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之前的1956年，对中国、对社会主义阵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至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之年。这一年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跌宕起伏，发展轨迹之诡异，出乎许多人的预料。
当时国内是“莺歌燕舞”，一片大好形势：让美国这一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国，第一次没能赢得战争胜利的抗美援朝，已经结束；镇压反革命、高饶事件、反胡风集团等运动，也都过去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基本完成。新年伊始，毛主席就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了私营工商业改造完成的喜报。4月份毛主席发表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论十大关系》。5月份，陆定一同志又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发表了在社会主义阵营从来没有提出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进一步使人心情舒畅、思想活跃。9月份中共召开的八大宣布，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了，毛主席也称“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知识分子皆大欢喜，一心想着向科学进军。这是人们心目中越来越宽松的一年，谁也没有料到即将到来的“反右”风暴。
而国际上此时已是彤云密布，浊浪排空。在3月份苏共召开的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斯大林的诸多错误甚至罪行，震惊全世界。10月份，波兰事件与匈牙利事件相继爆发，苏军坦克开上了布达佩斯街头“平息反革命暴乱”。局势一片混乱，苏共和中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产生了分歧。
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共产主义制度，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尖锐的矛盾、爆发如此剧烈的冲突？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还行不行？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何处去？当其时也，世界上各种理论派别、政治力量吵作一团，莫衷一是。据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同志回忆，自从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央书记处（在那年9月结束的八大以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几乎每天都要开会，为我党有史以来所未有。
就在匈牙利局势急转直下、日益恶化，反共舆论甚嚣尘上之时，1956年10月底，为了正确分析国际形势、总结经验教训，毛主席派他的秘书林克同志，到新华社找一些同志交换意见。
当时的新华社国际部，可以说是国内唯一的国际“消息总汇”。除公开发稿外，他们办的《参考资料》一天要出3大本、十几万字，上午版32页，中午版24页，晚上版24页（有时32页），而且一定在早上8点、中午11点、晚上7点送到中南海的办公桌上。林克解放后在新华社国际部历任编辑、参考消息选报组长，1954年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主要帮助毛主席挑选国际资料和学习英文。在毛泽东的指派下，林克到新华社后，找到时任国际部主任的家父王飞、副主任李慎之叔叔，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作为当时新华社国际报道的负责人，作为从莫斯科到华盛顿，从华沙到布达佩斯，从赫鲁晓夫到艾森豪威尔，从哥穆尔卡到陶里亚蒂，铺天盖地外电的“第一读者”，在夜以继日的冲击下，王飞等人也在苦苦地思考、探索：斯大林、苏联、东欧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其经验教训在哪里？中国共产党人该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中国、国际共运乃至世界向何处去？
李慎之后来回忆：那时他们忧心忡忡，工作之余经常一起讨论，甚至到了寝不安眠、食不甘味的程度。他们觉得，看来斯大林不行了，赫鲁晓夫更不行，“希望只能寄托在取得胜利才7年而且领导着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中国共产党身上，寄托在为全世界革命人民众望所归、一贯提倡集体领导与群众路线，而且素有宽容与开明之称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希望由他在中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社会主义国家树立一个成功的范例”。（《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的一段公案》，原载《百年潮》1997年第5期）
完全可以想见，当他们得知毛主席礼贤下士，要倾听他们意见建议时的兴奋心情。不料谏言上达天听后，风云突变，向党中央主席提的建议，很快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纲领”，二人从此运交华盖，命途多舛。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当年向毛主席进了什么言，主席又是如何回应的？
林克当年撰写的《王飞、李慎之同志同我的谈话》，揭开了谜底。“反右”中，林克应要求，向新华社机关党委提供了这次谈话的记录稿，记录稿被新华社机关党委编为“1957年第52期整风资料”，在一定范围内印发，以为批判王飞、李慎之的罪证，遂得以连同他二人在“反右”、在“文革”中写了无数遍的“检查”、“交待”、“请罪”等材料一起保存至今，使我们能够管中窥豹，略见一斑，大体还原历史真相。
限于篇幅，下面对林克的谈话记录稿略作摘录（括号中的文字为林克原注）：
王飞同志首先发言：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若干根本问题极想向中央领导谈谈。
看来国际共产主义理论上完全靠苏联不成，中国党应该自己研究和提出一些国际共产主义的理论问题。
问题的实质：基本的意见是苏维埃社会式的民主不能解决问题。或者说，苏维埃式的民主基本未解决。
在苏维埃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党的专政，由党的专政变成少数人专制而少数人专制变成个人专政。
由中央一直到村干，管得太多太死，不准有活动余地。如此我们党的威信越高，就越危险，有人认为反我就反党，我即代表党。由于有绝对的权力的人们形成了一个阶层，在这个阶层下边也形成了一个阶层，没有思想，没有独立思考，斯大林倒下了，别人就混乱了。
英、法、美政府倒台，就像换件衬衣一样，无论政府换不换，但整个社会是稳定的。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如英明则没有问题，不英明，则解决时即要采取冲突的形式，而且不一定能解决得好。根本的问题即我们（指苏联）采取了集权专制主义。
如何解决：
1.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是民主的实质。我们的报纸上的自由是在小问题上，现在言论不是独立的。领导人物、领导机关的活动、领导机关的决策交给人民评判。这样人民确实有更大的选择能力辨别能力。
如果帝国主义在强大的社会主义存在的情况下，还可以将情况公开，为什么我们的制度不可以？应该可以发表不同政见的批评，但不能发表反社会主义原则的言论。
2. 分权：
分权包括村干问题。党政要分开。削减某些部门的权力、某些组织的权力。不仅分权而且要削权，可以互相制约。
3. 选举：
我们认为中国现在的选举是间接的选举，甚至是中央的圈定。人民代表与其说是选举的，不如说是任命的，我们不应把选举变成虚伪的形式主义，人民不是阿斗。
4. 保密问题：
有些东西要保密；但是保密的东西太多就是说告诉老百姓的东西太少，人民不知道领导人如何活动、如何决策，结果培养愚昧主义，不能增加人民的判断能力。
这并不是说中国已经发生什么问题，从长远来说中国可能发生问题，但目前还没有问题。这是为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可以使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跃进、复兴。
对斯大林的估价与看法：关于斯大林功过三七开的问题。完全同意对斯应作全面历史评价。但斯大林的功过是否值得三七开值得怀疑，如能分时期评价则更好。
个人崇拜问题：各国共产党理论上是相信人民创造历史的，但实际上，共产党对领导人、高级领导的依赖思想过于以往任何朝代，这是非常矛盾的。
中国人民对毛主席的热爱是真诚的，但是一个领袖威信高，可以引起不良的后果。毛主席聚集起来的威信要极其慎重防止被别人篡夺利用。
王飞同志谈完后，接着李慎之同志说：
为什么会发生波匈事件这样大的问题？
根本问题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民主问题，无民主则无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化和民主必须同时解决。
我们完全同意阶级路线，民主只能给予人民而不给反动派。但实际上专政不只专反动派之政，而且专到人民。
我们认为中国应当仁不让解决无产阶级民主的问题。
我们党几年来一部分已成为一种衰朽的现象，国家大事，如果不通过党的系统则意见不能提出来，一切都统起来。系统严密这是我们党的好处，缺点是不容易听到意见（最后这一句话是我的回忆——林克）。
这可以从资产阶级牵制平衡、司法独立中吸取一些东西。现在小民主不少大民主不够。
现在许多事不是由人民判断而是由自己判断，不能锻炼人民的判断力。社会需要足够的弹性，才能应付一切事变。中央限得太死，中央保守，有一定的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现在报纸太少了，过去中小城市都有报纸，一张报纸（不管是否是官方报还是党八股）也可发扬正气。
希望毛主席为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解决一个健康民主的问题。毛主席有极大的威信，这是历史造成，而不是个人崇拜，但不希望他的威信无条件地传给其他人。不希望对其他人感到失望，只要有民主，领导人差一点问题也不大。
我们现在的制度基本上是苏联的制度，缺乏弹性、应变和改革。但是在理论上现在就高瞻远瞩，在高级干部中现在就开始，走在苏联、波兰的前边是必要的。
要确立健康、民主、公正的全民舆论。
今天读来，这些意见依旧旗帜鲜明，切中时弊，掷地有声。然而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王飞、李慎之甚至林克的预料，“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不久之后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在讲话中严肃批评了王、李。这个讲话后来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
事实上，同许多后来发表的毛主席的文章一样，1977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时，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这段讲话，已经与吴冷西、林克当年向王飞他们传达的版本，不大一样了。有这样一个花絮：看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后，王飞明知故问，给时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当年向他们二人传达毛讲话的吴冷西打电话：怎么《毛泽东选集》里说的，与你当年传达的不一样了呢？吴也并不讳言：我们改了！
据王飞当年的检查交待，1956年11月，吴冷西传达了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其中一段批评了他们。主席讲话大意是：新华社有两个干部主张搞大民主，是错误的。大民主是解决敌我矛盾的，人民内部矛盾，只能小民主，小小民主。也许，对付官僚主义者，可搞点大民主。主席还说，他们所提意见的错误一是阶级观点不明确，二是对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这一点不明确。
因为工作忙，与林克谈话那天，王飞谈完后就先告退了，并没有听到李慎之的发言。得知主席批评他们要搞“大民主”，王飞一时摸不到头脑，赶忙去问李慎之。李也大呼冤枉，一再解释：他说的是我们在调资分房等小事上民主多，在国家大政方针等大事上民主少，并未主张什么“小民主不过瘾，要搞大民主”。
林克当时对毛主席的批判也感到突然。在吴冷西传达后的一两天，他又来找王飞说，他听了批评之后很紧张，担心是否是他传错了话。王飞即向他表示：“你不必担心，我相信你的记录是不会错的。”林克问王对主席的批评有何意见？王飞说：“完全同意主席的批评，还要好好消化消化。只是第一、我们并未主张搞大民主；第二、主席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还未完全想通。民主作为上层建筑，可以说是手段，但作为斗争目标，如争取人民民主，似乎也可以说是目的。”对此，林克说，田家英也认为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同你们一样。
过了些时候，林克又来转述了毛主席关于民主是属于政治范畴，是上层，服务于基础等意见，批评了认为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之说。关于李慎之所提他未谈到要搞“大民主”之事，一贯善于替别人归纳总结的毛泽东一言九鼎：你们提的意见，实质上就是要搞大民主。
“竟敢怀疑、反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评”，后来在历次运动中使王飞罪加一等，又多吃了不少苦头。
当年的王飞、李慎之希望毛主席在国际共运中“当仁不让”，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这当然是毛愿意听的；然而他们针对斯大林个人迷信错误开出的“药方”——改革政治体制（当然当时他们并未明确提出这一口号），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则与毛以阶级斗争为纲，培植、发展对他个人崇拜的思路南辕北辙。现在看来，王、李毕竟是一介书生，对毛太过天真了。不过，恐怕当时谁也未能料到，从八届二中全会上批评他俩、声称不能搞“大民主”开始，在与斯大林模式分道扬镳之后，为了“反修防修”，为了清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毛泽东竟走了一条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到“文化大革命”的更加专制、更加暴力的极“左”道路。不学斯大林，改当“马克思加秦始皇”了。
然而，后来觉得“小民主不过瘾，要搞大民主”的，恰恰是毛泽东自己。1966年他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极力推行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主要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当然，这个所谓的“大民主”，与王飞、李慎之提倡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自称“末代清凉山人”的李慎之，1946年11月才从重庆《新华日报》撤退到延安，到了清凉山上的新华社。他没有经过延安整风中的“审干”和“抢救运动”，没有认识到毛主席批评的严重性，口无遮拦，不知厉害，整风开始后又在国际部公开“鸣放”。如此不长记性，当然难逃一劫，李慎之被划成“极右”，开除党籍，发配劳改农场。王飞曾在延安呆了10年，好歹见过一点“世面”：在与林克谈话之前，尽管李慎之不以为然，他还是坚持请示了社长吴冷西，在得到“作为个人意见，可以说嘛”的允许后，才放胆进言；毛泽东批评之后，他不再做浪漫主义的幻想，在鸣放中噤若寒蝉。即便如此，最后他还是因“系统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在反右派中严重右倾，对右派分子李慎之有包庇行为”，受到撤销党内外职务、降职降级的处分，下放农村劳动。不过与李慎之相比，总算网开一面，从轻发落了。
李慎之被划“右派”的过程，说来也是一波三折，颇具戏剧性：当时具体负责“反右”工作的新华社机关党委负责人，曾三次将李慎之的“右派”问题提交社编委会讨论，前两次都没有通过，于是便去请示国家机关党委。国家机关党委不仅立即认定李为右派，还批评了吴冷西的“温情主义”。有了“尚方宝剑”，编委会第三次讨论时，无人发表不同意见了。身为编委的王飞既认为李不应是“右派”，又觉得“参加革命以来，在敌我问题上与党发生不同意见还是第一次”，在违心同意划李为“右派”的编委会上一时百感交集，无以自解，竟哭了一场。
至于王飞不得不领受的“包庇右派分子李慎之”的罪名，就更加荒唐可笑，主要依据就是他在编委会上不同意划李为右派。在上级党委定性之前，新华社多数编委都持反对意见，为何王飞在党组会议上发表意见，就是包庇呢？答曰：其他编委反对，是“温情主义”；你和李慎之是搭档，共同对林克发表了极其错误的意见，你反对就是有意包庇。如此诛心之论，让王飞百口莫辩，最后只能照单全收，否则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不过有一说一，对王飞、李慎之，毛主席在中央全会上可是明确说过不给处分的。后来如此处理，不能由毛主席负责。当时吴冷西传达毛泽东的话说：“这两个人讲话很勇敢，他们是肯想大问题的，意见中也有可取之处。我既然批评了他们，就不要给他们什么处分了。”林克也来传达主席意见，说主席要他来告诉他们，“你们是好人，对批评不要感到紧张”，“不会给予处分”，等等。林克还正式转达主席要与他们一起研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邀请。对此，王飞推辞道：“我们是搞日常时事的，工作忙，水平低，实在不能研讨这些理论问题。”请林克代为恳辞。
当时李慎之作为工作人员，正陪同周总理出访亚欧11国。回来后听说“陪圣上读书”的机会居然被王飞托词婉拒了，很是不舍：“当时还不理解，以为能同毛主席这样的天才理论家一起读书是莫大的荣幸，一定可以得益匪浅，结果未能如愿，颇有惋惜之意。”（《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的一段公案》）1997年看到李叔叔的文章后，我曾问家父王飞，为什么“婉拒”毛的邀请？他引用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中的话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我当时对毛泽东已经失望了。”
毛主席的指示不是“一句顶一万句吗”？怎么不处分王、李的指示就不被执行了呢？
有人用鲁迅先生的名言解释这种现象：“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其实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如果把那几十年中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主要归结为有关责任人的个人品质，未免过于简单化。这里面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根源。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年代，为了“继续革命”，为了革命事业“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就要不断揪出、打倒反革命。当时历次运动中，实行的是5%的“末位淘汰制”，打击别人是保存自己的前提。不打倒别人，自己就有可能被打倒。没有最“左”，只有更“左”。这种比谁更“左”、比谁更疯狂的大赛愈演愈烈，“文革”中被包装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专政”时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历经半年批判、检查之后，1959年初，家父王飞的处分终于尘埃落定。翌年，他被下放到黑龙江宁安县农村“劳动锻炼”。
1961年，王飞结束下放回到新华社。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新华社举办了干部轮训班，传达贯彻会议精神。经过“反右派”、“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王飞的认识更进了一步：“毛主席也是人，人总会犯错误的，不能把毛主席神化。把主席神化，认为不能讲一句错话，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别有用心的。”虽然轮训前曾信誓旦旦地宣称“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但“文革”中王飞却又“新账老账一起算”，被“革命左派”打成“黑帮”、“三反分子”、“漏网右派”，关牛棚、劳改5年多，还一度在“吐故纳新”中被“军管会”开除党籍。林彪事件后，他才得以“解放”。
1956年，王飞刚刚年届不惑，李慎之只有33岁，用今天的标准衡量，还是个年轻人。在之后那段不堪回首的年月里，他们遭受的打击，不过是沧海一粟；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所遭受的损失，才更加令人痛心。
李慎之总觉“永远愧对老友”，“改正”后每年春节都要亲自登门，给王飞拜年，直到因病逝世。王飞暮年双耳失聪，脑力衰退，平日很少与他人交流，包括家人在内。但李慎之一来，两人一会儿促膝谈心，窃窃私语；一会儿高谈阔论，声震屋瓦，患难之交仿佛又回到了风华正茂、指点江山的当年。
1978年平反冤假错案时，李慎之给新华社对外部原副主任、同样被打成“右派”的郑德芳同志（“改正”后任《中国日报》副总编辑）所出的证明中这样写道：
1957年11月10日我写的材料，是在我自己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在压力下写的。但是我当时就不认为郑德芳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因此，凡是按照当时流行的标准可以构成她右派罪行的材料，我都不愿意写。现在事隔多年已全部忘光，当然可惜的是，也就因此失去了一些可以证明她当年真知灼见的历史记录。
我觉得，侥幸保留下来的王飞、李慎之1956年10月与毛主席秘书林克的谈话记录稿，同样也可称得上是“当年真知灼见的历史记录”。
曾有同志后来对王飞说，你的看法一点没错，就是早说了20年。
尽管为那篇讲话吃尽了苦头，王飞却“虽九死而不悔”。1981年，时任《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的他在一份自传中写道：
本人一贯主张独立思考，探索真理，反对盲从，从不轻于苟同。1956年10月，在波匈事件尚未平息之际，毛泽东主席派其秘书来征求我们意见。我就国际共运与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一些问题，系统地讲了一篇意见。毛泽东同志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批评了我们的意见。如果说“创见”，那篇讲话可以算我个人的代表作。惜乎我那篇犯颜直谏的讲话，不但未被接受，“反右”及以后的历次运动中，长期受到批判、斗争，从而决定了我多年来在政治上的坎坷处境。所庆幸的是，1979年，新华社为我平了反，我在20多年前那篇讲话中提出的一些思想，今日已大部成为现实了。
大部成为现实了吗？又是30年过去了，历史仍在曲折中前进。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