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会说，生活中，可能真的会有人七年不洗头，七岁的小孩也有可能会有性欲，我不否认这点。偌大的中国，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都有可能发生。但是，真正优秀的文学，是通过个别写出普遍性来。如果个别只是代表个别，那就不算成功。偶然的事件，极端的举动，匪夷所思的情感，作家不是不可以写，只是，如果一部作品，通篇都充满这种偶然、极端和匪夷所思，就有问题了。好作家，往往不是通过极端来体现作品的力度的，相反，他可能通过一些习焉不察的常识和经验，把力量隐藏在平常的人与事底下。这就好比真正痛苦的人，往往是没有声音的，是在饮泣；那些哭得惊天动地的人，反而有可能是在做戏，是故意哭给人看的。贾平凹的文章里，写过一句感触很深的话，他说，“听灵堂上的哭声就可辨清谁是媳妇谁是女儿”。媳妇的哭声，常常是盖过女儿的，而女儿呢，可能在揪心地痛，但哭不出声来，这样的事情，我们在现实中经常看到。讲到这个哭，《水浒传》第二十五回里说：“原来但凡世上妇人哭，有三样哭：有泪有声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无泪有声谓之号。当下那妇人干号了半夜。”——“干号”闹出来的动静最大，但也最假。

在表达人心这件事情上，平常心有时比极端叙事更为有力。因此，我不赞成一些成名作家，写了几十年小说了，还把自己的小说面貌弄得很乖张、很极端。过度崇尚极端叙事，有时反而是底气不足的表现。小说应该越写越有平常心。这就好比写散文，年少的时候，往往会在散文中加很多装饰，等到老了，人生的阅历和经验丰富了，反而写得朴素而日常了。所谓老僧说家常话，就是这个道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作家，不肯说家常话，不肯尊重常识，他们还是想在极端和新奇上费力气，结果呢，作品出来的效果可能很强烈，但写作最为核心的——真诚，他却丢了，这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写作在许多时候，的确是需要有平常心的。上面说的写作有时要写得像科学一样精密，这种科学，其实就是要尊重生活和经验的常识。今天的作家，宏大的精神思考很多，但基本的常识却很缺乏。什么叫有常识？就是要作家都来做生活的专家。他对生活的表达，不能只看到生活中极端和偶然的部分，他要看到生活中的常识部分——因为只有常识部分的生活是具有普遍性的。这个常识要怎样才能建立起来？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要着手去调查和分析自己所要写的那种生活。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你要想把这个民族的秘史写出来，不对这个民族的文化、风俗和生活进行调查和分析，是不可能的。一旦你对这个民族的了解有了足够多的常识，你的笔下就会自然呈现出这个民族的生活风貌。所以，沈从文说，所谓专家，就是一个有常识的人。一个丝绸专家，任何绸缎一到他的手中，他就要知道是什么质地的，什么年代和什么地方出产的；一个瓷器专家，瓷器一拿到手上，他就要知道这是什么朝代的，它是不是官窑的作品。他有足够多的关于丝绸和瓷器的常识，他才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写作也是如此。你只有对一种生活调查了，研究了，或者说你经历过了，懂得了，有常识了，你才能写出真正的好作品。有一次，我听格非说，当代作家写历史，一般都不敢写器物，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常识，即便写，也写不好。像苏童的《妻妾成群》，可以把那种微妙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得入木三分，但他还是不敢轻易碰那个时代的器物。我记得格非说这个话的时候，还举了《红楼梦》第三回的例子。林黛玉进荣国府，第一次去王夫人的房里见她。小说中写到：

茶未吃了，只见一个穿红绫袄青缎掐牙背心的丫鬟走来笑说道：“太太说，请林姑娘到那边坐罢。”老嬷嬷听了，于是又引黛玉出来，到了东廊三间小正房内。正房炕上横设一张炕桌，桌上磊着书籍茶具，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西边下首，亦是半旧的青缎靠背坐褥。见黛玉来了，便往东让。黛玉心中料定这是贾政之位。因见挨炕一溜三张椅子上，也搭着半旧的弹墨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

初读这段话，并无特别之处。但脂砚斋在评点的时候，就上面的三个“旧”字，大发感叹：

三字有神。此处则一色旧的，可知前正室中亦非家常之用度也。可笑近之小说中，不论何处，则曰商彝周鼎、绣幕珠帘、孔雀屏、芙蓉褥等样字眼。

甲戌本的眉批接着又说：

近闻一俗笑语云：一庄农人进京回家，众人问曰：“你进京去可见些个世面否？”庄人曰：“连皇帝老爷都见了。”众罕然问曰：“皇帝如何景况？”庄人曰：“皇帝左手拿一金元宝，右手拿一银元宝，马上稍着一口袋人参，行动人参不离口。一时要屙屎了，连擦屁股都用的是鹅黄缎子，所以京中掏茅厕的人都富贵无比。”试思凡稗官写富贵字眼者，悉皆庄农进京之一流也。盖此时彼实未身经目睹，所言皆在情理之外焉。

只有像曹雪芹这样的经历过富贵、繁华生活的人，才敢正面写荣国府的器物，甚至把荣国府的引枕、坐褥、椅袱全部写成“半旧”的——那些“未身经目睹”的，一定以为荣国府的引枕、坐褥、椅袱都是绸缎的，簇新的，闪闪发亮的，因为他没有富贵生活的经验和常识，所言必然是“在情理之外”，正如上面说的那个“庄农”，没见过皇帝，只能想像皇帝“左手拿一金元宝，右手拿一银元宝”。没有常识，光凭不着边际的想像，有时是写不出可信的文字来的。因此，小说家，有时也要是一个研究家。福楼拜的小说像机械钟表的仪器一样，严丝合缝，这没有对生活的认真研究，是不可能做到的。这种严丝合缝必然会产生特别的力量，这种力量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恰恰是从一些具体的常识和细节描写中累积起来的。为什么伟大的作家往往都是写自己所熟悉的那个小地方？像鲁迅写绍兴，沈从文写湘西的风情，莫言写他的高密东北乡，福克纳写自己那像邮票一样大小的家乡，贾平凹写商州——每一个伟大的作家，往往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写作根据地，这个根据地是他所熟悉的、所懂得的。这就是写作的常识。你如果去写自己不知道的人和事，你写出来的作品就一定不会说服读者；你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活，没有研究过那种生活，你就写不好那种生活，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没有常识作基础，小说就会缺乏说服力。王安忆在《小说的当下处境》一文里，也专门谈到了说服力的问题，她以小说中的“生计”问题为例，问了作家们一个问题：小说中的人物是靠什么生活的？通俗一点讲，就是小说中的人物日用的钱都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很庸常，却问得尖锐。现在很多的年轻作家，都在写一种都市男女的时尚生活，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出入于高级酒店，住昂贵的房子，开好车，穿名牌衣服，喝洋酒，到国外度假，过着很奢华的生活（因为只有奢华的生活里，才能使时尚的元素都派上用场），可是，作家从来没有对他们的生计和收入作合理的解释，他们何以有这么多的钱来维持这种奢华的生活？作家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王安忆说：“如果你不能把你的生计问题合理地向我解释清楚，你的所有的精神的追求，无论是落后的也好，现代的也好，都不能说服我，我无法相信你告诉我的。”这些现代人，和《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林黛玉是不同的。贾宝玉他们是生活在贵族家庭，正如他对林黛玉所说，随便他们去，总有你我吃的。他们不用解决生计问题，“他们只考虑自己的思想问题，林黛玉就专攻一件事情，如何找到天下的知心，可找到知心的困难是如此之大，不由对人生生出怀疑。”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每个人都能像林黛玉他们那样，只考虑精神问题的，这就要求作家对他们的生计问题有一个合乎情理的交代。

没有哪一个优秀的作家，不注重现实的合理性和细节的说服力的。就拿生计问题来说吧，鲁迅把阿Q每一阶段的生活问题，都交代得很清楚。阿Q是没有家的，他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有时做点短工，赚点小钱，这就决定了阿Q只能过一种穷困潦倒的生活。后来他靠什么维持生计？靠典当。当到最后，“棉被，毡帽，布衫，早已没有了，其次就卖了棉袄；现在有裤子，却万不可脱的；有破夹袄，又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决定卖不出钱。他早想在路上拾得一注钱，但至今还没有见；他想在自己的破屋里忽然寻到一注钱，慌张的四顾，但屋内是空虚而且了然。于是他决计出门求食去了。”结果是去静修庵偷小尼姑的萝卜，偷完萝卜他就进城做小偷去了。一路下来，鲁迅把阿Q的生活来源写得清清楚楚，这就是写作的功力。惟有如此，作家在阿Q身上所塑造的性格和精神，才有可信度。

我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多讲一点。有一次，在电视上看二月河的一个讲座，我发现，他能把历史小说写得比一般人好，是有道理的，听他讲话，就知道他对清史是下了苦功研究的。他在那次讲座上举了一个例子，说到不同朝代的银两的形状、切割、携带、价值，都不一样，有些历史小说，动不动就让主人公带着几千两银子上路，一看就是缺乏常识。因此，银子问题，生计问题，往往能够把作家的专业素质暴露出来。这方面，我很喜欢举金庸小说作为例子。金庸写的本来是武侠小说，可是，在许多时候，他笔下的现实，比很多历史小说还真实。他笔下的人情、人性，是很细微、很动人的。比如《神雕侠侣》里，写到小龙女第一次古墓里出来，去找杨过，她在路上饿了，见到店里有馒头，就拿着吃，吃完就走，店家问她要钱，她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钱，也不懂买卖的道理——金庸这样写的前提是，小龙女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古墓里，她没有接触过社会，所以她不通人情世故，是合理的。类似的事件发生在《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身上，作者就不能这样处理了。黄蓉第一次到临安一带，碰到郭靖前，也饿了，去拿店里的馒头吃，她这是一种离家后的自苦，但你不能把她也写成小龙女那样，吃了馒头就走——黄蓉是懂得这些基本的人情世故的，所以，店家见她没钱，叫她把馒头放下，她就把馒头放下了。同样是吃馒头的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作家也有不同的写法，他依据的正是生活的常识和情理。后来黄蓉和郭靖要分开时，在第七回，金庸这样写到：

郭靖见他衣衫单薄，心下不忍，当下脱下貂裘，披在他身上，说道：“兄弟，你我一见如故，请把这件衣服穿了去。”他身边尚剩下四锭黄金，取出两锭，放在貂裘的袋中。

“四锭黄金”可不是小数目，如果出自普通小儿，就不合情理了，但我们知道，郭靖是成吉思汗的“金刀驸马”，此黄金为成吉思汗所给，就不希奇了。而“取出两锭”，就表示郭靖自己还留下两锭，这符合憨厚的郭靖的处世方式，有福共享，一人一半，假如此时作者让郭靖把四锭黄金全部给了黄蓉，就显得假了，因为郭靖自己还要考虑生计问题。这样的描写，真是细微而精彩。

我们不妨拿这个情节和《红楼梦》第五十一回对比一下。这一回写到，晴雯着了凉，生病了，宝玉不想让她回家养病，就叫人私下请王太医来看病，可私下请人，要给钱啊，其时袭人又回家看母亲去了，宝玉和麝月都不知道银子放在哪里，结果到处找，找到了，却又不知道这银子到底有多重：

麝月便拿了一块银子，提起戥子来问宝玉：“那是一两的星儿？”宝玉笑道：“你问我？有趣，你倒成了才来的了。”麝月也笑了，又要去问人。宝玉道：“拣那大的给他一块就是了。又不作买卖，算这些做什么！”麝月听了，便放下戥子，拣了一块掂了一掂，笑道：“这一块只怕是一两了。宁可多些好，别少了，叫那穷小子笑话，不说咱们不识戥子，倒说咱们有心小器似的。”那婆子站在外头台矶上，笑道：“那是五两的锭子夹了半边，这一块至少还有二两呢！这会子又没夹剪，姑娘收了这块，再拣一块小些的罢。”麝月早掩了柜子出来，笑道：“谁又找去！多了些你拿了去罢。”宝玉道：“你只快叫茗烟再请王大夫去就是了。”婆子接了银子，自去料理。

寥寥几笔，大户人家的公子、大户人家的丫鬟那个气派，一下就写活了。宝玉可以不懂银子，他身边有人懂就行了，他自己不需要懂；麝月也可以不懂秤的“戥子”在哪里，因为她平时不管银子，是袭人管。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作者写袭人或写凤姐不知道一两银子到底多重，不知道秤的“戥子”在哪里，那就不对了。贾宝玉可以不知道，麝月可以不知道，但王熙凤、袭人肯定要知道，因为她们是干这个的。所以，现实的严密性、细节的逻辑性、合理合情的物质结构，这是完成一部作品最重要的血肉基础——它是半点都忽略不得的。有时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细节，但背后却隐藏着一整套生活标准和生活常识。这些，都是要求作家下功夫去钻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