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一个作家所提供的写作理由，会决定他和自己的写作、人生以及现实之间签订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契约。这份写作契约，是作家理解现实、表达现实的重要依据；这份契约，要决定你的写作面貌，也将影响你的写作到底能走多远。你的写作如果是写实的，那就得接受实在世界的检验；你的写作如果是幻想的，那就得接受想象力的考核。写作在精神意义上说是自由的，但在建构经验的宫殿时，却必须服从经验自身的限制，并无多少自由可言。比如你写一个清朝的故事，那么你就只能让你的人物骑马、坐船或者走路，从苏州到北京，你就得让主人公走上将近一个月，甚至更久；又比如你在小说的开头若写了一把枪，那这把枪就得在适当的时候派上用场。也就是说，你写的若是具体的当代现实，那么你所写的，就必须在当代现实中能够被还原，这样的写作，才有可信度和说服力。离开了真实、可信、合情合理这个物质外壳，你的写作就不能称之为现实的写作。但也有另一种情况，比如金庸的小说，他是凭想像写作的，他笔下的武侠世界，是超越现实法则的，可以天马行空，但我们不可忘记，金庸小说中的感情、人际关系，仍旧是符合现实逻辑的——没有这一点，他的小说就不可能获得如此巨大的影响。

这种写作上的限制，我把它称之为写作的契约。作家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其实都与这份契约有关。或者说，任何的写作，都是作家与现实之间这份写作契约的贯彻与执行。

每个人都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写作理由。比如鲁迅，他的写作理由是为了让人认识“无声的中国”，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就是他和现实之间签定的写作契约。由此出发，鲁迅与中国现实、中国人的生活之间的那种关系，一定是批判性的。鲁迅因为要以文艺救国，要批判国民性，所以你在他的笔下，很难找到美好的人性和动人的灵魂，他总是残酷地审视、挖掘着人的灵魂中那些黑暗的部分，使我们进一步认识自己内心的卑污和阴暗。从他早期的作品，到晚年的杂文，无一例外，他都是往批判国民性、揭露人性黑暗的方向走的。但也有另一种作家，比如沈从文，他的写作，就不像鲁迅那么明确和激烈的，他自己说，写作是为了使“读者能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因此，他的笔调是唯美的，温润的。和鲁迅惯于书写人性的黑暗不同的是，沈从文是努力地通过写作来发现人世的美，书写生命的淳朴和庄严，他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这种不同的写作理由，决定鲁迅和沈从文两人，能以不同的眼光来打量世界。鲁迅是尖锐的，甚至是苛刻的，他不是没有悲悯之心，他也有大爱，但他的悲悯和大爱，只能通过一种“强烈憎恶”（沈从文语）、“一个都不宽恕”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方式，当然容易引起误解，所以，关于鲁迅的争论，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没有停止过。鲁迅是用恨的方式来表达爱，用曲笔和迂回的方式来把自己对人类的热情藏在心底，他不是直接说出爱、说出热情的作家。因此，要真正理解鲁迅，何其难也。前几天读钱穆先生的《中国散文》一文，他对鲁迅和周作人都评价很高，但钱穆同时也指出，鲁迅在后期“卷入政治漩涡以后，他的文字更变得尖刻泼辣了。实在已离弃了文学上‘文德敬恕’的美德。”——“文德敬恕”一词，是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说，他认为写文章最重要的态度，是敬畏与宽恕，钱穆特别推崇这点，并以此来评价鲁迅的写作，虽不够全面，但我以为也有一定道理。一个人的写作，如果带着过多的怨恨，就难以走向宽广和博大。

但“文德敬恕”这话，用在沈从文身上就是合适的。沈从文有一颗仁慈、宽厚之心，他是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和人类的。他所书写的湘西土地上那些平凡的人物、平凡的欢乐和悲伤，都焕发着美丽和诗性的光泽。很多人都知道，沈从文笔下的女性都是美的化身，如《三三》里的三三，《长河》里的夭夭，《边城》里的翠翠，还有《菜园》里那个“美丽到任何时见及皆不免出惊”的媳妇，等等。在沈从文的笔下，妓女也是可爱而敬业的，他并不严厉地批评，他坚持以善良的心解读世界。而鲁迅笔下的女性形象就不同了，不是像杨二嫂那样“凸颧骨，薄嘴唇”、“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便是如祥林嫂般“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即使刚开始时“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的子君，到最后，也露出了“凄惨的神色”。这就是鲁迅先生对人世的理解，麻木的，悲凉的，里面藏着大绝望。从本质上说，鲁迅对人性的总体看法是很灰暗的，他笔下的人世，多为沉重、腐朽、不堪的人世。沈从文所看到的世界则是美的，温润的，纯朴的，仁慈的。鲁迅和沈从文两人所写的中国，时间上差不了太远，二者何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写作差异呢？区别就在于，这两个作家与现实签订的写作契约完全不同。从不同的写作理由出发，其写作面貌也必然会是不同的。

我再举张爱玲的例子。张爱玲说，她只关心“阿妈阿婆的事”，所以，她的小说，是日常的，琐碎的，个人的，但她同样写出了深刻的悲欢和绝望。不过，他的悲欢和绝望，都是从个人出发的，并无多少关涉到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命运。即便是战争，断壁残垣，地老天荒，在张爱玲的笔下，也只是为了证明两个人之间爱的可能性。这是张爱玲对世界的理解，也是张爱玲跟现实之间的写作契约。它是我们理解张氏作品不可或缺的精神通孔。

还有金庸，大家都很熟悉了，一些人眼中的通俗小说家，另一些人眼中的文学大师。他的小说可以说是读者最多的，但他对自己的小说，有着清晰的自我定位。尽管今天有很多人想把他推到大师的神坛上，但我跟金庸见面聊过，他自己是把小说定位在娱乐大众的层面上的。事实上，他的小说最初在报纸上连载的时候，也确实为民众提供了无穷的快乐。有一次，我在金庸作品研讨会上，谈到了他的小说的娱乐性，金庸先生马上对我这个观点给予了回应。娱乐性，我想就是金庸的写作理由之一。我一点没有贬低娱乐的意思，我甚至觉得，能使小说达到如此高的娱乐性，本身就是很伟大的事情。不是说，娱乐性里就没有深刻的精神，就没有沉重的价值，恰恰相反，金庸的很多小说都写到了大悲剧、大悲悯。特别是《天龙八部》，里面是有大的悲悯情怀的。令人敬佩的是，金庸即便是在写大悲悯时，也没有忘记他和现实、和读者之间那份娱乐性方面的写作契约，所以，他的悲悯下面，仍然有很多轻松、好笑、欢腾的笔墨，来维持读者对小说的阅读热情。《天龙八部》的结尾是很沉痛的，但整部小说，三个男主人公之一的段誉，还有丁春秋周围的弟子，仍旧写得很有娱乐效果。可以说，金庸的每一部小说，都有这样一种轻松的、幽默的、娱乐的人物和笔墨——《射雕英雄传》里的周伯通，《神雕侠侣》里的少年杨过，《笑傲江湖》里的桃谷六仙，《倚天屠龙记》里的周颠和说不得等人，往往一出场就让人捧腹；《鹿鼎记》里的韦小宝就更不用说了，他简直就是一个混世魔王。在这方面，金庸确实是一个大家，他太知道小说要如何写才能吸引读者了。

由此可见，作家和现实、和读者之间的写作契约，会决定一个作家写出什么类型、何种风格的作品来。这是做不了假的。你如果想当成功的作家，首先就得想清楚，你是要在哪个层面上和读者沟通。你的写作定位必须清晰。如果你的写作是要表达你个人对人类精神的发现、对灵魂世界的探索，那你就很难奢望大众普遍接受你；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那你就得考虑到畅销书的一些基本元素，比如性、政治、暴力、悬疑结构等，你要适当使用这种类型的小说所需要的写作密码。你想清楚了，你就知道该如何写作，该往何处用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