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历经九届，你是重要的见证人，回想起来是否有一种不容易的感觉？

谢有顺：以文化的名义做事情，大多是不容易的，办文学奖更是如此。所以，环视中国，很多文学奖热闹那么几届之后，都消失了，能坚持到九届的，并不多，能抗拒各种利益的侵蚀，并保持一种价值观之连续性的文学奖，更是不多。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创立，本身就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你想，在商业主义兴盛的南方，一份有使命感的都市报，以艺术性和影响力为旨归，决心建立起一种迄今为止最为透明的评奖文化——这在文学奖创办时的2002年的中国，绝对是一次理想主义式的大胆举动。

记者：当理想遭遇现实，是否也需克服重重障碍？

谢有顺：理想和现实博弈，要想不两败俱伤，就必须找到价值的平衡点。文学固然关乎理想，但一个文学奖要获得生长的土壤，并具有公正而专业的风格，还需要有程序的现实保障，需要找到属于它自己的着力点。它不仅要反抗庸俗的人情和利益，也要反抗阅读的惰性和艺术鉴赏力上的贫穷。假若没有深邃的艺术眼光和对文学创造力的珍视，再公正的程序都可能评出荒唐的结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很好地平衡了这一点，它既制订规则以约束人的私心，又最大限度地激发和信任评委们的艺术良心。

记者：现在这些是否已经成了这个奖值得骄傲的精神资产？

谢有顺：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由我们所创立、坚持的举措，都沉淀了下来，可以视为是这个奖的精神标记。比如评委实名投票制，最早就由我们开始实行，又如，固定评委阵营、聘请国家公证员全程参与评奖、终评讨论现场向记者开放、专业的授奖辞和获奖演说辞等，这种全新的评奖文化，正被其他评奖所广泛地模仿——但据我的观察，迄今还没有哪一个奖能做到像我们这样透明和彻底。

记者：那规则的透明是否能保证结果的公正？

谢有顺：不能，至少还不够，因为文学奖是专业事物，再严密的规则都是机械的，它只有经过艺术良心的润泽之后，才能焕发出光彩；深藏于评委内部的艺术良心，有时是需要激发并呵护的。而在评奖规则和艺术良心的双重制约下，至少能保证评奖不落入庸俗、人情、冒险和偏执之中。在过往的九届评奖中，或许我们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但至少没有出现哪个明显不该获奖的作家获奖了的事实。这其实也是我对文学奖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可以理解应该获奖的作家没有获奖，但绝不能容忍不该获奖的作家获奖了—— 坦率地说，很多评奖在公信力上彻底崩溃，就缘于它连这个最低限度的要求都达不到。

记者：你似乎对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现状也还有一种不满或遗憾？

谢有顺：当然，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并不是完美的，它也面临着挑战，也有一种如何继续走下去的迷茫。

记者：你觉得它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谢有顺：在如何面对、适应已经发生巨变了的文学现实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还显得被动、迟缓。这个奖被人誉为“一出生就风华正茂”，如今，九年过去了，它即便还不至于说老态龙钟，但在风格和趣味上，可能正偏于固执、狭窄、老化。对文学新质的关注不够敏锐，对文学精神的内部裂变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对文学如何和社会重新对接并发挥它固有的影响力，也缺乏深层的思考，所以近几届来，它更多是对已有文学成就的忠实描述，却未能张扬起一种带有前瞻性的文学精神和艺术美学。

记者：你的意思是它正陷入一种惯性运作的危机？

谢有顺：是的，“惯性”，你这个词很准确。惯性就意味着缺少活力，缺少原生的创造力，缺少建立精神风向标的勇气。所以，现在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更像是在回忆，在沉思，在检索旧物，但已少了风华正茂时期那种飞扬、磅礴而又正大的气场。它的气场在萎缩。为什么？因为这些年中国文学发生了巨变，写作群体的分野、写作美学的裂变，使得今日的中国已经不再有一个统一的文坛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坛已经分裂，意识形态的、商业的、艺术的、在野的、小众的、与国际接轨的，任何一个旗号下，都团结了一大批写作者。一种声音、一种价值判断已不足以全面描述当下的文学现状。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是固守自己日益陈旧的价值眼光，还是以宽大的心态，察觉业已形成的变化，在变化中发现新文学，并大胆决断这种新文学的意义？在这点上，我觉得评委们还可以更勇敢、更开放。

记者：你的意思是说，忽视那些新的文学风格和文学作品本身是不公正的？

谢有顺：公正的第一层意思是看见。你的视野必须足够宽阔，你看到的作品要尽可能的多。假若我们拒绝看见一种变化了的文学，拒绝看见那些新作家和新作品，谈何公正？公正的第二层意思是判断准确——这里的准确，不仅是指现在而言的，甚至从未来的角度，也必须是经得起考验的。评委所作出的判断既要切合文学的现实，也要具有前瞻性。能对一种文学的未来提出创见，那才是最大的公正。

记者：意识到这些问题之后，你希望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今后作出哪些变革？

谢有顺：我希望下一届至少有三方面的变革：一，评委阵营要具有更多锐利的眼光和肯定新文学的勇气。一方面，要已有的评委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学感受，扩大自己的阅读视野；另一方面，也要壮大评委阵营，让更多熟悉文学现场和文学进程的专家加入进来。二，奖项的设置需要调整。比如把近年盛行的纪实类的文字统一归到散文这一大类里来评选，显然不合身，它需要有新的奖项类别来概括它。三，提名作品的时间跨度也要作出调整。由于我们的颁奖多在四五月，而颁发的奖项都是去年出版的作品，时间落差太大，缺乏当下性，所以下一届我希望关注到当年度三月份前的作品，因为每年的一月都是新作品密集上市的时间，把颁奖当年度一二月份的作品纳入评审范围，就能提高我们这个奖在第一时间对好作品作出判断的敏锐性和准确性。

记者：所有这些你渴望的变革，目的是什么？

谢有顺：目的是不能忘了这个奖的核心价值观，不能少了理想主义的精神，我们所推崇的文学品格，也不能匍匐在地上，而是要能飞扬起来。我们当年在创立这个奖时所提出的“公正、独立、创造”的六字宗旨，今天还值得再次强调。

记者：以理想主义的精神去做实事，会否显得有点不合时宜？

谢有顺：即便是不合时宜，也仍然不能否认理想之于一切事功的光彩和意义。我们是否想过，何以在今天这个时代，谈论身体、欲望和暴力不再是隐私，谈论理想和灵魂反而成了一种隐私？假若我们失去了精神的主心骨，内心也没有了不可更易、不可摇动的理想和信念，我们又能做成什么事？比较中国已有的众多文学奖，它们之间的差异，你以为真的是奖金之间的差异、级别之间的差异么？不，根本的差异是理想不同、抱负不同。一个文学奖的内核是什么，它所昭示出来的风格也是什么。

记者：你近年很少就文学奖说什么，今天愿意接受采访，是否受到了这种理想精神的感召？

谢有顺：是的，因为我内心的文学理想和文学热情也需要被唤醒。

（2011年5月，采访：南方都市报记者颜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