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燕京大学是一所在中国仅存在33年、消逝了60多年的教会大学。在短短的33年时间里，燕京大学却曾经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1919年，始建于清末的北平汇文大学、通州协和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1920年并入）等教会学校合并，组成一所新的学校，定名燕京大学，执教于南京金陵神学院的美国传教士约翰·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司徒雷登上任后，立即对位于北平东城盔甲厂的学校进行改革，一面到北平四郊踏勘新校址，最终从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购得原前清睿亲王府的勺园作为新校址，之后，他多次赴美国募捐，聘请设计家亨利·墨菲设计图纸，建成以未名湖为中心、中国园林和西方现代设施有机结合的“中国最美丽的校园”。1926年夏，燕大新校舍基本落成，随后正式迁校。应司徒雷登之邀，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欣然题写校名，校匾悬于燕园大门。
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但司徒雷登提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校园内不必传教，而是崇尚自由、独立，学术环境宽松活跃。燕京大学曾经名师云集，许地山、周作人、邓之诚、陈垣、容庚、张星烺、赵紫宸、冰心、冯友兰、萧公权、朱自清、钱玄同、郭绍虞、陆志韦、俞平伯、洪业、顾颉刚、吴文藻、顾随、严景耀、钱穆、雷洁琼、郑振铎、闻一多、陆侃如、齐思和、侯仁之、张东荪、林耀华、郑林庄、陈寅恪、吴宓、洪谦、张芝联等等，这些中国近现代史上声名赫赫的学者、作家，都曾先后在燕大任职授课或兼课，有些还是燕大自己培养的学生出国深造取得博士、硕士学位后又回母校来服务，外籍教师则有戴乐仁、白瑞华、文森德、步济时、夏仁德、聂士芬、谢迪克、埃德加·斯诺、班威廉、高厚德、林迈可、赖普吾等。就连当时的著名学者、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先生，也曾在1925年到燕京大学作过一次英文讲演。1927年，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学界领袖梁启超先生亦受燕京大学社会学会之邀在燕大发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的演讲。
1928年，美国加州大学对亚洲高等院校的学术水平进行调查，燕京大学被列为全亚洲最好的两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并认定燕大的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美国的研究生院攻读学位。也是在这一年，司徒雷登取得美国霍尔基金会的资助，与著名的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后来鼎鼎大名的国际汉学重镇），为中美学术交流选派留学生提供资助与奖学金。这一年发生的这两件事，是燕京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而这距燕京大学成立才仅仅九年。
正当燕京大学进入鼎盛发展时期，却遭遇日本侵华战争，由此而经历了四年的北平沦陷艰难维持和1941年的南迁成都，一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才返迁北平。
1949年，大陆经历政权更迭。1951年2月，新的教育部接管燕京大学并改为公立。1952年大陆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北京大学搬入其校园，一所享誉中外的著名大学就这样从历史中“消亡”了。
虽然存在的时间只有33年，在校学生从未超过1000人，毕业生不足万人，燕京大学却为中国培养了很多杰出人才，这一点到现在还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李慎之先生（原名：李中）早年就是毕业于著名的燕京大学。虽然四年的学业生活是在战乱中度过的，但燕京大学不仅给予李慎之先生高等教育的专业训练，而且确实给了他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李慎之先生对燕京大学怀有深厚的感情。在离开毕业半个多世纪的1998年，李慎之先生曾在致许良英先生的信中说：“我的母校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我以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训。”（见1998年3月4日致许良英先生信）同月11日又致信向许良英先生解释燕大校训的涵义：“‘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是相连贯的。你明白必须有自由才能得真理，但是得了真理不（仅）是要服务于人类，比如科学家宣扬真理，也是一种服务的方式。”这就是一个明证。
（二）
1940夏天，年青的李慎之从逃难中迁到上海的私立无锡中学高中毕业。原本想考内地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因抗战南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而成），可是由于1939年春天染上的肺病渐趋恶化，吐血不止，医生说若不休养，只有六个月可活，李慎之遭此病魔打击，只好放弃去内地求学的愿望，但他并不愿意放弃上大学的打算，后来听说北平的燕京大学环境很好，可以边求学边养病，于是他便投考燕京大学，同时还报考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两所大学都是当时中国著名的教会大学，结果两所学校都考上了。当时因为病情日趋严重，只好申请停学，于1940年9月入住收费比较低廉的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经医治病情逐渐稳定，于年底出院，之后，又继续在家中养病了半年时间。
1941年夏天，李慎之因身体大体恢复健康，就坐船由上海到北平上燕京大学。
在燕大，李慎之读的是经济系，按李慎之先生自己的说法，之所以报考经济系是出于一个大大的误会。“因为从小对历史读得较多。在初二读了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后来改为《大众哲学》），自以为对马克思主义有兴趣；在高中时读了一遍《资治通鉴》，自以为对历史有了兴趣。综合两者，想要研究唯物史观，自恨对经济学毫无所知，所以决心上大学读经济”。（见《李慎之自述》）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李慎之先生也说“当时，我真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学问。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讲经济的，所以，我学经济纯粹是想当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邢小群：《李慎之叙往》）
当时的北平已为日本人占领，位于西郊的燕大因为是美国人办的学校，日军尚不能进入，成为像上海的租界一样的沦陷区中的一方绿洲，广大青年可以在这里免受奴化教育、继续自由求学。这时的燕大共有学生八百多人。8月底，李慎之在这里开始了“大一”新生的学习生活。
也是1941考入燕京大学就读新闻系的张大中曾回忆他作为“大一”新生对北平燕大的美好印象：
“燕京开学的时候，有个迎新周，在迎新周里并不上课。新生由老生领着参观学校里的图书馆、体育馆等各处，去熟悉校园情况，教授家里都是开放的，新生入学后打算听谁的课，这时可以到那位教授家里去看看，教授们也都摆好了糖果招待学生。
作为一个新生，进入燕京大学让我耳目一新：环境优美，男女生都有体育馆，在室内可以打篮球，这在北京其他的学校是没有的。师生的关系也非常融洽。……”（张大中：《燕大思想改造运动中批判陆志韦是粗暴的》）
12月8日，日本突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夏威夷珍珠港，日美正式开战。当天早晨，侵占北平的日军即接管燕京大学，学生被赶出学校，李慎之就这样结束了短短的三个多月的新生生活。
在北平燕大短短的一百天，还是给李慎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段时间熟识的主要是来自南方上海、广东的同学，而没有认识几个北平学生。在五十年后，他“还能不假思索地叫出一连串广东同学的名字来：谭文瑞、何长亨、伍子成、林凤开、黄秀贞……”；他还记得入学后的第一篇作文是用文言文写的，老师黄如文先生曾将这篇作文在国文系老师中传阅；他认识了来自广东的同窗好友陈熙橡，当时在学校里流传着41级的同学中以陈熙橡和李慎之文字见长，“陈熙橡以骨胜，李中以肉胜”的说法，1980年李慎之先生到访美国旧金山时曾找到他叙旧。（李慎之：《忆陈熙橡》）
在当时，同李慎之关系比较好的同学还有王守义，也是和他一样来自上海的学生，江苏泰州人，是一个“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者”，立意要当历史学家的历史系学生，两个人互为发现对方是“接近过马克思主义的人”，因此有了特殊的情谊，彼此秘密地交换看过的书籍，相互交谈一些观点看法，互相引为同志。
（三）
1942年初，李慎之返回上海。当时上海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沦陷区，“在日伪的统治下，上海不仅政治气氛极度恶浊，而且社会秩序极端混乱，特务盗匪横行，风气萎靡淫乱，比早就沦陷的北平还肮脏污秽。”李慎之利用1940年曾考过上海圣约翰大学并注册过这一点，在这所学校借读，准备凑足几个学分，怎奈这所老牌的教会大学这时已经成了“混乱透顶的学店”，学生中有许多是阿飞、流氓，或者奇装异服的少爷、小姐，“教学内容更是拆烂污已极”。当时看不到进步书报，连英文报刊也全部查封，李慎之心情苦闷之极，精神无所寄托，只有埋头读《资治通鉴》等古籍以打发时日。
北平燕大被日本人摧残、解散的消息传到战时首都重庆，燕大校友群情激愤，一致决议燕京大学在后方复校，并推举之前离开北平、辗转来到重庆的原燕大教务长梅贻宝先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之弟）为复校筹备处主任，筹备复校及接待安置从北平到后方的燕大师生。经过一番筹备，成都燕大租用位于成都陕西街的教会学校华美中学和毗连的启华小学作为校舍，推举梅贻宝为代理校长，1942年10月1日，成都燕大正式开学。当时从北平先后到达成都的教职员，总计约30人。消息传至上海，李慎之想尽办法，最后通过堂兄李新华找到一个在西安和上海之间做贩运生意的商人，请他带自己到内地去。10月的一天，从上海出发，经过南京、徐州、毫县，复经界首、洛阳到西安，然后再搭商人的汽车经宝鸡过秦岭、川北而到成都，抵达成都时，已经是1942年12月了。
李慎之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成都，这时的成都燕京大学校舍是租借的，师资薄弱，设备极差，学生由北平来的一百多人，内地招的一百多人组成，总共不到三百人。在成都，虽然政治气压也很低沉，但能看到《新华日报》，李慎之还经常到《新华日报》门市部购买一些共产党的出版物来阅读。1943年开始，李慎之发现学校里有一些文艺性的墙报，有一些微弱的进步活动。慢慢地，他和一些人结成了友谊。不过当时大家对国民党特务的压力感觉很敏锐，彼此提防，彼此警惕，往往从谈文艺开始，慢慢接触到彼此的一些政治观点。李慎之和不少人有了这种言论上的交往，而且他好谈大问题、理论问题，因此较为人所注意。
到了1944年，由于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坏，国民党的统治越来越腐败，人民中间对民主的要求越来越高，加上对周围人的情况越来越了解，李慎之终于由“坐而言”转到“起而行”，和刘克林、崔嵬、龙怀民（吴展）、陈鼎文、胡光晔等人组织了一个进步社团：“文学研究会”，并出版一个墙报，李慎之积极参加其中的活动，并撰写一些带政论性的杂文和文艺论文在上面发表。
随着燕大“文学研究会”的成立，燕大各种各样的文艺团体、墙报团体和基督教“团契”都渐渐活跃起来，进步学生运动渐渐有了一点苗子，一些失去党的联系的党员、一些经受了抗战初期“大时代的洗礼”的进步学生，像王晶垚、王守义等十来个人，成立了一个地下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不过，刚开始李慎之并没有参加，但与其中的一些人建立了一种相互信任的同志关系。一位在成都入学的燕大学生曾回忆：“在这简陋的燕京大学校园里，一进校门，就会看到校园内所有房屋建筑的墙上都贴满了各个社团的墙报、漫画、标语、活动通知等等。有政治的，文学艺术的，也有各种报道、评论。真是琳琅满目，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生气勃勃，仍能使人体验着来自未名湖畔那民主、自由的浓郁氛围。”（佚名网文：《燕京大学：一所被北大遮蔽了光芒的顶尖大学》）
燕大的学生运动兴起之后，进步势力迅速发展，成为成都各大学中虽规模最小、但是团结最紧密、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学校。
1944年7月，成都的一些进步学生以各种学术团体的名义敦请赴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回来的七名参政员向成都大学生发表对国是意见的会（即“国是座谈会”）。会上，民盟主席张澜的发言直呼蒋介石之名，要求他给人民以民主自由，获得听众掌声不断，反观另一个国民党特务头子黄建中的发言，为蒋辩护，引起大家一片嘘声。座谈会反应之强烈，民众爱憎之分明，让李慎之出乎意料之外。会议之后，包括燕大在内的成都各大学的进步活动，更加活跃起来了，学生参与各种活动的积极性大为提高。
九、十月间，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进行改选，进步学生掌握了自治会的全部干事名额，李慎之在改选中当选学生会的秘书，当时选出的主席是卫永清，但是在整整的一年时间里，李慎之一直是学生自治会的总负责人。在这之后，燕大的学生在学生自治会的指挥下全体一致地行动，成为各大学学生队伍中的一支骨干力量。
与此同时，成都各大学类似燕大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那样的团体，统一组成了一个地下的核心组织——民主青年救亡协会（简称“民协”），李慎之也加入了民协。这个组织后来通过参加其中的地下党员和重庆中共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四川省委联系，取得了共产党的领导。
11月11日，成都各大学举行了一次争民主、争人权的示威游行，到国民党四川省政府请愿，参加人数达五千人，支援成都市立中学、要求惩办镇压学生的成都市警察局局长方超和成都市市长余中英，当时燕京大学是唯一由学生自治会通过决议，以全体学生的名义行动的，集合起来的学生有二百人以上，人数最少却是最坚强的一支队伍，排在大队伍的最前面。李慎之在这次游行、请愿中，是燕大的带队人，在由各校带队人组成的十人代表团进入省政府和张群的代表谈判时，又被推举为总代表。这次游行请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张群最终答应学生的全部要求（实际没有全部兑现承诺）而告终，对蒋管区振奋很大。这就是当年著名的成都“市中事件”。
在这之后，成都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民协”的工作十分繁忙，大约每个月都有一次大的行动。如1944年底的反青年军运动、1945年初的慰劳壮丁运动、倒齐鲁大学校长汤吉禾的运动、1945年4月的要求成立联合政府运动、“五四”青年节大会和火炬游行、5月的追悼罗斯福大会（罗系美国总统、盟国领袖）等。其中的要求成立联合政府运动，是直接配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提出的联合政府的口号的，燕大对全文刊登在《新华日报》上的《论联合政府》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讨论，并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召开全体学生大会，通过了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宣言，李慎之执笔起草了这份长达数千言的宣言，在蒋管区，这是对成立联合政府问题表达最明确的一篇宣言，宣言铅印寄发全国，并曾全文刊登在《解放日报》的头版。
自从1944年到1945年中，李慎之由“坐而言”转到“起而行”，投身到学生运动中，“积极性一直是很高的，而且可以说越来越高”。对于李慎之当年的杰出表现，燕大的学弟们在半个多世纪后还记忆犹新，以下是两位燕大学弟的回忆：
“1943年，我进入成都燕大，开始接受革命启蒙，参加民主学生运动。李慎之是对我启蒙的学长之一。他在成都的最后二年，正是学生运动高潮初起的时候，他在同学中表现思想敏捷，应对沉稳，对胜利斗争取到很好的作用。”（于明：《怀念李慎之》）
“1945年春我在成都入学时，他已是四年级的学生，也是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成都学生运动的一个带头人。他中英文俱佳，学识渊博，常常对时局发表一些很好的见解。”（丁磐石：《病中哭慎之》）
1945年6月底7月初，李慎之在燕大经济系毕业。
（四）
多年来从事老燕京人口述史和燕京大学历史研究的学者陈远先生曾经感慨，其接触的老燕京里，在谈到1945-1949年那一段时间，“很多人谈到那几年，从头到尾都是学生运动。个人的痕迹似乎只有在风风火火的学生运动这个时代洪流中才有记忆，其他的，好像不复存在”。这一点在李慎之先生身上的反映也是如此。我们现在在李慎之先生所留下来的文字里，关于成都燕京大学的那三年时间，除了前述的他从事学生运动的资料（主要是1957年成为“右派分子”之后22年间所写的各种检讨、交待），关于他的学业、生活方面，基本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
要想了解李慎之先生在成都燕大期间的学习、生活情况，只能借鉴当时燕大的历史以及同时期在燕大学习的其他人的记述来揣测。
燕大在成都复校时，一切只能因陋就简，就连师资力量也是颇为不足的，当时成都燕大经济系有学生四五十人，全校学生总数不过三百余人，经济系算得上是全校第一大系。但当时经济系只有教师五人：郑林庄教授（系主任）、赵人隽（字守愚）教授、饶毓苏副教授、唐炳亮讲师、熊德元讲师。后来陈志让讲师来经济系任教，专任教师增加到六人，另有两位兼职教师李焯林、鲁光桓。
担任系主任的郑林庄教授是燕大经济系自己培养的本科生，毕业后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获经济学硕士后回国任教；饶毓苏教授（著名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林耀华先生的夫人）早年毕业于燕大经济系，后留学美国麻省史密斯女子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后回国任教。
作为系主任的郑林庄教授治学严谨，讲课条理清晰，深入浅出，既重视教学，亦重视经济学科研工作，且将两者接合起来。1942年入读燕大经济系新生的许玉田曾回忆道：“经济学原理是由郑（林庄）教授主讲，当时所选用的课本是Fairchild所著。郑师讲课条理清晰，逻辑严谨，每堂课听下来，再参照指定阅读参考书，总觉饱有所获。”（许玉田：《追忆吾师郑林庄教授》）
冯健龙， 1941年考入燕京大学，主修西语，副修经济。1944年进入大三，改为主修经济，副修西语，1947年毕业。在他眼中赵人隽教授是这样的：
赵先生，浙江兰溪人，清华高材生，两次保送留美，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42年燕大在成都复校，由梅贻宝校长从西南联大特邀前来任客座教授。
赵先生治学缜密，要求严格。讲统计课时，手执几张卡片，口衔旱烟袋，教案熟记胸中，作统计演算，从一块黑板的一头开始，边写边讲，下课铃响，几块黑板刚好写满，一连串几百个数字和若干算式，加减乘除，开方乘方，结果恰好是一整数，令人叫绝。（冯健龙：《赵人隽教授》）
赵靖是珍珠港事变后第一批逃出沦陷区到达成都的燕大学生之一，先在华西大学借读，参加了燕大复校筹备工作；燕大在蓉复校后，回燕大经济系就读，直到1945年毕业离校。算来与李慎之是同届同班同学。他曾回忆：“由于教师人数较少，有些课程只能到华西大学去选课。例如，经济思想史（必修课）就是在华西大学上的。为上一堂课，往返要走五六里路。当时成都完全没有公共汽车及电车之类的交通工具，全靠步行，赶到课堂，气喘吁吁，要过好一阵子才能平静下来听课。”（赵靖：《成都燕大经济系杂忆》）于此可见当时燕大学子之艰辛。
当时各位老师开设的课程如下：
郑林庄开设：经济学原理、农业经济；
赵人隽开设：货币银行、统计学；
饶毓苏开设：国际贸易与金融、财政学；
唐炳亮开设：运输学、工商管理、市场营销学；
熊德元开设：经济学原理；
陈志让开设：高级经济学、西洋经济思想史、比较经济制度；
李焯林开设：会计学；
鲁光桓开设：西洋经济史。
从以上课程可以看出，虽然条件艰苦、师资不足、教学资源有限，但课程里既有经济学基础课程、经济学说史课程，更有应用经济、专业经济课程，可谓宏观与微观相接合，基础课、辅助课与专修课配合紧密。李慎之先生在成都燕大还是接受到了尽可能好的经济学专业知识和训练。
燕京大学坚持通才培养的教育方式，鼓励学生在完成本系专业课程的前提下，选修其他跨专业的通选类课程，这些通选类课程数目繁多，涉猎广泛，包括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自然科学、法律等。也曾经在燕大经济系就读的倪艮山就曾选修过历史、地理、文学、新闻、心理、哲学、逻辑学、社会学、民法、物理等众多课程。（倪艮山：《燕京大学的悲剧》）
可以想见，李慎之先生在燕大期间也选修了不少跨专业的课程，从先生自述的文字中可以确定的至少有《政治学》、《心理学》、《元白诗》等几门。
在1957年9月10、11日在新华社国际部大会上的发言《李慎之检讨报告》中曾提到：“ 我曾专门读过资本主义的政治学。除了在上课以外，我曾专门读过王世杰的《比较政府》、费巩的《英国宪法》等几部大部头书，我当时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我读这些书的时候，还是津津有味，认为许多政治组织的原则，如制约，如弹性等确实颇有道理。”
在2002年10月30日致许良英的信也说：“我六十年前读政治学的时候，有一个词就常在耳际，即所谓宪政国家，一切都要讲 due process（正当程序，引者注）”。
在《“大民主”和“小民主”》一文中，李慎之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也学过一点心理学，知道人的视听能力是有选择性的，即所谓的selective eyes 或 selective ears 。”
1943年底和1944年9月，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和其弟子吴宓先生先后到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李慎之在《守死善道 强矫哉——读〈吴宓与陈寅恪〉》一文中称：“陈先生和吴先生都是我的老师”，但因当时李慎之已经到了毕业班，一面又“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为学分和课时计，只选了陈寅恪先生一门《元白诗》的课，“事实上陈先生一学期一共只讲了元微之的一首《连昌宫词》，而我则到第二学期就没有能坚持下去了”。（李慎之：《守死善道 强矫哉——读〈吴宓与陈寅恪〉》）
（五）
1957年，李慎之成为“右派”。
徐友渔先生在《简论李慎之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一文中简要概括了李慎之成为“右派”的真正原因：
李慎之原来是现政权的宠儿，是直接为周恩来、毛泽东等最高层领导服务的。“反右”运动前夕，他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之职。苏共20大和波兰、匈牙利事件之后，他主管编辑《参考资料》，供毛泽东“一日三参”，并向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汇报国际情况最新动态，吴列席中央常委会，将消息提供给最高层，也把最高层的动向和想法传达给他。“反右”运动开始时，毛实施“引蛇出洞”的“阳谋”，李慎之向毛提了“我们的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的意见。毛的反应是：“大民主就是要上街，是对敌人的。我们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徐友渔：《简论李慎之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
于是，李慎之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受到四类处理。
下面，我们来看看1957年李慎之先生到底有怎样的“右派”思想和言论：
1956年苏共二十大时斯大林问题的揭露，给了李慎之“极大的打击”，而斯特朗（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长期居留苏联的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在《斯大林时代》一文中引用的阿克顿的警句“权力使人腐化，绝对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使李慎之大感兴趣，“完全醉心于斯特朗的话”，更让他产生了许多想法：“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大的权力，应当怎样防止这种势力的滥用”，“错误总是可能犯的，而错误这样严重、这样长期、而且难于纠正却是更值得深思的问题”，既然原因在于权力的集中，解决问题的答案就“倾向于权力的分散”、“权力的制约”，“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扣得太紧了，包得太多了，应当放松一点，分散一点，要设立许多办法来防止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要设立许多办法来及时发现错误”，“我们的集中是过分了，它可以产生脱离控制的领导”，“而这就是引起个人崇拜的根源”，相较于苏联发生了斯大林这样的错误，“资本主义国家政策的变换、领袖的更迭，倒好像是很巧妙、很容易，而且不引起大震动似的”。
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李慎之首先想到的是“议会”的问题，认为“单一的选举名单将使选民很难选择，没有竞选将使选民很难监督”，“执有实权的人就可以行使操纵，而最后就可能形成脱离控制的会导。这是我认为最可害怕的。”“政治制度应该放在这样的基础上：即使坏人上台，也不至于作坏事。”“要想一切方法保持代表同人民的联系，在这里，我以为竞选就是一种可以采取的方法”，“应当确保代表对各级政府的控制”，“公开辩论又是可以采用的一种方法”。针对有些代表只讲些感激党和感想的话，不一定能处理这个最高权力机构（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引者注）所面临的重大的政治问题，李慎之“考虑过代表常任并且在任期内专职化的问题”，“幻想把我们的代表直接来自民间的优点同资产阶级议员专精政治的‘优点’结合起来，职业政治家和生产者的结合”。
李慎之的“制约”说甚至还认为，“将来到了阶级消灭的社会，一个党办事可能不如两个党能互相补充，互相制约”。
关于专政的问题，李慎之认为“在主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有阴暗面以后，我就比较夸大地去认识这个阴暗面，而对专政的长期性也发生了错误的看法。……我觉得专政应当随着阶级斗争的减弱而减弱。否则就会引起副作用，甚而转化为同人民之间的问题。”
在批判斯大林之后，南尼（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一个党专政，而一个党的专政变成了斯大林一个人的专政呢？这个问题对李慎之产生了极大的刺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个问题打中了我”。他认为，像苏联这样在阶级斗争任务完成了以后（指国内阶级斗争），把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继续保持如此强大，是不合适的，甚至会有反作用，发展出对人民专政的作用来；在阶级斗争结束后，党应当逐步削弱以至于最后与国家一起消亡；“我们的党只要管政治就行了，不要管那么多事”。
除了人民代表与政府之间应有制约关系以外，“党与政府也应当有制约关系”。“党应当在政策上领导，而不直接去布置工作，这样可以通过政府机构来更好的发动非党群众的积极性”。
关于“党政关系”，李慎之“过去（指1957年之前，引者注）一直很重视党政划分方面的手续”，“这次鸣放开始以后，攻所谓党内特权的特别多，许多右派分子都攻击了所谓‘以党代政’的现象，社内（指新华社，引者注）也有许多同志提了这方面的意见，我认为这一类现象是很容易触伤非党员的自尊心，因此我也表示赞成，要求‘党员去除他目前实际上保有的行政上的特权（我指的是，参加会议、阅读文件）’。”
制约思想再发展下去，就是认为在阶级斗争结束以后，对新闻、科学、文化艺术都应当开放。“我一直希望在这方面更自由”。“我以为，这样一种自由的文化思想界对于政权可能是一个极好的补足与制约，它可以帮助发现在政治系统中未发现的问题，揭露其中未发现的错误”。
李慎之虽然也认为“群众路线是一种工作方法，也是一种工作制度”，但又认为“还应该在思想范围内强调专家、科学的这个路线”；“应当强调科学路线、专家路线，来与狭义的群众路线合组成广义的群众路线”；在科学方面独立的研究常“可以得出与群众的直接经验不一样的结论，而它往往可能是正确的”。
李慎之的“第二个修正主义的政治概念就是‘出气洞’的概念”。匈牙利事件时，曾有一位新华社的同事问李慎之事件发生的原因，李慎之虽然也认为是因为匈牙利“专政不强（指没有镇压多少敌人）”，“但是总以为可能还有些别的问题”，“我以资产阶级政治学的概念设想，拉科西领导下的政权可能是太硬，因而就太脆了，因而缺乏足够的应变的‘弹性’，这可能是原因之一”。由此而发展出一套“出气洞”或“安全阀门”的想法来，认为政府应该“少管一些”，政府不应当把一切都包下来，因为这样“就可能使自己成为矛盾的焦点”。
1957年10月28日，李慎之“得到一项特殊的荣幸”，在新华社全社大会上进行自我批判。当时的社领导叮嘱他要通过“现身说法”来“消毒”，“来向群众表明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在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大罪以后是怎样对待党的判决的。” 批判大会上，李慎之作了声泪俱下的长篇自我批判：《向党、向人民请罪》，新华社副社长邓岗作了题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的定性发言，李慎之成了“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经过不断的批判和挖掘“犯错误”的思想基础，李慎之总结了自己犯错误的根源有三：一是浓厚的未经批判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二是浓厚的所谓“知识分子气质”，实际上是隐藏在知识分子外貌下的资产阶级乃至封建阶级的思想感情。三是个人主义。而造成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原因，就是因为“受过一套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实际上就是就读于燕京大学期间所接受的教育和影响。可以说，李慎之1957年受批判的一系列思想实际上形成于接受大学教育期间。因为自从1945年6、7月间从燕京大学毕业之后，到1957年成为“右派”，李慎之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再没有长时间、系统接受思想、理论、知识的机会。
“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在这之后，李慎之先生开始了长达22年的“右派”“改造”生涯，从34岁到56岁，人生的大好年华，就这样被白白浪费了。
（2014年3月9日初稿，4月27日改定）
参考文献：
《李慎之文集》（上、下），李慎之著，张贻女士自印本，2004年4月出版。
《李慎之的检讨书（1957-1990）》，李三达编，香港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2013年4月。
《怀念李慎之》（上、下），李慎之生前友好自愿捐资印制，2003年5月出版。
《怀念李慎之》（续一、续二），2006年1月出版。
《八十三封书信——许良英、李慎之书信集》（增订版），同心同理书屋，2010年12月出版。
《燕京大学：1919-1952》，陈远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
《消逝的燕京》，陈远著，重庆出版社，2011年4月。
《燕大文史资料》（第九辑），冰心、萧乾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
《燕京大学经济系及其人物思想贡献》（论文），张亚光、李雨纱著，《经济科学》2013年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