。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的谈话中，多次称“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陈独秀开天辟地在上海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陈独秀早年对党派曾有很深的厌恶心理，他甚至断言“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逐渐认识到革命政党组织群众、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良心的无政见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而“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有产阶级）政党，才有改造政治的希望”。五四运动后，他义无反顾，决心进行创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实践。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陈独秀决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他说：“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斗争，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取权利……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那样。”
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到上海。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离京的途中,两人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即出于此。
陈独秀到上海后，首先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深入到工人群众中调查研究，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号召工人群众迅速觉悟起来,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他编辑出版了《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4月中旬,陈独秀联合中华工业协会等7个工界团体筹备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他在筹备会上发表了《劳工要旨》的演讲，并被推选为筹备会顾问。在陈独秀的指导下,上海5000多工人于5月1日举行集会,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通过了《上海工人宣言》。此后,陈独秀又主持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春,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维经斯基一行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他们又前往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1920年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等十条。
1920年7月19日，陈独秀等人再次召集筹备会，提出“现在最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第2集，第156页,）
8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并推举陈独秀为书记。9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将《新青年》改为公开理论刊物。11月7日,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公开打出了“共产党”旗号。同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的党组织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实现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提出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旧的国家机关,消灭阶级等主张。
12月,陈独秀由上海赴广州后,李汉俊和李达先后代理过书记的职务。据李达回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立后，“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党的早期组织首先在上海创立，接着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建立党的组织。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张申府等人在法国正式组建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施存统等人在日本东京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组织。陈独秀在前往广州途中曾逗留香港，李义宝、林昌炽、张仁道3人特意上船拜望。不久，根据陈独秀的意见，他们在香港创立了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
以陈独秀为核心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铺平了道路，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保证。
陈独秀在“一大”当选为党中央书记是全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唯一的正确选择
长期以来，党史界和社会上曾流行的一种说法：由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代的声名，以及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使他得以成为党的第一任总书记。 甚至还有人说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而成了“中国的孟什维克”，云云。
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陈独秀虽然未能出席党的一大，但是仍被大会选举为中央局书记，这绝不是偶然的。除了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无人能比的声望和影响之外，由于他在北京大学任过文科学长，他创办了《新青年》，推进思想解放、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培养干部，他亲自参与了党创建，所以，在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中绝大多数都是陈独秀的学生或追随者，不少人都是他介绍入党或由他批准入党的；全国各省党组织和香港支部、留日支部、旅欧支部几乎都是陈独秀直接指导下或经他批准成立的。在当时，没有任何人的威望能够超过他的。
1921年7月，中共一大时，党员大多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张国焘24岁，毛泽东28岁，俞秀松22岁，施存统21岁，陈公培20岁，刘仁静仅19岁。年龄大些的李达、李汉俊也只31岁，陈望道30岁。而陈独秀当时已42岁，不仅年龄较长，而且多次东渡日本，办过报纸、刊物，当过大学学长，受过拘捕监禁，组织过工人运动，与共产国际的代表接触较多，熟悉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全过程，当时的党内没有任何人比得上他的阅历和经验。
关于陈独秀在创建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就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在谈到创建党问题时，毛泽东没有提其他任何人，只说陈独秀（仲甫）“在进行组织”，突出了陈独秀对建党的独特贡献。毛泽东还多次谈到陈独秀“创造了党”，“由他集合起来，才成立了党”，中共“七大”时，毛泽东谈到陈独秀时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人准备了干部。”毛泽东把陈独秀称为“总司令”，其余则是他“周围的人”，而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袖们仅仅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可见当时陈独秀在建党中的地位、声望和影响之大。陈独秀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的重要贡献和当时的影响力是无人可以比拟的。
2002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对陈独秀在建党中的作用做了比较客观和公允的评述,在“党的早期组织”部分开宗明义地写道:“最早在中国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1995年，肖克将军提出：“南陈北李，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但陈独秀应属首位。”所以，中共一大选举党中央书记，可以说非陈独秀莫属，不是什么“错误的选择”，而是众望所归，是全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唯一正确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