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阶级与民族是人类群体基本的存在方式和组织形式，也是重要的政治动员工具和理论分析工具。民族国家的建立为阶级叙事与民族叙事的密集交织提供了政治场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关于阶级的内涵、产生根源、存在条件和消亡前提等系统完整的理论，并将无产阶级塑造成实现人类最终解放的革命力量。在一国之内，阶级划分是确立内部性与外部性的过程，阶级斗争是消除外部性、实现外部性内部化的有力工具，而站在国家民族高度对民族叙事不断重塑同样是实现外部性内部化，并强化内部性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使命型政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就是在阶级叙事和民族叙事交互作用中不断进行调适与重塑，不断消除外部性、增加内部性的伟大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则是新时代坐标下内部性达到空前程度的表征，阶级叙事与民族叙事在调适中不断走向融合，为超越阶级和民族提供了理论工具，最终以铲除国家边界内的外部性，进而消灭国家，实现“自由人联合体”这一完全内部性为价值旨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从顶层设计层面完成了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文化，再到中华文明具有内在关联又层层递进的叙事体系的建构，因此，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高度，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余年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需要从叙事调适的视角进行重新审视和解读。阶级划分、斗争、联合与民族平等、团结、凝聚,涵盖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内容。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如何将自身塑造成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将其领导下的工农大众塑造和建构成阶级叙事中的历史主体，又如何将自身塑造成中华民族叙事的组成部分，并最终塑造成唯一能够正确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并真正代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政治力量，身体力行不断消除外部性，扩大内部性，从阶级叙事和民族叙事交织、互动的视角解读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进程不仅涉及对经典作家阶级与民族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重塑，也涉及对中国社会中原有阶级与民族观念的重塑，还关涉到中国共产党不断调适自身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相关理论以适应现实需要。目前学术界关于阶级与民族之间关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民族理论界，而民族叙事和阶级叙事的成果多在文学艺术领域，并以个案研究为主，近几年来历史学、政治学等领域也出现了较有影响力的成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为重新审视阶级叙事与民族叙事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契机，本文尝试站在国家民族历史叙事的高度，从阶级与民族进入经典作家理论视域与进入中国共产党政治视域两个关键性节点的重塑入手，探究中国共产党阶级叙事与民族叙事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的互动、调适与重塑。
本文尝试使用内部性、外部性，以及外部性内部化和内部性外部化等概念，阐明中国共产党在进行社会动员及不断扩大其社会基础的百年历程中，如何进行阶级叙事与民族叙事的适时调适和整合。在经济领域，外部性指某一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对另一主体的福利所产生的效应，外部性有正负之分，解决负外部性的手段包括政府干预、明确产权、战略联盟和外部性内部化（企业合并）；对应到国际领域，外部性指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政策或行为对另一主体造成某种形式的利益变迁，解决负外部性的手段包括武力征服、政策协调和一体化（建立某种超国家或地区的治理共同体，将各主体之间的外部影响内部化）。借用上述理论，现代政党在政治生活中会根据现实需要，按照不同标准对既定人群进行边界划分，确定人群的阶级归属或民族归属，以此作为政策制定和社会动员的基础。所谓内部性是政党从其立场出发，将在利益等方面与其具有一致性的群体框定为“自己人”，这些群体因此获得政治信任与利益关照，形成利益甚至命运共同体，这些群体因此获得内部性。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中所指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其中的“朋友”就获得阶级划分意义上的内部性。外部性与内部性相反，是政党从其立场出发，将在利益等方面与其存在矛盾的群体划定在“自己人”之外，毛泽东笔下的“敌人”显然是从阶级划分意义上的外部性。处于内部性与外部性之间的界限即为“边界”，边界划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具有动态性特征，既有内部性外部化，也有外部性内部化。边界变动能全面呈现政治力量的政策调整，从中能窥见其根本立场，是观察政治力量社会行动的重要视角。同时，无论是处于内部的群体还是处于外部的群体在利益等方面又并非均质，此种非均质性恰恰为外部化与内部化提供了可能性。以上述分析为基础，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无论是阶级划分还是民族划分都是不断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减少内部性的外部化的历史。与经济领域相对应，中国共产党解决上述问题的手段也可以归纳为三种方式，包括武装（阶级）斗争、统一战线和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且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有侧重，根据具体形势不断进行观念上的自我革命，纠正“左”倾和右倾偏差，呈现出由阶级叙事向民族叙事转变，由抗衡到融合的特征，最大限度实现外部性内部化，最大限度减少外部性势力的负外部性。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以阶级划分与民族划分为基础的阶级叙事与民族叙事则成为重要的政治动员工具，也是确立内部性与外部性边界的重要标准。
一、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的“阶级”与“民族”
在人类社会中，不同的政治力量会“发明”或“发现”并塑造自己的核心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其理论体系。当然，即使不同力量使用同一概念，也会在其内涵上存在争议和差异，“概念上的分歧也是政治本身的战场之一。”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阶级”和“民族”两个概念都历经“发现”和重塑，尽管古代亦有相关词汇，但二者在现代语境的出场仍是外来传入并加以改造从而与具体国情相适应的过程。在研究这些概念时，“不仅需要对这些概念的内涵演变进行专门探讨，同时需要关注、甚至更为关注这些概念的历史运用，也即重视它们与当时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变迁之间深刻微妙的互动与关联。”本部分简要回顾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阶级”与“民族”在不同历史情境中的内涵及其重塑过程。
（一）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阶级”与“民族”
作为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的重要理论工具，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阶级、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等词汇已经被广泛使用和传播。阶级和阶级分析理论可回溯至古希腊时期，在《理想国》中初见端倪，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阶级概念进行清晰阐述，并用阶级分析法系统考察时下社会。阶级斗争理论通过中世纪神学家的译著得到传播，在《新科学》中第一次得到应用。在近代，西耶斯、圣西门和梯叶里等人从历史视角叙述了阶级及阶级斗争的发展，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则发展了阶级划分的标准，提出新的阶级概念，并提出所有制等概念，对阶级斗争的动力等问题作出回答，为马克思恩格斯等政治理论家的理论创新奠定了基础。
民族原则是近代国际体系建立的基础，当今世界格局也建基于此，因此，民族同样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察资本主义世界的重要理论工具。“民族”（n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natio”，意为“出身”和“出生”。在古罗马时期，“natio”一词主要指具有共同出生地的外国人，引申为在地域或语言上有松散联系的地区，后又逐渐发展为在大学中具有相同观点和意图的群体。从13世纪晚期“nation”一词开始与政治建立关系，指文化、政治和社会权威，特指有代表性的群体。至16世纪初在英格兰“nation”被用来指其全体居民，获得与“人民”相同的含义。法国大革命后，政治内涵成为民族的主要含义，“nation”概念的演变集中反映了其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密切关系，也奠定了后来政治活动家和研究者们理解“nation”的基础。民族主义（nationalism）作为划分人群的工具强调独特性，“民族性与独特性的结合是‘民族’一词含义的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变更。”该词1836年首次出现于英语世界，是神学用语，指某些民族成为上帝选民的教条。而后，该词的基本含义倾向于一种自大和自我为中心的民族意识，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特别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利益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强调对本民族的忠诚和奉献。因此，以民族现代政治意涵为基础，民族主义天然的竞争性为近现代国际关系提供了政治原则。
资产阶级领导政治革命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赋予“阶级”与“民族”更为鲜明的政治内涵，而民族国家的建立为阶级叙事与民族叙事的密集交织提供了政治场域。资产阶级在国家权力上的争夺推动现代政党政治诞生，政党与意识形态的天然联系使阶级与民族迅速意识形态化，阶级叙事与民族叙事遂成为推动革命的政治旗帜。但资产阶级革命始于阶级斗争终于民族动员，阶级被置换成民族，阶级叙事让位于民族叙事，这一点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充分体现。“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第三等级在时下的政治语境中显然是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概念，在《论特权 第三等级是什么？》这本影响深远的小册子中，作者却认为第三等级就是民族，能代表整个国家，民族（nation）遂指拥有主权的全体国民，“一大群同伙人，他们生活在一部共同的法律之下，并被一个共同的立法机构所代表。”民族具有更高的价值在于能够更好保障个人利益，“何者为一民族之意志？一民族之意志乃无数个人意志之结晶，犹之一民族乃无数个人之集合。凡有利益于是，各个人对之及各个人所联合之一切分子对之，均认为不谋而合者，此显系总意志之目的，亦显系共同会议之目的。……是故共同利益必胜过个别利益而后前者有保障。”以民族（国家）叙事为理论依据的内部性不断得到巩固，因此，以立基于民族原则的主权相号召成为资产阶级政治动员的核心工具，民族主义的天然优势不断巩固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基础。用民族叙事置换阶级叙事的模式掩盖了普遍存在的阶级剥削，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并对阶级与民族及其关系进行再塑造提供了条件。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中的“阶级”与“民族”
如上文所述，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阶级、阶级斗争等概念在思想界就被广泛使用，马克思在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贡献一方面在于提出了阶级的内涵、产生根源、不同阶级存在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消亡的前提等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在阶级问题上的贡献在于证明了以下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基础上提出了阶级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另一方面，经典作家从国际视角观察资本主义制度并关注人类命运，运用阶级分析将阶级概念塑造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阶级是政治上最根本、最重要的社会划分，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最具解释力的核心概念，“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赋予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并消灭阶级的历史使命，他们用阶级分析法观察资本主义社会，提出通过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作为过渡形式为实现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创造条件，最终要打破国家界限，因此，以无产阶级联合为基础的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来观察和分析民族现象，将民族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口号，这两个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的口号，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二者是对立的观念。首先，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原则：“无产阶级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它支持一切有助于消灭民族差别、消除民族隔阂的措施，支持一切促进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促进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其次，他们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察都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为边界，在批判资本主义罪恶时，以民族为边界确定内部性的做法必然是被批判的基本内容之一。经典作家认为民族（主义）运动最终会走向民族国家，走向唯我的、“自己的”“民族的”以民族为边界的区隔。再次，就阶级与民族的关系而言，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当发生任何真正严肃而深刻的政治问题时，人们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来进行组合的。”阶级对立是民族对立的根源，“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最后，对民族运动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如肯定当时匈牙利、意大利等反对封建专制和外来民族压迫，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进步民族运动。“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政治斗争中，民族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同盟军，是反抗外来压迫和争取民族独立的主要发动者和参与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有其进步性，但其资产阶级属性决定了最终将走向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民族观的对立面。因此，经典作家的立场体现出对民族运动支持的有限性与坚持阶级问题根本性的统一，国际主义具有根本性，是“道”；民族原则具有阶段性，是“术”。
具体而言，从民族过程的视角出发，经典作家肯定“民族”及民族国家的价值，肯定包括谋求民族统一、民族解放和民族认同等具有丰富内涵的民族运动的积极意义，“民族原则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因此，马克思主义者重视这个社会，完全承认民族运动的历史合理性。”“反对一切民族压迫，为争取人民主权、争取民族主权而斗争，这是进步。”他们认为在民族原则基础上建立民族国家是历史经验中的通例，“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趋向）。最深刻的经济因素推动人们来实现这一点，因此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甚至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经典作家承认民族是国家的同义语，民族涵盖国家中不同的阶级，也在国家意义上使用民族，如“今天的德意志民族是由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构成的”，称英国为“剥削全世界的民族”。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具有民族性，“不管单个资产者同其他资产者进行多么激烈的斗争，资产者作为阶级是有共同利益的；这种共同性，正象它在国内是针对无产阶级的一样，在国外是针对其他国家的资产者的。这就是资产者所谓的他的民族性。”在这种语境下资产阶级利益代表了全民族的利益，资产阶级成为民族的代表。
在上述讨论基础上，经典作家进一步阐释了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无产阶级实现革命胜利首先是在一国内完成的，并在完成政治革命后还要进行社会革命，与资本主义制度有漫长的并存时间。“只有懂得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也就意味着在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漫长的时期内阶级叙事与民族叙事相交叠，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处理阶级与民族的关系会成为一个重大课题，经典作家对阶级与民族关系的科学判断为无产阶级政党阶级叙事与民族叙事的调适奠定了理论基础。当然，国家专政职能的长期性并不表明阶级叙事与国家专政职能等长，阶级叙事向民族叙事切换也并不表明阶级关怀的消退，最终指向对阶级和民族的双重超越，建构有别于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真正的共同体。
（三）阶级叙事与民族叙事在近代中国的出场与过渡
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并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政治力量的共同使命。实现民族独立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底色，阶级斗争又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动员具有其独特价值，阶级叙事与民族叙事在近代中国出场并交织碰撞，为中国共产党的叙事重塑提供了社会背景，并成为一种过渡形态。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阶级”一词频繁出现，由“台阶”比附而生，指“政治上的尊卑秩序和官阶品位”，与“贫富”等社会经济因素无关。“阶级”现代意涵在中国语境中的出现受在日本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与民族概念的引介时间相仿，梁启超、孙中山等改良派与革命派代表人物最早在现代意义上使用阶级这一词汇。围绕“劳工神圣”这一主题，阶级观念在五四运动前后广泛传播，被工人阶级、学生群体和知识分子所接受，“在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社会经济’视角与‘革命’主题逐渐走向合流，孵化出更完整的‘阶级’身份观念，并接入共产国际叙事进入中国革命话语”，除了中国共产党秉持阶级斗争理论外，其他政治派别也对阶级观念进行从属于本集团利益的解构。在国民革命期间，国民党受到共产党阶级观念的影响，并在话语上出现竞争局面。二者对国民革命和彼此的阶级属性都进行理论分析，国民党一方面承认国内存在贫富对立和阶级分化，另一方面更为强调“国民革命”而非阶级革命，以“国民”统揽民众，主张各阶级联合，提出“故凡属一切真正的革命份子，不问其阶级的属性为何，吾党皆应集中而包括之”，因此国共两党对阶级的认知自二者成立伊始即存在分歧。随着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以“清党”为名清除共产党的理论影响，阶级理论位列其中，国民党企图通过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彻底铲除共产党对自身的影响，虽然这种企图给国民党带来思想和实践的混乱。国民党在放弃阶级叙事的同时全面倒向民族叙事，这一点在对工人阶级的宣传中得到充分体现，如宣称“帝国主义与国民革命根本冲突，因反共产而放弃工作是错误”，“工人欲为本身地位，必须先为国家争地位”，“不可贪目前逾量之需求，忘却对于国家之责任”。总之，由于民族叙事指向国家外部，以国家边界来确定内部性与外部性，阶级叙事则指向国家内部，以处于对立状态的阶级边界确定内部性与外部性，在当时的语境中民族叙事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其他社会力量中占据主导地位。
作为拥有丰富民族资源和“族类”观念发达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作为族类体系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就已存在。郝时远对具有代表性的古代文献进行分析，以典型例证说明古代文献中民族的基本内涵，并纠正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民族”一词西来说。与现代政治语境中的民族不同，古代文献中的民族没有特定含义，泛指具有某些特征的人群，“既指宗族之属，又指华夷之别。”但是在近代中国，民族现代内涵的获取则受到日译西书的直接影响。具有现代政治内涵的“民族”一词从日本传入中国，但是面对中国多民族的实际，维新派与革命派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如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大中华民族和小中华民族、积极的民族主义和消极的民族主义、大民族国家和小民族国家等；南京政府践行民族同化的方案，国家社会党则提出“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主张；等等，既有对西方经典民族主义理论的积极回应，又有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实际的现实考量。总之，无论是“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个大民族”，还是以血缘为基础的“种族民族主义”都视民族主义为救命稻草，将其作为对抗“民族帝国主义”的最有力武器。黄兴涛指出：“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般国人都更为明确地感受到了来自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的民族命运，找到了各民族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与分裂他民族的本性所在和现实威胁，‘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也因此被明确提出，这构成为现代的‘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得以确立的重要政治基础和思想条件之一。”基于反帝诉求，一方面“民族”成为时下主要社会力量的理论工具之一，另一方面为话语竞争提供了重要场域。
与阶级叙事相比，在近代民族叙事更容易获得情感上的共鸣，也更容易形成动员力量，但是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仅有民族叙事是远远不够的，从根源上探索解决中国问题之道则是由中国共产党来完成的。中国共产党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中，不断调适阶级叙事和民族叙事，集中体现为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既捍卫了阶级语境下工农的主体地位，又将自身形塑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最大限度动员可以联合的力量，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内部化，减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等外部性主体的负外部性，最终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维护了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并为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探索阶级叙事和民族叙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叙事重塑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鲜明态度及对中国革命之路的坚定执着表明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拥有话语权的表述主体，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将“阶级”塑造成自己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将其领导下的工农大众塑造成历史主体，将其他阶级划分为或敌或友；另一方面，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后接受“中华民族”政治符号，并将自身塑造成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在这一阶段，整体上看阶级叙事居于主导地位，将民族问题融于阶级问题，通过解决阶级问题而解决民族问题，民族叙事处于从属地位，同时又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对阶级和民族关系的认知不断走向成熟，特别是对于内部性和外部性边界的划分标准，中国共产党在曲折探索中日益明晰，在坚持以工农为主体的正确立场下，对于其他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经历了由“敌”到“友”的转变，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实现外部性内部化，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一）无产阶级先锋队及工农大众历史主体地位的塑造
首先，中国共产党将自身塑造成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领导人在观察时下中国社会后敏锐地提出社会主义作为义务共同体在唤起社会底层民众上的功能。“自来伦理思想可分为两大派别：一是牺牲弱者以助强者；一是扶助弱者以抗强者。”“过去及现在的伦理、历史，都是牺牲弱者以助强者的伦理、历史”，“后一派伦理，就是社会主义，就是人类将来的理想。”“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助弱抗强”遂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的话语基调和叙事原则，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某种程度上讲，‘阶级叙事’就是一种弱者即正义、追求社会公平的现代伦理话语。”共产党将“阶级”塑造成自己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因此阶级革命也成为共产党人的革命道路，与国民革命和民族革命相区别。在国民革命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塑造国民党的“法西斯”形象，将其外部化，另一方面将自己塑造成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以阶级身份作为划分内部性和外部性的标准。国民革命后，国民党右转，共产党左转，在阶级问题上的分道扬镳，实际上印证了两党在政治立场上的泾渭分明。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是其作为革命领导者的根本保证，“此后的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起领导的责任。”
同时，中国共产党将无产阶级领导的广大劳动者塑造成历史主体，通过阶级划分巩固内部性，认为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用阶级分析观察时下中国社会，划分敌友，确定内外部边界，制定政策，而敌友的边界在革命的不同阶段存在变动，一度因自身理论不成熟出现偏差，但最终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下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突破了农民具有保守性和狭隘性的单一认知，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农民成为中国革命最可依靠的力量。中国共产党通过阶级分析“将历史进程中长期被压迫、被剥削而处于‘失语’状态群体的面貌呈现出来”，并将其塑造成历史主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纵观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对革命对象的认识不同，但始终未脱离以工农为革命主体，呈现的主要方式是对工农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启发民众由自发到自觉的阶级意识。
完成民族资产阶级外部性内部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独特创造。建党初期至国民革命时期，党对于资产阶级的属性和内部分类认知尚不明晰，“国民革命”一度居于主导地位，以阶级身份划分边界存在模糊状态，除了工农主体外，在对外反帝和对内反军阀的诉求下，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中，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各类群体“联合”多于“对立”。中共三大确立国共合作的方针，中共四大阐述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体现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叠，内部性和外部性边界变动不居的状态。但是，共产国际当时将“列宁关于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理论教条化，把联盟的组织形式绝对化”，过度强调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并未与民族资产阶级相区分，忽视了无产阶级的武装领导权。在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期内，受国民党叛变革命和“左”倾教条主义影响，中国共产党又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敌人，奉行“关门主义”。中共六大强调“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中国现时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必须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方能胜利”，认为只有工农才是革命的动力，这一理念未能减弱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软弱性对革命的负外部性，反而将其推向了对立面。随着“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加之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必要性，为后续转变“关门主义”方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其内部化奠定了基础。
全面抗战时期，新民主主义理论走向成熟，中国共产党将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等势力确定为外部性的同时，运用统一战线，将工农以外的中间群体外部性内部化，并且最大限度地克服大资产阶级的负外部性，对于这一外部性势力既联合又斗争，服务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局，实现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制定出一套周密的方案。经济上的解决方案是没收封建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有”，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政治上的解决方案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文化上的解决方案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社会生活上，“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又适时提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外部性力量的基础上，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广大中间势力纳入内部化范围，建立起广泛的政治联盟，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在后续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所延续，最大限度减少民族资产阶级等边界派别的负外部性，完成恢复国民经济、完成三大改造等历史任务。
总之，中国共产党将自觉与觉他相结合，提出一整套完整的阶级革命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其他政治力量和知识分子如国家社会党等对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分析和社会革命主张持反对态度，曾一度出现了激烈交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过话语争夺，中国共产党根据国情对原有的“阶级”内涵进行塑造，对经典作家的阶级理论进行了再塑造，完成双重塑造的历史过程。“阶级”被赋予丰富的经济内涵，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核心，阶级叙事也成为核心叙事，成为社会动员的核心工具。广大劳动者则在阶级叙事中被确定为历史主体并成为社会动员的核心力量，解决了他们在经济上被剥削的问题就从根源上解决了近代中国的所有问题，而以阶级身份作为划分内部性和外部性边界的标准，一度占据主导地位。但同时需要看到，中国共产党对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认识不断深化，在确立工农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对于其他阶级的敌友判断并未囿于成见，而是因时因势探索出了适合国情的阶级理论。
（二）中华民族及其先锋队的塑造与表达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中华民族叙事的建构是在不断调整阶级叙事的基础之上完成的，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中华民族叙事内在结构的整体性建构，并将自身塑造成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与基本处于稳定状态的阶级叙事相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叙事处于不稳定状态。根据学者赵超的研究，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国民”“民族”三种语义上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但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直到1931年都未再使用，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使用的高潮，抗日战争胜利后，使用频率明显下降。“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华北事变促使中国共产党在从以强调阶级划分为基础的世界无产阶级整体利益，逐渐转变为关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利益的同时，肯定和强调自己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将中华民族作为利益共同体，以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为基础思考中国现实问题，与这一原则相对应的民族国家建设思想逐渐形成，与民族国家思想形成过程相对应，中华民族整体意识逐渐生成。
首先，中国共产党站在国家民族高度理解并接受“中华民族”符号，将其视为境内各民族的总称。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前尚未明确“中华民族”的内涵，境内各民族的联合更多基于国家统一，较少涉及地理、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交集，更多体现为政治层面，即整体性，而非共同性。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念趋于成熟，进而促使其“人民”思想边界的“闭合”。“人民”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阶级叙事的核心概念，而“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叙事是对阶级叙事的超越，为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调整和现代国家的建构奠定了思想基础，最终形成科学的认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中国共产党将“中华民族”明确视为各民族的统称，各民族与中华民族成为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一改之前所指不确定或者两者既可‘联合’又可‘分离’的平行并列关系”，确定了“中华民族”符号的内涵与外部边界。中国共产党在各类宣言、决议等文本中向全体国民发出了保卫中华民族的号召，如1936年8月《致中国国民党书》提出：“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中国决不是阿比西尼亚！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这一说法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叙事选择的正确性。
其次，对此前的阶级叙事作出调整，实现阶级叙事与民族叙事的调适。与上述思想转变相对应，从工农民主统一战线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全面抗战前，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理念是化境内民族对立为阶级矛盾，以阶级身份作为确定内部性和外部性边界的标准，“用阶级的统一战线，去反对一切统治和剥削者，换言之，就是要用纵的战线（阶级的），去反对横的战线即民族的狭隘的战线”，使各民族民众理解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打破民族间的仇视和界限，团结起来实现自身解放。这一理念表现在民族统一战线观上，即“变民族仇恨为阶级仇视，建立下层的统一战线”，推翻封建剥削，建立工农民主政权。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加紧，且红军在长征期间逐渐认识到不同民族经济社会状况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开始转变以阶级代替民族的理念，克服了“下层统一战线”的局限性，开始由阶级叙事向民族叙事转变。1935年8月，毛儿盖会议明确指出：“估计到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我们不能到处把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在有些民族中，在斗争开始的阶段上，除少数上层分子外，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随后，瓦窑堡会议正式提出构建“广泛且深入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要求党的政策必须更加贴近并服务于抗日民族斗争的大局，积极联合所有反日力量，共同构建抗日联盟，这宣告中国共产党确立内部性和外部性边界的标准发生转变。例如1936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中明确提出为了进行蒙古人民反日的民族解放斗争，必须建立包括王公、军人、喇嘛、知识分子等在内的民族统一战线，而“过早的发动蒙古人民的内部阶层的斗争，把王公军人等一律认为是‘蒙奸’是不正确的”。“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这显然是一种重要的调整和转变，而各个民族在这里已经包含了上层人士，不再局限于下层统一战线。“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把阶级要求降到了最低，而将民族凝聚和动员提到最高，阶级要求对民族斗争暂时作出最大让步，以“不破裂合作”为边界，即实现阶级划分为基础的内部性外部化与民族划分为基础的外部性内部化的对接。毛泽东反复提醒注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汉奸、托派、亲日派分子”，并进一步指出防止奸细（汉奸、托派、亲日派、腐化分子、投机分子）混入党内。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与“人民”在内涵与外延上高度一致，也是阶级叙事与民族叙事深度调适时期。
再次，中国共产党将自身塑造成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在瓦窑堡会议上党及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提出“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的任务，也将政权从“工农共和国”调整为“人民共和国”，以将更多的力量吸纳进统一战线之中；并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领导作用，“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政权也进行相应调整，“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这些政策的改变，首先就是在更充分的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民族问题，一个是阶级问题。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看似两个问题，实际上二者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总体上看，在这一阶段阶级叙事居于主导地位，阶级叙事意味着革命，意味着革命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本质而言都是阶级叙事，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又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国共产党以阶级叙事为基础表现出了坚决的革命性。抗日战争是特殊时期，“‘中华民族’自决获得了最高意义”，民族叙事全面登场，在“中华民族”符号已普遍使用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激烈的话语争夺，现实境遇使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无产阶级根本立场不变、坚持阶级叙事的前提下，将民族叙事纳入到自己的政治视野，在实现民族独立自由和统一的过程中，形成阶级叙事与民族叙事的初步调适，阶级叙事最大限度地让位于民族叙事，并重塑时人的思想世界。
三、新中国成立后对阶级叙事与民族叙事的进一步调适
“一个民族就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全体居民或全部享有该国国籍的人的总称。”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华民族等同于国家，开辟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新纪元。中华民族获得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撑，以三大改造完成为标志，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从此中华民族获得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保护和滋养，为阶级叙事向民族叙事转变奠定了制度基础。在经过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曲折探索后，中国共产党逐步厘清阶级叙事和民族叙事二者间的关系，建立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进一步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以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了阶级关怀与民族利益的统一。
（一）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阶级叙事向民族叙事转变受阻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存续和发展需要稳定的资源为其提供合法性基础，而民族叙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保持连续性，既能说明自身的来处，又能使中华民族在历史中持续获得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政党彰显自身的革命性，并通过彻底的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运用阶级斗争打倒外部反动势力的同时，也运用民族叙事保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董筱丹、温铁军等在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建设时，曾提出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负外部性”问题，指未发动土地革命，出让部分经济主权，继续殖民地单一经济结构，而“能否化解这个解殖谈判中内生的、具有普遍性原罪的‘主权负外部性’，乃是战后兴起的发展中国家‘依附’与中国‘去依附’之间最根本的差别”。以此，能否化解资产阶级等“他者”的负外部性，同样是后发国家需要面对的迫切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建构的目标在于彻底铲除被剥削的土壤，最大限度地将敌我矛盾转变为人民内部矛盾，将外部性转化为内部性。在这一形势下，现代国家边界的建立确定了中华民族的边界，也为将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所理解的中华民族对立面的“他者”纳入到中华民族中来，使其转变为人民提供了可能性。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改造”方式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一是对物的改造，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财产采取没收的方式，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采取“和平赎买”的方式，将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二是对人的改造，通过改造阶级成分的方式将原来的剥削阶级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正如赵汀阳所指出，“任何具有外部性的存在都是需要化解的问题而不是征服的对象”，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改造，消除外部性的工作取得实质性胜利，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作为外部性力量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结束，阶级叙事作为民族叙事的基础，使命基本完成，需要以民族叙事为主动员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意味着大规模建设的开始，《论十大关系》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探索、党的八大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都是阶级叙事向民族叙事转变的最好佐证。“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敌我矛盾是根本利益对立基础上的，因而是对抗性的，要用专政的办法来解决，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尽量使他们改造成新人，而人民内部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并明确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全党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同时提上日程，在“工业化”基础上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目标。上述探索都表明应对阶级叙事的核心叙事地位进行调整，要由阶级叙事转变到民族叙事上来，人民内部矛盾则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除了极少数反动分子适用于阶级斗争，广大人民都应视为内部性力量加以整合。
但是这一正确思路并未得到很好的延续，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由人民内部矛盾重新回到以阶级斗争区分内部性和外部性的轨道上来，导致了严重的错误。在阶级叙事占主导地位的形势下，民族叙事基本湮没，“使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思想形态存在的‘中华民族’没有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有效接续，错失了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良好时机。”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阶级叙事向民族叙事转变
改革开放是以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阶级斗争为纲”为前提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去政治化过程，阶级叙事作为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工具逐渐消逝。学者袁迎春以《人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发现进入新世纪以来，“相比于阶层话语，阶级话语在国家话语中日益被淡化，阶层话语开始成为主流。”阶级叙事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鲜明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批判性和解释力逐渐下降，原因不是来自阶级叙事本身，而是其所处社会环境的根本性转变，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彻底解决，阶级作为动员工具的动员能力下降是必然趋势。与阶级叙事式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族叙事逐渐勃兴，而现代化建设与民族叙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人们的政治视野，民族叙事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本中频繁出现，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其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明确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庆祝建党100周年大会又将其明确为党百年奋斗的主题，党的二十大则确定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这一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最终目标意味着民族叙事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特殊价值。
随着民族叙事的复归，中国共产党发展了爱国统一战线，邓小平明确提出“它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这既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延续，也是新时期的创新性探索，中国共产党成功找到了最大公约数和最大同心圆，将可以转化的外部性力量内部化，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三）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使阶级叙事与民族叙事走向融合
进入新时代以来，在民族叙事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整套与中国实际相一致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大家庭、石榴籽、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完整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呼之欲出。民族叙事高扬并不代表回避或者无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只是从国家民族高度凝聚全民族力量的视角使用这一理论工具，提供一种与现代国家认同同向同行的精神力量。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运动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矛盾加剧。在此背景下，国家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对紧张的国际局势的积极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势必对国内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造成挤压，强化民族叙事，淡化阶级叙事就成为必然选择。民族叙事高扬背后的逻辑是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现实政治需要，爱国主义教育会被进一步强化。郝时远指出，在目前全球化语境基本上就等于西方英语霸权语境的条件下，中国的民族学界更应该发掘本土“类族辨物”的分类体系和概念内涵，构建和完善自己的民族话语叙事系统，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的沟通和理解。在国际话语权的视角下，民族叙事之于全球叙事的价值在于表达特殊性，展示地方经验，丰富对世界历史的多元理解，为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尊重、理解和达成共识提供桥梁。民族叙事之于阶级叙事的价值在于提供民族凝聚力，为全民族包容差异、奋力前行提供黏合剂。通过对整体性、共同性、统一性、连续性的强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稳固的舞台，并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形成强大的内聚性情感，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在这一舞台上，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阶级关怀才能够全面展开，才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领域有所作为，减少外部性，增加内部性。中国共产党既是阶级叙事的陈述者，也是民族叙事的陈述者，叙事者的同一性使阶级叙事与民族叙事在调适中不断走向融合，新时代是这一融合的新坐标，“两个结合”则为二者融合提供了根本理论指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坚持民族主体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阶级叙事和民族叙事融合的全新样态。
“现代政治的基本精神是划分（dividing）,就是划分各种‘边界’。”无论是阶级还是民族都是依据一套理论划分边界将不同的群体区隔开来，以此为基础区分出内部性与外部性，并作为抓手制定政策，进行社会动员和凝聚内部力量。阶级叙事与民族叙事都是政党政治的产物，都围绕权力、利益和权利展开，因此，阶级和民族从某种意义上都是斗争哲学。“共同体”之所以在现代政治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民族学中被广泛使用，一方面在于该词既是描述性概念又是规范性概念，“‘共同体’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政治指向，其特定内涵是由前面的修饰词赋予的”；另一方面在于“共同体”能够给人带来精神归属和情感寄托、价值标准和行动标准，给人带来希望。同样，共同体的范围可大可小，是伸缩性极强的概念，可成为强化阶级、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理论工具，同样能成为超越阶级和民族，构建更大的共同体的理论工具。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以铲除国家边界内的外部性，进而消灭国家，实现“自由人联合体”这一完全内部性，建立“真正的共同体”为最终价值旨归。
四、结 语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阶级”与“民族”的内涵进行重新界定并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此前相关思想理论的重塑，中国共产党视域中的“阶级”和“民族”是对中国近代社会中原有阶级和民族内涵的重塑，也是对经典作家相关理论的再塑造，是双重塑造的历史过程。在百年奋斗中，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适时调适阶级叙事与民族叙事的关系，以阶级关怀为“道”，以民族叙事为“术”，使二者在实践中不断超越理论上的既定张力，在实践中不断走向融合。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阶级叙事还是民族叙事，工农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主体和依靠力量，两者之间能够实现融合，也是以此为根基，这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的自觉认知。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史，从现代政党政治的视角看，阶级叙事和民族叙事两种动员工具在其演进中密集交织，无论是阶级叙事还是民族叙事都是不断减少外部性、增加内部性的历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是内部性达到了空前程度的重要表征，从阶级叙事转变为民族叙事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提出的叙事基础，阶级叙事与民族叙事在更高水平上实现“适时切换”和“无缝对接”。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成为建立“自由人联合体”这一实现人类完全内部性的进阶之路。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4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