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杂志上看到李慎之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思绪万端，深为痛惜。

多年以来，困居海陬小城的我，交游不广，信息闭塞，孤陋寡闻，甚至不知道"李慎之"为何许人，更不知道他还曾经到过泉州，参加中国文化书院举行的"东亚地区文化与经济互动研讨会"。大约在三、四年前，我在《亚洲周刊》上读到一篇报道，才知道中国有一个李慎之。在这之后，我知道李慎之先生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老党员、老革命，解放后却成为"右派"；知道开放改革后李慎之先生复出，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社科院副院长，曾经是国家领导人的外交顾问；知道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李慎之先生发表了一些引起知识界震撼和共鸣的文稿。

我的一位朋友帮助我从互联网上收集了部分李慎之先生的文章，那一段时间，我最痛快的事就是每天晚上坐在灯下，一边看这些文章，一边啜着啤酒。可惜的是，部分文稿是一些热心读者主动打字上传的，以至于有的篇目出现一些文字错漏。得知李慎之先生和人合著了一本书：《中国的道路》，我数求不得，有一天中午，我的好朋友张明先生刚好在一家书店看到，他立即打电话给我，并取了书店那惟一的一本等到我来购买。

李慎之先生才通古今，学贯中西，对于他的文章我虽努力学之，每篇都反复看过多次，然以我之愚鲁，所得恐怕只有十之一二。现将点滴所得，爰记如次。

"全球化"现在已经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词语了。现在一些学者不论谈论什么问题最后总要和"全球化"搭上关系，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其学力。许多人可能并不知晓，在中国，李慎之先生是最早注意和阐释"全球化"问题的；在越来越繁多的人介入的全球化问题研究中，李慎之先生是做得最好的，特别是当一些人以"亚洲价值观"、"特色论"、"东方主义"等论调对全球化进程进行非议、驳斥之时，李慎之先生的卓识远见更显意义。

1993年美国学者塞缪尔o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1996年底又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国际上尤其是中国学界、舆论界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应，一些中国学者并没能真正弄清楚塞缪尔o亨廷顿的真实意思之所在，便望文生义地对之大加驳斥，1996年11月，李慎之先生著文《数量优势下的恐惧》，对塞缪尔o亨廷顿的观点及其隐含的深意进行了精要的评介，独具慧眼，堪称"知人之作"。

20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在中国复活了，这其中李慎之先生功不可没，他在为《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所作的《序》中言简意赅地写道："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

李慎之先生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是专制主义"的论断，发前人所未发，论述鞭辟入里，让人深思，让人警省。

李慎之先生曾经为顾准、陈寅恪、钱钟书等著名学者写怀念文章，不但思想深邃，且行文畅美，让人百读不厌。

最后一次看到李慎之先生的文章是《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我是在晓风书屋捧着这期杂志站着读完这篇长文的。那是李慎之先生在南京一所大学的讲演稿，文章仍以其特有的行文风格，言简意赅，思想犀利。

今后再不能读到李慎之先生酣畅淋漓、字字玑珠的宏文了，现在惟一可以期盼的是先生的文集能够早日问世。

自古以来，在中国，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向来是生道维艰的。李慎之先生的辞世对他来说或许是幸事，更何况80岁也算是高龄了。

2003年的中国可谓"流年不利"，SARS涉及五分之四的省份，李慎之先生的去世也是中国的一个损失，然多难兴邦，在这刚刚过去的几个月中，人们也多少在困难处境中看到一些值得乐观的因素，这些乐观因素如能良性发展下去，是对逝去的李慎之先生最好的慰藉。

（2003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