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者认为，鲁迅成就最大的是其晚年杂文（此言确乎暂且不论）。鲁迅之子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先生向毛提出一个假设问题：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对此，毛十分认真地回答说：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罗稷南等先生当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此书出版后，马上引发争议，怀疑毛会说出这样的话。后来黄宗英发表《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的文章，说她和赵丹都参加了那次见面，证明毛确实说过那样的话。毛泽东在延安时，评价鲁迅连用了五个“最”，后来为何这样说呢？此一时，彼一时也。这也说明，无论什么时代，杂文大都不是主流需要的。

庙堂需要颂词，而杂文是匕首投枪，因而难免遇到言说的困境。我是一个杂文编辑，就常常遭遇“好文章只能独享”的尴尬。有人说，“领导的眼睛总是雪亮的”。的确如此，自己常有送上去的文章被领导审了下来。尤其是自己给某文艺社编“中国杂文年选”，每年都要我多编三四十篇，然后让他们领导把关。有时，某篇特喜欢的好文章被审掉，我也会争取一下，说：那都是公开报刊发表过的呀。他们说：一篇一篇的发没问题，合在一起就有问题了。由此，使我想到龚育之说王蒙《不成样子的怀念》一书的出版经过：“王蒙书稿涉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如胡乔木、胡绳等，出版社说要送审。王蒙对责编说：‘书里文章都是发表过的。’责编说：‘也要送审，单独一篇可以，集到一起就不行了。’王蒙有一篇纪念周扬的文章：《悲情的思想者》，责编说这标题要改，‘悲情’很敏感。王蒙问有什么敏感，年轻的责编又说不出所以然。王蒙说，‘悲情’就是悲壮的情怀，这下才把责编说通了。”（向继东：《另一个龚育之》，载2009年第12期《社会科学论坛》）我没有王蒙的地位和口才，当然只能“委屈求全”了。

我曾主张“告别杂文时代”——其实，这个时代到来的前提是：心灵及言说是自由的，是谓“我手写我心”，真正“畅所欲言”。然而经验告诉我，“路漫漫其修远兮”！得感谢《杂文选刊》的主事者们，在这种语境下，居然发起全国数十家有影响的报刊，联动开展此次“杂文大赛”。从本人供职的媒体来稿看，应征者之踊跃，令人感佩。

刘洪波先生曾说：杂文是勇敢者的写作。的确，如张鸣先生的杂文，点击社会万象，犀利如手术刀。尤其是张先生身处高校，耳闻目睹，直陈高校问题。以前发过他的《大学里的马屁风》，这里选了他的《大学里的红黄牌》。中国的大学，是问题成堆的地方。身在体制里，发现的都是真问题。要是没有铁肩担当，顾三虑四，肯定是不敢书以成文的。

徐强是位年轻的老杂文家了。我喜欢他的文字，往往不用编辑，拿来就可发稿。他的《公民与国家》，原标题叫《公民是国家最大的股东》。其立论精准，借用蔡元培的一篇文章，阐明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言简意赅。国家是个“股份公司”，而每个公民就是“股东”。可是作为大多数的公民，“被排除在股东之外，失去了参股的资格，只有权势，才是这个公司的股东”。官人以权力参股，商人以金钱参股，公民的利益如何保障？杂文家能发现问题，但杂文家不能解决问题，就如哥德巴赫发现“猜想”，而他不能求证“猜想”一样，解决问题自然是政治家和社会学家的事。

还要附带说一句，凡发表的作品不一定就是最好的（这是常识了），但一定是上乘的。“全国杂文大赛”消息发出后，军旅杂文家许家祥先生连续发来几篇征文，我本想多编发，但因为大家知道的原因而未能通过。他的《拜错了菩萨怪谁？》点破了一个问题：“位子”不管是谁坐，金菩萨、铜菩萨、泥菩萨、草菩萨……谁坐都一样，关键是“位子”上的东西为什么都有人跪拜？让人思考的空间很大。但实话实说，许先生未能见报的征文更棒，只是由我独享了……

末了，想起鲁迅研究专家朱正先生话：“鲁迅是真学不得的。”好在大家还在学——这就够了。这也是杂文的希望。

(应《杂文选刊》之约而写。 201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