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先生永远地走了。没有一句遗言。这是一个令人无法接受却又必须接受的事实。写下这几句文字后，先生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出来,生动如画。网上看了许多名人学者纪念先生的文章，对先生的了解又增加了很多。先生是相信灵魂不死的。他对我讲过，他是广义相对论的信奉者。他相信宇宙是永远进化的过程，而人是宇宙之心，人贵为宇宙之心。人心与天心是相通的。所以，人的进化也应该是无止境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的过程。此为天道，亦为人道。人的生命就是源于宇宙的大生命而为宇宙进化过程中的最高产物。人就不但是宇宙的产物，而且是宇宙进化的推进者，甚至是宇宙意志的执行者了。在他想来，这也是中国文化或中国哲学的最高精神。据此，他对人类的前途是乐观的。他说，我有三点信心：一、我相信，天地生人，或说宇宙用几百亿年的时间进化出人类来，不是为了毁灭他。二、我相信，既然连最低级的细胞都有自组织的能力，人类社会也一定有自组织的能力。孟子说：'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乱'。顾炎武总结了中国历史上风俗由敝坏而转为淳厚的经验，得出结论：'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实际上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这一点了。三、虽然追根究底起来，人类发展出的科学与技术是产生今天的文化危机的重要原因，但是我相信：科学技术还会继续发展，最后能给人以力量来解决它自己造成的问题。"先生认为，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最高问题是天人之际的问题，他说顾准是达到了这种思考境界的。我想他是指顾准有关辩证法等于神学的深刻论断。先生钦佩顾准，其实倒不完全是顾准的勇气，而主要是顾准思想的深度。这可能是他倡导建立一门顾准学的原因。先生本人出身于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庭。毕生的兴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对中国古代的文学和哲学有很深的造诣。但有一次，先生悄悄说，其实我是抬高了中国哲学的。这让我大吃一惊。后来我反复品味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发表的几篇哲学文字，觉得有那么一点意思。

我是在１９９２年的春天，经张显扬先生的介绍，认识李慎之先生的。当时他已被免去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赋闲在家，倒有几分逍遥。他讲他已是体制外人物了。此前我对他知之甚少，我听到一种传闻，当年胡乔木拟改进中央宣传工作，想将中宣部仿前苏联改为对外宣传部和宣传部两个部，他想请李慎之先生出任对外宣传部部长，而先生以为不可，故给乔木一信，流露出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悲观情绪，使乔木以为先生颓废，乔木看信后果然失望，不再提这件事了。连带把这个部也不要了，他以为无人合适。可惜，先生生前，我始终未向先生求证此事之真伪。只好存疑了。以后接触多了，才发现他是一位智慧极深的贤哲之士。他是讲究礼节的，记得他嘲讽过一位鼓吹传统文化的青年学士给他打电话，“有时间找你聊聊”。他说我们小时候都是肃立在父母一边的，连起码礼节都不知道的人谈何传统文化。他说过，李鸿章倘若活过来，恐怕已不认识中国人了。所以，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的关系。遗憾的是，某些研究传统文化的饱学之士常常忘了现代化。他“腆颜自承”关心传统与现代接轨的只有敝人一人。这不是谦词。他极为推崇唐德刚的转型说,海外学术诸公中,他最佩服唐德刚的近现代史论,说有大家风范.从一洲两制到一国两制,从千年不变到十年一变,这就是世界与中国的大势,不可不察,不可小视.

先生听说我是研究党史的，劈头问我一个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如何看？我据实以告，马克思学说的基石是经过改造的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恰恰是非科学的论断。围绕此论，探究良久，他大大赞赏我的看法。后来我发现，他对年青人的一得之见往往赞誉得过分，他说钱钟书有此习惯，如钱对何新的夸奖。我看先生也有此习惯。言归正传，先生仍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在他看来，王若水抓住了马克思人本主义的头，李泽厚抱住了马克思生产力论的脚，他们都是“托古改制”；八十年代搞马克思主义启蒙，于光远贡献最大，那时我是一个好官。但列宁毛泽东是真正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没有教皇，是无所谓教义的。列宁毛泽东就是马克思圣殿里的教皇。先生指着他书架上的几十部马恩全集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镇山之宝”。毛泽东还是“因循马列”，这是毛泽东的国际化。没有这个国际化，毛泽东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呼风唤雨的本领。他说，王元化以为卢梭影响了中国革命，其实不确，影响最大的是斯大林。胡乔木就讲过，毛泽东自认为是中国的斯大林。关于胡乔木，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引起小小非议的钱钟书为胡乔木改诗的回忆文章，在他心目中，胡乔木是高度复杂的人物。先生说过，我的每篇文章都有几根刺，这篇回忆文章也不例外，就是作为共产党意识形态大总管的胡乔木，对毛泽东时有讥刺之论。我私下以为，先生对胡乔木之际遇有几分同情的态度。有一回老同志闲谈，有人讲胡乔木因为韦君宜要出胡适文集而大动肝火，先生纠正说，我了解此事，胡乔木要与韦君宜决斗，因为她要出版《金瓶梅》。这当然是题外话了。先生非常欣赏王若水未完成的毛泽东论著，他说王把毛的权谋术略讲透了。他更为老朋友的去逝而伤悲。他纪念王若水的一段文字，现在也完全适用于他自己：“一代思想大师，文章大家，为什么就这样走了呢？若水，你提出的启蒙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甚至还不能说已经开始。中国实在需要你啊！”

有一次聚会，曾被先生誉为两个勇敢的“小姑娘”之一林春很尖锐地问他，你是否对你曾投身过的革命也后悔？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后悔！他几次讲过，如果允许他重新选择人生，他的最大愿望是当一辈子中学的公民教员。先生１９４５年曾在四川自流井曙光中学任公民课教员，但他当时在课堂上宣讲的是革命。后来他总结中国现代化最大的历史教训是革命压倒民主，革命压倒自由，革命压倒一切！而革命的目标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革命所带来的不是民主,而是专制主义.有人当面询问先生,什么是革命？先生答：革命就是夺权，夺权有夺权的逻辑。先生最后一篇长文《不能忘记的新启蒙》，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先生认为，共产党中真正复杂的人物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他几次说要写一篇全面分析周恩来的文章。他是不赞成海外学者余英时等人贬损周恩来的成见的。他说，应该把周恩来看作毛泽东时代的贤相。周始终是讲道理的。周恩来的存在是对毛泽东胡作非为的一种制约。先生１９５４年曾陪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1955年曾任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秘书，而在先生处境最艰难的1973年，周恩来曾点名要他回北京，“周总理把新华社军代表张纪之找去，说，朱穆之在哪里啊，可以让他出来嘛；李慎之在哪里啊，可以让他工作嘛。”先生对周恩来是有感情的。他写道：“１９８７年我访问日本时，有一次与当时的公明党委员会长竹入义胜谈话，他告诉我他在７０年代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时期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接见。当接见结束，周恩来已送客转身，竹入一行也已经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周恩来突然又折回来，走到竹入跟前说了一句：'竹入君，我们中国是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说罢转身就走。竹入义胜告诉我，他当时分明看到周恩来的眼里噙着眼泪。我也分明看到竹入告诉我这句话的时候眼里闪着泪花。今生今世，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句话。"我认为，先生的这段回忆比所有对周恩来的歌功颂德更能表现周恩来的真实形象。

对邓小平，先生是敬重的。他在１９７９年陪邓小平访美时，曾问邓小平为什么要开放而且主要是向美欧开放，邓小平讲那些跟着美国的国家地区都富强了。作为独具见识的国际问题专家，先生认为中美关系的好坏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命运，他用两个字概括邓小平外交：亲美。他写道："在１９８１年６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政策没有一字批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晚年做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决策。实际上，全党可以没有遗憾地接受毛泽东的遗产，也仅仅是这一点，虽然是极重要的一点。"说到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略,他有批评,却并不全盘否定.他认为,现代化本该草鞋没样,越打越象.重要的是善于学习,历史很难按照几个人事先制定一个明确的方案发展.后进国家的现代化,无非是见人学样而已.还有一次，他谈到邓小平，说在六四问题上我们可以为他一辩，改革改到政治制度，难以为继了。他也受到政治制度的限制，这种制度是难以自我改革的，否则易出乱子。对于此论,朱学勤记述甚详："如果这个体制真是刚性的，那么我们就真该承认邓小平想在我们的前头？邓的六四情结恐怕恰恰在于，他已经认定这一结构是刚性的，一碰就垮，所谓"水库的最后一道堤坝"，众人都还以为冲击的是第一道堤坝，让步余地还很大，他却可能意识到：这是学生腔，所谓第一道堤坝，从内里看，其实就是最后一道堤坝，故而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军队把学生镇压下去！直到今天，无论是镇压者，还是被镇压者，包括那些因执行六四决策而背上民间骂名的人，都没有认真想过邓为何不惜一世英名，动用那样铁血手段？难道他连一点政治上的加减法都不懂？笑话！但是，如果我们真承认这一逻辑，那还谈什么和平改革，渐进演变？那就等着革命动荡，天下大乱好了！"我在先生家里见过朱学勤一面，先生对他寄予厚望，说他是一员大将。沪上传闻"自由派"一说，先生以为夸张。但是，我想先生是希望中国有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由派的。"南王北李"之说，我问过先生的看法，他说：这都是丁东闯的祸。他要我查找一下王元化先生对这个说法的意见。他说他自己绝对保持沉默。但至少有一次我记得先生说这个说法还是有点道理的。我想，他的意思是他与王元化在九十年代的确代表了一种相似的思想倾向。再谈邓小平，他认为，邓小平也象任何人一样不能超出他一生所处的时代所给予他的局限性,后来的人如果不能继承他的思路,突破他的时代局限性,结果只能是不进而退.我谈到慈禧太后也是很有本事的政治家，她执政四十多年，内外交困，所遇挑战比康熙还大，同治中兴，有她的一份功劳。她误在纵容义和团与世界宣战，招来奇耻大辱。清朝实亡于摄政王载沣。先生颇为诧异，说你也有此种看法。我们这一代人的教育都受康梁的影响。王国维赞赏过西后。陈寅恪讲梁任公叙戊戌政变所言不尽实录.

"三个代表"提出后，邓力群、魏巍、郑天翔、马宾等人持有异议。据传他们写了言词尖刻的意见书，引起上面的雷霆震怒，有压迫之举。先生虽然认为"三个代表"是"与时俱进"的产物，但他在答法新社记者问时，仍然主张："我不赞成邓力群等人的意见，但我坚决捍卫邓力群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有先生同道不以为然，说假如邓力群得势了，中国就什么意见都不存在了。对此自由悖论，先生是有困惑的。他在纪念北京大学一百周年的文章中写道："自由主义者不但乐于听取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而且保护反对意见...他只是决不宽容扼杀别人的自由的专制者和独裁者"。先生对政府大举围剿法轮功是有不同意见的。他说："我完全不信法轮功的那一套，但是我坚决反对对法轮功的镇压。"

去年３月８日，我去先生处。他讲了他的最后思考或最后觉悟：中国的前途在于认同全球价值。他所理解的全球价值是人类文明的主流思潮-自由与自由主义。先生在学界最早提出全球化的观点，他以为，全球化实以西方文明为主体。他说，我赞成三个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他认为自由是最高的价值。我问他,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如英美式的自由主义,法德式的自由主义,还有自由社会主义，先生主张哪一种?他说,我主张大全,自由主义大全,各取为中国之所需,而且我主张文章要由中国人针对中国问题来写,但历史证明,千曲百弯,终归英美宪政自由主义之正途.先生还认为："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的第一个教训就是，不但要提倡自由主义，而且要提倡作为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的个人主义。要提倡不但有自尊而且有自律，不但能自强而且能自胜的个人主义，能伸张自己的权利，也能担当自己的责任的个人主义。"他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专家，深知一面思想旗帜的重要性。他说，自由主义就是政治改革的旗帜。中国改革的大关是政治改革而非经济改革，他认为应加速私有化，中等阶层是现代社会的支柱。但政治改革是最难的。他常引用陈寅恪的断语，中国人擅长经商。早在１９９７年，他就呼吁政治改革："在今天全球化的大趋势中，作为世界最大的单一民族的汉族，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势必要引起世界其余部分的恐惧与厌恶。我们只有认真推进政治改革，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博得其他国家的尊敬与爱戴"。他认为政治改革的方向就是切实地平等地保护每一个中国人人权的宪政。而"人权即公民权利"。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赶快采取世界共同的观念。他认为，共产党还不是执政党，而是专政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因此，在中国要实行法治，首先要求共产党由专政党转型为执政党。作为执政党，共产党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行使执政的权力。法律的统治而非党治下的人治，法治而非法制，就是宪政改革的根本宗旨。早在八十年代赵紫阳搞政治改革的时候，先生就秉持这种主张；更早在先生蒙难的1957年，他曾向毛泽东郑重建议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实行宪法统治。先生可谓几十年如一日追求民主宪政。先生几次追问我，你觉得政治改革的条件成熟了吗？他极为关注老朋友李锐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上书。４月初，他讲有张报纸引用他评论李锐上书的话纯属子虚乌有。他认为应把和平改革变为一种矢志不渝的信念。先生写道："不论现实多么令人沮丧，我还是抱着十年前由千家驹老人提出的'和平演变'（或曰和平进化）的愿望。理由十分简单，不是和平演变，那就只有暴力演变或者暴力革命了。我这样的人已经参加过一次革命而且尝过胜利的滋味了。但是五十年的经历使我不得不认同三千年前伯夷、叔齐的话，'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全人类的历史都证明了人类进步大多是在和平的改变中取得的。暴烈的战争或革命很少能带来真正的进步。"先生希望和平民主兴中国。先生的觉悟是彻底的。

先生走后的世界落寞无际。我经常独自问自己一个尼采式的问题，先生为什么如此聪慧？于光远先生倡建聪明学，我看先生就是聪明学最合适的研究对象。我问过李锐先生，他说慎之的外国知识背景和阅历很重要，他外国书读得多，外国地方转得多，而所交游多为世界有识之士，视野与识见自然与众不同。我曾经好奇地流览过先生的书架，那里面摆满了西方各门学科的大经大典，我还借阅过一些。西方学问是一把衡量智慧程度的标尺，自曾国蕃以来，应无疑义。我觉得，先生有一个独立思考的高度紧张的大脑，有一种超群绝俗的个性，尤其是早年教育形成的自由品质，这些因素都是先生晚年大放光辉的原因。我还有一个隐约的发现，先生对于高高在上的独断者有一种发自性情的蔑视与不断挑战的渴望。这可能是他的政治生涯屡受磨难的根源。

先生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他并不喜欢但依然留恋的世界。遗体告别时，我仔细观看了先生的严峻的仪容。他走得并不安详，似有千言万语要说。"死亡对于死者并非不幸，但对于生者才是不幸。"先生是一个有创造力的生者啊！他还有一个五年写作计划，还想写一部自传，甚至还想起草一部中国的人权宣言……这一切都成了历史的遗憾。但我想，他仍有可以欣慰之处，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四年，他毕竟公开地有所顾忌地发表了他的意见。这些意见在海内外都有了广泛的影响。他那篇震砾千古的世纪绝唱--"风雨苍黄五十年"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经典文献。

哲人其萎，天地大悲。先生的智慧是不可替代的,先生的精神是不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