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老走了。

我曾在一篇纪念他的小文里写下这么一段话：“在这个春雨淫淫的夜晚，我的悲悯的心无法平静。我一边读着李老的信札，一边想着李老这一代人的命运——他们早年是坚定地投身于暴力革命的知识分子，经过20世纪下半叶的磨难和洗礼，他们分化了，有的成了僵死的教条派，还事事搬出老一套唬弄人；有的成了修正派，竭尽全力新释圣典，从而证明并非全盘皆错，前途依然光明。而李老呢，以其思想巨人的睿智，清醒地看到了革命的后果，剥去‘皇帝的新衣’，最终选择了自由主义。对李老这一代人来说，走出这一步是何等的不容易，但李老走出来了！”很快，我又犹豫了，因为在网上看到笑蜀兄的文章，说他很佩服李老的勇气——明明知道结果是失败，但依然义无反顾。笑蜀是褒扬李老的。

笑蜀的文章还说，“我越来越相信，自由主义于中华民族的气质并不相合。这样一个生存空间极其拥挤而破碎的民族，这样一个要么治人要么治于人而从不知自治为何物的民族，这样一个要么铁桶般窒息要么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民族，自由主义的那种优雅、闲适，那种阳光、高贵，那种散见于每一根毛发的绅士气度，显得多么的不合时宜。自由主义在中国无从生根发芽，而徒具美学意义罢了。至少，在可以预见的500年内是如此。”老实说，读到这几句，我很悲观，想到了别人经常教导我的“国情论”，由此还想到我们坚决贬斥的“西化”——我们要建设政治文明，但决不照搬西方的那一套，因为西方的经验不适合我们。但我们自己有什么呢，除了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以及与此相应的儒文化，我们没有值得一提的，况且我们选择的马克思主义不也是西方的吗？

笑蜀还说，在中国选择自由主义就是选择绝望，选择失败，选择悲剧。真是“不能走那条路”呵!我非学问中人。我的判断一般是凭直觉和经验，对于学理层次的问题反映迟钝。我心里想，那我们究竟该选择什么呢？

昨天，有作者朋友向我供职的媒体投稿，推介林贤治先生的新著《鲁迅的最后十年》。文章大致浏览了一下，觉得这是一本不可不读的书。晚上我给林贤治兄打去电话，林兄说刚拿到样书，下周一就给我寄。然后我们说到李慎之先生的去世。我问，“你会写一篇文章吗？”林兄说已写了一篇6000多字的文章，并说在写之前又读了李老的全部文章。电话里我们谈李老，足有十多分钟。林兄说李老是个西方思想的宣传家。这点我完全赞同。在“西化”弄得声名狼藉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李老是较早（不说最早吧）提出“全球化”概念的人（并且这一概念已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接纳）。最近一期《南风窗》杂志袁伟时先生文章也说李老是个“具有全球眼光的人”。林兄还说，李老反对新儒家，但是他也没有跳出新儒家的圈子，尤其是不能赞同李老的“告别革命论”,因为革命也是人权呵!林兄的大文我还没有看到，林在电话里对我说，李老的反思，也基本上是体制内的。如果说他走出来了，也仅仅是倒在“门槛”下，是刚跨出门槛的娜拉。

林贤治兄是我一直敬重的非学院派民间思想家，他的话令我深思。放下电话，我一直在想：林兄是否在苛求李老呢？李老这样的人，在中共80多年的历史上，恐怕只有两位，一位是顾准，另一位就是他。他们之所以走出来了，因为他们都经历了磨难。顾准两次被打为右派，直至文革遭遇灭顶之灾，妻离子散。假若顾准一帆风顺，也许他不会“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了。李慎之恐怕也一样，假若他没有当过右派，没有沦入社会底层20年，直至后来被免除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职务，恐怕也没有走得这么远，这么舍得“豁出去”。我们不能太苛求他了。我倒觉得，如果硬要对李老有所“非议”的话，那就是：他明明放弃了年轻时追求的“英特纳雄耐尔”，为何不光明堂皇要求退出有那样一个追求的组织呢？总而言之，李慎之和顾准的“个案”，在中国思想史甚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是不可小视的，肯定会有新的视角。当代人看当代人，遮蔽的东西太多了，况且历史也是需要沉淀的。

2003年5月11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