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里小说，写作时间跨度很长。最早一篇《晒月亮》写于1998年。当时无处发表，就发表在了网络文学杂志《橄榄树》上，用的是《19____年的阴谋》的标题。类似经历的还有《暗示》（原名为《去偷，去抢》）、《补肾》（原名为《我的补肾生活》）、《我疼》。感谢网络，让我发表作品，虽然在当时，在网络上发表作品的只是被称作“网络作家”，甚至是“网络写手”，但能让大家看我的作品，已经十分值得庆幸了。至于是不是“作家”，是有作品而“作家”，还是没作品却“作家”，读者自有评说吧。

从那上溯18年，我还连作品都发表不了。那时我17岁，一个大学中文系学生，一次写作课交作业，我交了一篇小说《坟墓》。当时的任课老师孙绍振看了，大为惊异：一个17岁的孩子，怎么竟写出如此黑暗来？当时他并不认识我，我印象深刻的是，某天一个同学来找我，说孙老师让我去找他。当时孙老师已经因《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而声名大振，在我们心目中简直是只能仰视的大人物。我记得我是忐忑不安地走向他所住的校园内一间简易的房间的。我看到了他在我小说后面密密麻麻写上的几乎一张的评语。他拿给我一叠500格的福建作家协会的稿纸，让我把小说抄正，他要拿去推荐发表。那时候他到哪里就力荐我，后来人们回忆说，我的名字当时几乎成了他的“关键词”。他甚至说我“天生就是一个作家”。我顿觉自己的前方打开了一扇通往作家的大门。

但是孙老师的推荐并没有取得成果。我的小说一篇也没有发表出去。其间有些编辑给了修改意见，比如加个“光明的尾巴”，或者索性把事件背景移到海外、“水深火热”的台湾什么的。我一口拒绝了，宁可不发表。甚至还斥责对方。当时所以那么狂，一方面是该死地学了些文学理论知识，一方面也因为，我年轻，更具体地说，我觉得我耗得起，即使耗它十年，我也不到许多大作家第一次发表作品的年龄。在我看来，十年是够奢侈的了。不料一耗却是二十年。

我不知道这二十年里，即使是孙老师，也是否还坚信我会成为作家，我周围的绝大多数人是不信了，在他们眼里，我只是屡试不第的范进，不合时宜的孔乙己。这二十年，多少人都改做别的行当了，我却仍然写着，即使流落到了国外，也还在做着文学梦，最终不顾一切跑回来写作。现在有人说我有恒心，有毅力，其实哪里是？与其说是毅力，不如说是赖皮劲；与其说是恒心，不如说是无奈——我不能再干别的什么。无数次冲锋，溃败，喝点酒，嚎几声，睡一觉，又好了伤疤忘了疼了，再上。循环往复，如此而已。

其实那时不被接受，也属正常。即使是孙老师，也不是完全被接受的，即使认可他的，也觉得他具有危险性，他很快遭到了批判。我这么一个让具有“危险性”、必须被批判的孙老师都惊骇的人，更怎么可能被容纳？这种情况直到跨世纪，才有了改变。这当然有着偶然的因素，但是也应该承认，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中国的生态环境变了。

定下这个标题，是想到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把“诞生”一词放在我个人身上，也许大词小用，但是这与其说是我这单个作家的经历，不如说是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经历，乃至中国文学新时期以来的某方面历程。

两年前，在一次笔会上见到小说家马原，他惊讶说以为我是“七零后”的。我想是从我作品里产生的印象吧。早年读舒婷诗：“要使血不这样奔流，凭二十四岁的骄傲显然不够。”血显然是年轻人的红袖标。但是马原也没有错，这二十多年来，我的风格基本没有改变，现在我这么写，在我17岁时，就已经这么写了。不同的是，社会包容了。当然包容毕竟还是相对的，我的作品在发表出版时，还必须做处理，我的书稿还总是要在多个出版社或书商间辗转，包括这本书，本来是十篇，现在成了九篇，撤下了《遮蔽》（网络上发表时名为《我爱我妈》）。我被承认的，只是某些方面，我这个作家，也只对应于某些作品而言。

这篇后记写还是不写，心中一直彷徨。因为它是记录真相的文字，但如果写的是真，可能又不被采用；而写的是假，又失去了它的意义。今天早上，忽然就写起来了。还是写得遮遮掩掩。写完，打开网络，猛然看到德国汉学家顾彬责难中国文学的报道。他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我愣了半晌：我在不在他所说的“作家”的行列？

在与不在，在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