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学的归文学，政治的归政治”是一句奇异的口号。有些作家以此为盾牌，企图抵制政治于书房和电脑之外，捍卫文学的纯洁与神圣。然而，毕生热衷于政治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对此言另有一番诠释。
1973年维也纳演讲，格拉斯对台下的奥地利社会主义党成员说：在你们面前，代表作家发言毫无意义，还不如作为公民发言，“只有当作家把自己看作是公民的时候，公民们才开始把他看作作家”——格拉斯虽不以格言体写作，其文本之中却遍布敏锐、睿智的格言，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
格拉斯的意思十分明确。他参与政治，不是以作家的名义，而以公民的名义，质言之，其政治行动与文学(无论是作品，还是成就)无关。尽管他的小说，从未与政治脱节，作为诗人的他，一度被称为“政治诗人”，然而他还是一再强调，自己作为公民而参与政治。这背后，至少有两重意思，除了打碎政治冷漠，唤醒公民意识，格拉斯还力图说明，文学与政治具有本质差异，倘若混为一谈，不啻是一场灾难。
差异何在?连孩子们都关心这一问题。格拉斯解释道：政治遵循权力法则，文学遵循美学规律;政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想获得自己知道的东西，文学想知道自己还不知道的东西;政治产生于妥协，我们由于妥协而生存，妥协则毁坏文学;政治需要议会的监督，文学首先要对自己负责……“最后，我的孩子们想知道，我当作家已可以挣足够的钱，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关注政治。我的回答带有市民的自私自利：这样我才允许继续写我不得不写的东西。”
由此可见，格拉斯绝非主张文学应当隔绝于政治而生长在密室之中，“文学与政治从来就不是相互排斥的对立体：我写作的国家沉重地承担着政治的后果;我作品的读者，跟我这位作者一样，都带有政治的烙印;寻找脱离政治的田园生活将不会有多大的意义，因为甚至月亮的比喻也已突然变得阴森可怕”。这一点，使他区别于那些漠视、回避、抵制政治的作家。然而他介入政治的方式，却不同于奥威尔、聂鲁达、马尔克斯等同行。他反对以作家的身份参与政治，不仅因为，这样的参与可能会赋予作家以特权，与公民的本位渐行渐远，更是因为，这有可能导致文学与政治的混淆，而陷入先贤所批判的“文学政治”的泥沼：政治死于文学的抒情，文学死于政治的残酷。
就文学与政治、作家与公民的关系而言，格拉斯大抵做到了知行合一。他把小说写作称为“撒谎”，其政治写作的要义，则是真实与真相。晚年写作回忆录《剥洋葱》，他坦言自己在17岁那年参加了纳粹党卫军，虽然不曾作恶，这却是一段幽暗的历史。他已经沉默六十载，本可继续沉默，把记忆带进虚无的坟墓，最终还是选择向世界告白，不惧名誉受损，人格受辱。《法兰克福汇报》说道：“您本来不必写的，没人能强迫您写。”格拉斯答：“我这么做，是我自个儿的强迫。”“我沉默这么多年是写这本书的理由。”诚然，他的坦白与忏悔晚了点，却远胜于缄默。他一生致力于打破禁忌，最终，他向自己负罪的良心和舌头下手。
数十年来，格拉斯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忠实支持者，从政治光谱上讲，他属于左派，却堪称温和。他抨击极端右翼的同时，不忘批评左翼激进分子。他注重妥协，赞同改良，主张“蜗牛般的和平”。作家谈政治，大都不免归于激情、高蹈、理想化，他却断言“我们的主要弊病是理想主义”(1969年8月)。不妨说，他的文学创作有多么魔幻，他的政治言行就有多么理性。
就我所见，作家当中，格拉斯绝对是公民的楷模。也许，他是这世上将作家与公民这两种身份结合最好的一个。
2015年4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