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类杂感式的文字已有好些年头了，但要说有什么“心得”却实在说不出。大概每个人选择什么文体作为自己写作的载体，就像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女人作为老婆一样，都有一些偶然的、不足为外人道的因素。

和大多数农村出身的文学青年一样，我最早接触杂文是从上大学时读鲁迅的作品开始的。这话有自夸的成分，好像我读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就不是从鲁迅开始一样。实际上，我在大学之前除了《西沙儿女》、《第二次握手》等有限的几部“名著”外，就没有读过什么正经的文艺作品。

小时候家里穷，父母认为除了《语文》、 《数学》之外的书都是“闲书”，看了会影响我的前程。当然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现在想起来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上帝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公平的。他在天地之间摆了两种书：一种是有字的；一种是无字的。有字的念得太多，无字的，也就是大自然中真正生生不息的“生命之书”就念得少了。

尤其是看见现在的孩子，书包由“单肩”改为“双肩”，现在是“双肩”也背不动了，干脆拉一个旅行车上学，我的内心除了同情，还有一丝暗暗的庆幸。

看了鲁迅的杂文，那时也学着写了一点。但惭愧得很，除了青春期的矫情，再就剩一腔报国无门的愤懑了。毕业以后，来到古都长安打工，饭碗寄托在一个专教妇女化妆打扮的杂志名下。老板是一个搞过多年情报工作的“老军医”——但好像不是“广州老军医”，给我的任务是专为一些讲人体美的栏目写文章。

我于是就把大学时从鲁老师那里学来的本事痛痛快快地演习了一番。开始还没有什么，但慢慢地，“老军医”的脸就掉得老长了，说，读者就是上帝，上帝再不好，也养育着我们，你怎么能用杂文笔法讽刺上帝呢？其实他说的“讽刺”，不过就是善意地调侃了一下时尚的虚妄而已。

“老军医”看不懂，就认为这是砸他的摊子。既然上帝不喜欢，那就干脆不写了呗；但不写也不行，“老军医”认为这是白拿他的钱。于是就处处给你穿小鞋，小鞋穿不走，最后就唆使另外一个比他更老的“老军医”在会上批斗，揭发我的“罪行”，甚至不惜用当众羞辱的办法来逼你走。最后的结果当然是我卷着铺盖离开了我服务六年的杂志社。

对于这场灾难，朋友们开玩笑说：“都是杂文惹的祸!”有的甚至还不怀好意地说，你应该向鲁老师索赔，鲁老师去世了，还有周海婴嘛！理由是“父债子还”。失业在家，心想这下不用管“上帝”了，自己喜欢就行，于是就在斗室里信马由缰地写起来，甚至把自己的名字也换成了“狄马”。

第一篇是根据旅美作家林达书中提供的材料写成的《坐着的权利》，投给了《随笔》。主编很快就回了信，表示立即排版。发表以后，又被很多报刊转载，甚至发行量很大的《读者》也转载了，就很受鼓舞。从此一发不可收。

这样写了几年，读者渐渐地多了起来。偶尔出去活动，朋友们介绍说，这是“杂文家狄马”。其实我算什么“家”，不过是因为大部分文章发表在专门的杂文杂志上罢了。而我的文章却越写越长，因为准备的材料太多，又不懂取舍，剪裁很难，动不动就几千上万字的篇幅。

一般的杂文刊物就发表不了了，只能投给厚的杂志。比如《书屋》、《随笔》、《社会科学论坛》、《东方》等大型的思想文化类刊物。平常联系的杂文编辑看见了，说，你发表在某某刊物上的长文章，第几章第几节就是最好的杂文，你改写一下，给我寄过来。我于是就改出一点给他们。至于究竟是杂文还是随笔，我实在不知道。

回顾自己多年来走过的路，虽然谈不上一帆风顺，但也不能说多灾多难。写文章的人都这样，不是就你一个人可怜。真正难的是给自己的文章定位。自古有谚：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老婆究竟是自己的好，还是别人的好，男人们没有一个肯说实话。

只有文章，我真的认为不是自己的好。自古以来，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各有各的弄法而已。如果硬要我说自己文章的特色，我认为大致可以归纳出这么几条：

首先，我的文章不关涉时事。这不是我瞧不起时评家，而是我认为时评属于新闻的范畴，杂文属于文学的范畴。而我自己是一个天生缺乏“新闻敏感性”的人，对那些起起落落的艳情、绯闻、凶杀、会议、楼盘、股市实在没有耐心。对于一个闹哄哄的时代来说，尽管每天都发生很多事，但只有极少数是有意义的。

因而，圣经上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不是说日光之下不发生事，也不是不发生新事，而是貌似新的事实际上都是以前的世代里反复出现过的旧事。

也就是说，我并不看每天发生多少事，我只看发生的事有没有意义。事情的数量本身告诉不了我们任何本质的东西。一个蚂蚁搬家和十万个蚂蚁搬家在性质上是没有区别的，正像一颗土豆堆在地窖里和一袋土豆堆在地窖里一样。

简单地说，我只对能给这个时代带来新质的，有原创意义的，富有挑战性的事情感兴趣。一场声势浩大的晚会，喇叭吹上了天，某领导会见了某政要，某政要又抱住了矿难家属的老婆哭泣，这些事情尽管每天都发生，但对我来说就等于不存在。我只对能触动一个时代神经的意见、信息、人物、观念有兴趣。

这些事情尽管很少，但不是没有。一旦捕捉到了，我就会用全部的精力关注、分析，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说到底，我不想和某个人，某件事，某个阶层过不去。我的目标只是推进一种思想，推进的过程中有可能触及某些人的利益，惹得某些人不高兴，但这不是我的错，这是某种逻辑论证的必然结果。我把这类作品叫“社会批评”或“文明批评”。大致类似于鲁老师早期的那些东西。

论证方法上我不大喜欢国内杂文家那种怪怪说话的调子。我以为杂文也要讲逻辑，讲理性，要拿平常心对待自己和周围的生活。不要以为真理在握，大棒抡人，好像天兄下凡的杨秀清。我写文章看重的是逻辑和理性的力量，运用的也主要是分析和推理的方法。

我认为一篇好的杂文不是要解决一个问题，杂文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是要带给读者一个新的看问题的角度，教给他们一种独立分析事物的能力，进而培养一种独立思考的习惯。这比发一通牢骚，说两句风凉话要有效得多。尽管这种“效”可能暂时看不来，但只要把这颗种子种下了，迟早就会生根发芽的。

一句话，杂文不是“砸”文，它不是用来骂人的，也不是替谁出气的，更不是专门和谁过不去的。杂文是教人明白事理的。再说简单点，就是“启蒙”。启自己的蒙，启别人的蒙，启一切被人蒙骗，还以为聪明一世的人。当然首先是启自己的蒙，不然，就成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