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季节，五年前，也是这个季节，正值全国“非典”肆虐之时，神州大地一片阒寂之际，惊闻李慎之先生因患肺炎住院。当时我正在外地，一时难于返京。后来又传先生患的乃是一般性肺炎，大家稍稍放心；后来在回京的途上，得知先生最后以肾衰逝世。这几日，沉云低垂，阴霾满天，细雨飘忽，宛如穷秋。由于防疫隔离，同悲者不能一聚，以寄哀思。幸而现代有了互联网，先生的故旧新知、敬重者、崇拜者，纷纷借网络一摅情愫；秋风先生的网站上还专为李慎之先生设置了灵堂，供网友凭吊哀悼，数日间便汇集了一百多篇文字。这些文字的作者如丁东先生所说：“上自望九之年的宿儒，下至二十出头的在校学生，人员来自天南地北、四海五洲，专业遍及文、史、哲、经、政乃至自然科学”各界。这种局面是近几十年来内地所仅见。虽然不能说是“死被哀荣”，但也反映了知识界对于先生近些年来工作和人格的认同、钦佩和爱戴。
先生1923年8月15日生于江苏无锡，成长于战乱之中，少年时便受到共产主义理论影响。194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系，大学期间参与进步的学生运动，并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民主青年协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57年一直在新华社国际部担任领导工作，在多起国际会议中担任周恩来总理的秘书。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1979年初右派问题获改正，恢复党籍，2月随同邓小平访美。后历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副院长。198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1990年被免去人大常委和社科院副院长，赋闲在家，专力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研究，“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呼号”。
什么是中国的现代化？是不是有了船坚炮利、有了声光化电就是现代化了？这些人们不是都很清楚。粉碎“四人帮”后，所制定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方针都局限在物质层面。李先生在《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一文中说：
现在在多数人心目中，现代化只有物质的标准，只是几十年前的乡下人对城里人观念“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延长与放大。殊不知中国人之所以要现代化，根本上是为了要做现代化的人——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人。
要做“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人”，实现民主自由是其必要条件。这是自清末严复以来进步的知识界矻矻以求的；当年中国共产党闹革命、推翻国民党统治也是以建立民主制度、弘扬自由平等为号召的。李先生明确地说“中国要现代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这不但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为此，他大声疾呼，演讲著文，寄希望于改革开放和世界的全球化，并认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走出“一治一乱”的怪圈。他还说要“更推广、更深化，中国的改革，只有融入全球价值才有前途，其核心的价值即是自由，即是人权”。有了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现代人，不愁没有现代国家。正像胡适所说，“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李先生在他的《自述》中说自中学起，他就受康德一句话的影响：“以提高人的地位为平生志愿。”这种想法贯穿了他的一生。
为什么在中国个人没有地位？没有“独立、自由、自尊”？为什么难于造就成现代人？关键有两条，一是长期的专制主义制度的控制，一是长期专制文化的熏染。世界上许多民族、国家都有过专制主义的历史，张光直先生说专制主义是大多数民族都经历过的，但惟有中国的专制主义历史特别长久、扎根特别深厚，弥漫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李慎之先生对中国专制主义特点与支持力量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改革的艰难。因此，我们回顾历史上的弯路，虽然痛心疾首，但想一想我们沉重的历史包袱，稍能释然。他说，“文革”把专制主义、蒙昧主义推到极端，正好成了我们前进的“反面资源”。
李先生总结中国专制主义历史有七个特点，其一，资格老，历史悠久；其二，教政结合式的专制统治，皇帝不仅实行政治统治，还管思想教化，也就是说统治者还承担着老师的职能；其三，“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从而使得专制统治带有几分人情味。皇帝不仅是统治者，还是全国人民的父亲，驯良的老百姓被称为“子民”；其四，“大一统”观念，皇帝把自己视为天下的“共主”，这样很难与其他国家平等相处；其五，建立了完善的专制集权的官僚制度；其六，思想统制和自秦始皇开始就实行的燔百家书“以愚黔首”政策，此后这种统治越来越精致化，儒家也越来越配合。“非圣人之志不敢存，非圣人之言不敢言”，“舆论一律”都是其延伸，到“文革”中的“全面专政”为其顶峰；其七，专制主义的生命力特别顽强。
专制文化的熏染，使人们处在蒙昧状态，个性不成熟，好搞极端，窝里斗，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横逆当前，缩头缩脑，一副顺民模样；危险消失，张牙舞爪，满腔暴民心态。龙应台先生讲到台湾现状时曾说，民主制度建立后，发现民主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因此，李先生特别强调启蒙的必要。他曾讲，如有来生，他愿意做一个公民教员，把法治意识、公民意识普及于世，造就现代化的人。在讲到崛起的中国如何与世界文明相处时，李先生有段话说得特别好：
中国真有一天实现了现代化的愿望，成了世界头等富强的大国，也还是要继承中国古人所艳称的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态度。这种态度确切地说是协和万邦的态度，是今天世界所缺少的，也是中国真正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是未来的多元化而又全球化的世界的胶合剂。是足以改变这个世界自古以来服从的“武器先进者胜”这条规律的置换体。
我想，对于大国国民来说，从容中道也才是大国风范。
慎之先生是个有使命感的人，是个热烈的爱国者。当年参加革命是出于此，晚年高张民主自由旗帜、热情推动改革开放也是如此。为此他选择了牺牲常人所理解的幸福。虽然不必夸张为这是把“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但为了“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李先生的确拒绝了许多为世俗所艳羡的东西，甚至连个人的一些爱好也放弃了。有件小事给我印象很深。2002年，我读了俞平伯先生和叶圣陶先生晚年通信集——《暮年上娱》，很有趣味。有一次在院卫生室遇到李先生，向他推荐此书，说写的很像晚明小品。我知道他本喜欢这类著作的。不料，他很严肃地说“我不感兴趣”。当时觉得很没趣。过后他给我打电话说：“你看我还有时间读这类消闲作品吗？”从语气中我感受到他的紧迫感。在给朋友的信中李先生说，“今年手头还有四五个题目，希望老天爷能让我做完这个工作”；“我还是相信马克思的话，非要大喊大叫不可，我自知已无大喊大叫的能力，一年顶多只能写三四篇文章，顶多三万字而已”；“今后也只能就自己能感到想到的地方尽量多写一点东西，以期有益于中国”。从这些句子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那位风烛残年，独抱孤怀的老人对国家民族的钟情。真是像一位记者哀悼李先生文章题目所写“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杜鹃哀鸣，苌弘化碧也就是李慎之先生给后人留下的具体感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