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我假定各位的写作都是严肃的，都是为了探索灵魂、表达人心的（这是文学史最为重视的文学传统，今天依然值得珍视），你该如何完成你的写作和现实签定的这份契约？这里面是有一些技巧要讲究，甚至要严格恪守的。今天有很多人的写作失败了，往往不是因为他没有伟大的写作理想和文学抱负，这些他可能想得很透彻，也对大的精神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可是，在执行自己的写作契约的过程中，他没有很好地遵循写作的规律，没能为自己所要表达的灵魂找到合适、严密的容器——结果，他的很多想法，都被不成熟的写作技艺损毁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如果说文学中的灵魂是水的话，那么，你在作品中所建筑起来的语言世界，就是装水的布袋，这个布袋的针脚设若不够细密、严实，稍微有一些漏洞，水就会流失，直到剩下一个空袋子。

尤其是小说写作，特别需要注意语言针脚的绵密。这个针脚，就密布在小说的细节、人物的性格逻辑、甚至某些词语的使用中。读者对你的小说的信任，正是来源于你在细节和经验中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真实感。一旦你作品中的真实感坚不可摧了，你就能说服你的读者相信你所写的。我不知你们读过王安忆发表在《大家》二〇〇五年第六期上的《小说的当下处境》一文没有，这是一个真正懂小说的作家写的文章，里面有很多属于小说家需要面对的具体问题，你们都应该找来读一读。王安忆在谈到自己的小说趣味时说：

我年轻的时候不太喜欢福楼拜的作品，我觉得福楼拜的东西太物质了，我当然会喜欢屠格涅夫的作品，喜欢《红楼梦》，不食人间烟火，完全务虚。但是现在年长以后，我觉得，福楼拜真像机械钟表的仪器一样，严丝合缝，它的转动那么有效率。有时候小说真的很像钟表，好的境界就像科学，它嵌得那么好，很美观，你一眼看过去，它那么周密，如此平衡，而这种平衡会产生力度，会有效率。

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小说写得像科学一样精密，完全和物质生活世界严丝合缝，甚至可以被真实地还原出来，这就是一个小说家的才能。因此，作家要完成好自己和现实签定的写作契约，首先还不是考虑在作品中表达什么样的精神，而是要先写好一部作品物质层面上的细节。什么是小说的物质问题？就是说，你的小说无论要传达多么伟大的人心与灵魂层面的发现，都必须有一个非常真实的物质外壳来盛装它。灵魂需要有一个容器来使之呈现出来，一个由经验、细节和材料所建构起来的物质外壳，就是这样的容器。很多作家，哪怕是一些大作家，都忽略了这一点。他们想表达一个伟大的主题，可是在作品推进的过程中，逻辑性、可信度、经验的真实性，都受到了读者的质疑，以致小说的精神和它的物质外壳镶嵌时不合身，发生了裂缝，这样的小说，就算不上是好小说。《红楼梦》是写情感和精神的伟大作品，这没错，但《红楼梦》在物质层面、在日常生活层面也有着严密、精细的描写，几乎每一个细节，都禁得起专家的考证。曹雪芹写喝酒就是喝酒，写喝茶就是喝茶，写婚礼，写葬礼，写诗会，写王妃省亲，场合无论大小，都写得专业、细致，完全符合当时的人伦、风俗和礼仪，这是了不得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曹雪芹不仅是小说家，他更是那个时代各种社会生活现象的研究者。这就难怪马克思会说，要了解法国社会，巴尔扎克的小说远比历史学家的著作要丰富、准确得多。

小说是由经验、材料、细节构成的。如果小说的物质外壳，也就是经验、材料、细节的部分失真了、不可信了，那整部小说的真实性也就瓦解了。一个细节的失真，有时会瓦解整部作品的真实性，你相信会有这么严重吗？我给你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看过了张艺谋的电影《十面埋伏》。在这部电影中，张艺谋试图给我们讲一个悲情故事，他为之设置的结局甚至还有点残忍，希望感动观众。但奇怪的是，在电影院里，观众的笑声却一直不断，没有多少人能感受到这个悲情。电影院里的笑，并非张艺谋的幽默带来的，而是因为他讲的故事在逻辑上、真实性上漏洞百出，才引发了那么多的笑声。比如，电影的结尾部分，刘德华、金城武和章子怡三人演的角色，在雪地里打斗了很久，每个人都在地上滚了无数次了，有意思的是，当刘德华演的角色站起来时，他之前插在背上的那把小刀居然还稳稳地插在那里，这把刀无论他怎么在地上滚打，都不会掉下来，也不会深插到肉里去，这能不让人觉得好笑么？还有章子怡演的角色，胸前也有一把刀，可她将它拔出来时，鲜血居然像水柱一样冲破几层衣服喷涌出来，这样的夸张，又怎能让人不笑？一部悲情的电影，因为有太多不符合现实逻辑的细节，它所要表达的悲情就被瓦解了——《十面埋伏》最终成了一部怪诞的喜剧，根本没有达到导演最初的目的。这样的例子，在小说界也有不少。我看过一部小说，说一个人爱远方的另外一个人，他就在树叶上刺上“我爱你”三个字，然后把这片树叶放在河里顺水漂走，若干个月之后，另一个人在遥远的河边看到了这片树叶，她一下就被感动了——这样的感动，你会相信吗？表达爱，可以有多种方式，但用树叶刺字，使之穿越大半个中国之后，漂到对方手中，这样缺乏现实依据的细节，不是对读者智力的嘲弄么？

因此，小说的细节真实是不可藐视的，它是建构小说的物质外壳、完成写作契约的重要基础。那么，如何才能较好地完成作家和现实之间的写作契约呢？我认为，以下几点是不可或缺的。

第一，要有一颗世俗心。

这话是从王安忆那里借来的。她在二〇〇六年第二期的《小说界》上，发表了她在香港讲学时的笔记《导修报告》。她说：“从现实中汲取写作的材料，这抓住了文学，尤其是小说的要领，那就是世俗心。”小说，从本质上说，是世俗的。一个没有世俗心的作家，是不可能写出好小说的。即便像《红楼梦》这样务虚的小说，作者也有一颗坚强的、具体的、无处不在的世俗心，否则，他就写不出那种生机勃勃、栩栩如生的大观园里的日常生活了。即便是作诗这样高雅的场面，作者不也还穿插了贾宝玉和史湘云烤鹿肉吃的生动场景么？这事我记得是在《红楼梦》的第四十九回。这就是世俗心。《金瓶梅》就更是如此，它完全写的是世俗生活。有学者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母亲，这话是对的，在如何表达世俗和市井生活上，《金瓶梅》比《红楼梦》先行一步。为什么要有这么一颗世俗心？因为有了这种世俗心，才有耐心去建构小说的物质外壳——经验、材料、细节的建构是通过世俗心来捕捉、塑造和完成的。如果《红楼梦》只有太虚幻境这种写作意念，而没有具体、细密的青年男女的真实生活作基础，作者所要传达的那种衰败，就难以有真正的说服力。

张爱玲的文学成就，也得益于她那颗世俗心。她自己说，她的文字，“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必也正名乎》），并讲究“分寸”感，反对“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自己的文章》）。在文学普遍社会化（“代群众出冤气”）和个人化（“曲高和寡的苦闷”）的时代里，张爱玲作品中的世俗化和市民味便成了她独有的风格。

其实不单小说家需要有世俗心，诗人同样也要有这种世俗心，他才能把现代生活的本相写出来。毕竟，生活中的大多数人，都还是要考虑世俗问题，还是要在欲望中挣扎的，他们不可能像贾宝玉和林黛玉那样，专心考虑的只是情感和作诗的问题，其他的一切，自有人帮他们操心。他们不是生活在世俗生活中的，他们是在一个清洁、单纯的世界里。可是，还有更多在世俗生活中的人，他们的精神表达，小说和诗歌该如何介入？诗歌以前主要是抒情和感怀的，到二十世纪，也重视经验的表达和叙事的精神了，这个时候，那种有世俗心的诗人，就有可能深入到当代生活中，真正写出及物的、有真实细节的诗歌来。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女诗人尹丽川有一首诗，叫《情人》，不长：

这时候，你过来

摸我、抱我、咬我的乳房

吃我、打我的耳光

都没用了

这时候，我们再怎样

都是在模仿，从前的我们

屋里很热，你都出汗了

我们很用劲儿。比从前更用劲儿。

除了老，谁也不能

把我们分开。这么快

我们就成了这个样子

尹丽川是很有才华的诗人，她的诗歌，也曾被视为“下半身”的代表作，但我认为，她的内心，是有重量的，她不仅仅停留在对欲望和身体的描写上。她的诗往往很短，干净，节制，节奏感强，有着不易觉察的沉思面貌，看似粗鲁，里面其实蕴藏着另一种文雅。这首《情人》，我是在《下半身》的创刊号上看到的，它成功地注释了“下半身”的另一面。尹丽川也写性，写身体，但她保留了分析和思考的偏好；她也使用大胆的细节，但细节作为一种经验，常常能被存在所照亮。这首《情人》，看起来是在写身体的爱，其实，里面蕴藏着难言的悲伤和时间的力量。“你过来/摸我、抱我、咬我的乳房/吃我、打我的耳光”，以及“你都出汗了”，“很用劲儿”，都是身体细节，然而一句“这时候，我们再怎样/都是在模仿，从前的我们”，迅速揭开身体背后的苍白和匮乏，一切来自身体的努力，“都没用了”，因为“这时候”不过是在努力“模仿”“从前”——激情和快乐，爱和欲望，原来都经受不起时间哪怕最为温柔的磨碾。而比时间更为可怕的，是人心的荒凉。“这么快/我们就成了这个样子”，既是时间的杰作，也是人自身的深刻困境的表现——生活成了一种模仿：现在模仿过去，未来呢，必定是在模仿现在，所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尹丽川通过书写“情人”间激情与欲望的衰败，深刻地洞悉了人内心的贫乏，以及人在时间面前的脆弱。她告诉我们，欲望和存在一样，都是一个错误，但它不容修改。爱可以作假，惟独身体不会说谎。如果没有世俗心，诗人怎会去描写这些、思考这些？其实，从俗世中来的，同样可以到灵魂里去。

第二，写人记事要合情合理。

小说是虚构，但虚构不是没有标准和边界的，虚构所遵循的，其实还是现实的法则。即便是《西游记》这样的作品，纯粹出自作者的虚构，但唐僧师徒四人一路上的遭际，多半也是现实的影射；像卡夫卡的《变形记》，整体上虽然是一个寓言，人变成了甲虫，可是，小说中的细节，全部是真实可信的，周边环境的描写，旁人的眼神，无不精细传神。写作最怕的是，整体上写一个很实的东西，一落到具体的细节时，就假了。很多人的写作，和卡夫卡是相反的。卡夫卡是有能力把假的写成真的，可有些人，却把真的都写成假的了。卡夫卡写寓言，可以让人读后觉得真实、恐怖，我们中间的一些作家呢，写的是现实，读起来却令人难以置信。何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家所写的，不合情，也不合理。违背了情理，自然就显得虚假了。

关于这点，我喜欢举《红楼梦》第四十八回的例子。里面，林黛玉和香菱两人，在关于作诗上，有一段很好的对答：

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见香菱笑吟吟的送了书来，又要换杜律。黛玉笑道：“共记得多少首？”香菱笑道：“凡红圈选的我尽读了。”黛玉道：“可领略了些滋味没有？”香菱笑道：“领略了些滋味，不知可是不是，说与你听听。”黛玉笑道：“正要讲究讨论，方能长进．你且说来我听。”香菱笑道：“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笑道：“这话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从何处见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那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再还有‘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这‘白’‘青’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还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余’字和‘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湾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作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谁知我昨日晚上读了这两句，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

正说着，宝玉和探春也来了，也都入坐听他讲诗。宝玉笑道：“既是这样，也不用看诗。会心处不在多，听你说了这两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黛玉笑道：“你说他这‘上孤烟’好，你还不知他这一句还是套了前人的来。我给你这一句瞧瞧，更比这个淡而现成。”说着便把陶渊明的“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翻了出来，递与香菱。香菱瞧了，点头叹赏，笑道：“原来‘上’字是从‘依依’两个字上化出来的。”

这段话很有意思，香菱姑娘谈诗的话，说得也很见水平。尤其是“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这一句，真是妙语。是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烟如何能“直”？这个“直”字，似乎很无理；日头呢，明知是“圆”的，还要用“圆”字来形容，又显得俗了。一个无理，一个太俗，可是你把这两个字合在一处，又觉得好，觉得再难找出另两个字来代替的了。这就是“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有情有理，说的就是合情合理。写作不一定完全遵照现实的逻辑，但情理的逻辑，却是断不可违反的。孙悟空的本事再高，他和唐僧之间的师徒之情必须是合理的；郭靖的武功再强，他和黄蓉之间的爱情也必须是在情理之中的。尽管情和理都有伸缩的空间，但是，再怎么伸缩，也得通过一种内在的逻辑把那些细节和经验聚拢在一起。也就是说，在情理上，你不能写得太离谱，否则，人和现实的联系纽带就会被撕裂。这个纽带一撕裂，违反了情理，留下了逻辑漏洞，真实性就会大打折扣。很多作家的失败，几乎都是栽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作品中，有太多的细节，都是作家坐在书斋里胡思乱想出来的，没有任何的现实根据，这样的写作，不可能感动任何人。

余华的《兄弟》上部刚出来的时候，有许多记者来采访，问我的阅读感受。我没有对余华的写作趣味发表看法。尽管我知道，很多人对余华沉迷于屁股的描写多有微词，但我倒不认为这有何不可。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大众的反叛》一书中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是，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于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我同意这样的看法。在这样一个平庸的时代，许多读者要求平庸的阅读乐趣，似乎无可指责。我所关心的是，余华在情节的推进、语言的运用上，是否遵循了合情合理的原则。由于余华把《兄弟》定位于“正面强攻”当代现实的作品，由此就可认定余华在这部作品中和读者所签定的写作契约是现实的——是现实的，就得接受现实的审核。这不像金庸写的武侠小说，武侠是幻想的，是成人的童话，所以在武功方面的细节描写，不需要用现实的逻辑来检验，比如，《九阴真经》的下半卷，那么一部伟大而复杂的武学秘笈，就刻在陈玄风胸口那块小小的人皮上，你能相信吗？很难相信。但金庸所写的武功，本来就是现实中的人所难以相信的，我们不必去追问他的真实性。但《兄弟》不同。这是一部描述两个时代的现实作品，它所出示的细节，是不能随意编造的。我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对《兄弟》的一些不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后来见到余华，我当面也对他说，你让一个女人七年不洗头，让一个七岁左右的孩子每隔几天就要抱一次电线杆摩擦，并说自己“性欲来了”，让一个老实、腼腆的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中国小镇当着一千多人的面把一个寡妇抱起来并举起来，这些都写得太离奇了，不合情，也不合理。这些细节原本都是可以纠正和避免的。

脱离一个时代语境进行写作，势必会让人觉得缺乏一个合理的物质外壳，立不起来。小说一旦挣脱了情与理，作者写的愤怒，读者不跟着愤怒，作者写的痛苦，读者不跟着痛苦，作者写的快乐，读者无法跟着快乐起来，这就是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