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被人称为杂文家，在当今之世，是一个挺不幸的事。只消挂上这样的头衔，除了极少数人外，基本上属于舅舅不疼，姥姥不爱——尤其是领导不喜欢的主儿。今天是不是盛世，言人人殊，但至少在领导眼里，就是盛世。盛世不需要人们冷嘲，也不喜欢热讽。而杂文恰好两样俱全，不招人待见，良有以也。写多了，碰到了哪个，或者哪一类人，恰好人家有比较有权势，因此而倒霉，甚至丢了吃饭家伙，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个世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拍马的，就有揭短的，有歌德的，就挖苦的，有官样文章，就有冷嘲热讽。就像有得意的，就一定有倒霉的一样。我，就是命里注定要倒霉的人中的一个，所以，很得专门发表杂文的刊物的欢喜，这欢喜换不了多少银子，却可以时不时地给这个世界得意人一点小小不愉快。

我跟杂文结缘，始于文革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中学毕业，因文字贾祸，到农场一个连队放猪。没有书看，闷得发疯。幸好连队图书室还有一套鲁迅全集，于是借来翻翻。开始并不喜欢，但由于没书可看，只能看这个，看着看着，就上了瘾。虽说把鲁迅的译作和学术著作也看了，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杂文和小说。

凡是中了鲁迅的“毒”的人，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看不顺眼的事特多。不顺眼，还喜欢说出来，一说，就特刻毒，还净能说到点上，入木不止三分。就这样，在中学时代被整得半死的我，不仅没有接受教训，反而变得更加不像话。好在，那时候的我，还多少记得前边的教训，不大敢乱说乱动。后来上了大学，学的又是农业机械，累得大半死，没有机会舞文弄墨。等到转行教书，又开始着迷学术，所以，一直没有机会施展拳脚。

转折点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几年，大学扩招之后，迅速变坏。做大学教师原本是一个特自由的职业，居然变成了领导的奴才，学术和教学流水线上的农民工。这让我很是不爽，愤愤之余，就开始写点乱七八糟的东西，批这个骂那个。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被众多好事的媒体看中，几乎变成了专门的杂文专栏作家。

其实，虽然看起来我的杂文产量不低，但真正花上这上面的功夫，没有多少。更多的时间，我还是在看书，做学问，有时候也喜欢写一点像是读书笔记似的历史文化随笔。从本质上讲，我更喜欢做一个学者，一个随笔散文作家，而不是一个杂文家。但是，这些年来，好像人们更喜欢看的，是我的杂文。不仅我的博客上，随笔的点击率远不及杂文，卖稿的价格，居然也是杂文卖得更高些。我想，个中原因有两个，一是眼下让人不愉快的事太多，好些有权有势的人，总是喜欢制造事端，不止说雷语，干雷事，而且总祸害人，为这个国家制造不稳定因素。有人干坏事，总得有人批评，否则就太不和谐了。如果你批评得犀利一点，大家随着叫声好，喝个彩，也是自然。二是我们这个世界，说话的自由和机会还是太少，尽管有了网络，理论上人人都可以发表，但敢说的人，还是不够多，能把话说清楚，能把常识说出来的人，也太少。

这样一个平庸的时代，造就了一小撮杂文家。其实，这些人不够显眼，也不够犀利，讨人嫌的程度，也是一般般。我们达不到鲁迅的境界，也没有鲁迅的条件和学养，但是，我们的存在，的确还是给这个乏味的世界添了几分色彩，不客气地说，是栽了一点刺。有了这样一点刺，有些人再干坏事，就多少有点顾忌。现在有了网络，有了微博，如果有些人还是肆无忌惮，这点刺，就可能变成一片的刺，也就是荆棘。在这种情况下，除非你全身盔甲，否则就有麻烦。

杂文是怪胎，本质上，无章可循，无法可依。但门槛不高，只要有这个胆，都可以写。但是若要写的好，百姓乐意看，还是得有点功夫，有点定力，不能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把杂文变成骗稿费的幌子。已经被人视为杂文家，最大的希望就是，这样的家，多点，再多点，以后，杂文选刊不再出我的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