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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束亲切饱满的秋日之光，楔入我暂居的陋室。我的心在这灼目的亮丽中又一次平复如初了。这里是天津北辰。屋里堆放着室主一些杂物和一块为我拾掇出来的能食宿能写作的咫尺天地。这天地尽管龌龊陌生，但我仍觉熟悉且喜欢的，犹如一位旧友——这大概就是我的宿命，我的前世缘吧。
出书的瘾今年又过了一次。
我的戏剧评论集《等待情结》刚刚出版，装帧蛮入眼的。在北京大学环周知名的“风入松”、“国林风”、“万圣”几家书苑及西单“三昧书屋”等处，还真有人掏钱买，心里蛮得意。剖析自己，我似乎有个“结”。可那是个什么结呢？
2
上月，我在北京西单认识了一位黑龙江作家——庄晓斌。
当时他正跟脸晒得黑黑的妻子在街头叫卖他的狱中之作《赤裸人生》。我在他们身边流连了好一阵儿，心挺酸。当他妻子向路人介绍“这就是囚犯作家”云云时，我差点落下泪来。我十分佩服他和他妻子的勇气。这是一种毫不伪饰的直面人生的勇气。这绝不单单是拿自己的作品向读者向社会换钱的诚笃，而是有如寒素的旗帜，豁展出生命体的威势，或可说是文化生命体的威势。它向世人昭示：真正的灵魂是任何天火都毁灭不了的，能冲绝一切。而我们不幸中有幸的华夏民族，这样的灵魂并不少。
那一天，西单街头的人跟往日一样多。人们漾来荡去，像涡圈在海湾里的一汪不知该涌向何处去的潮水。人们的目光、表情、语言也都似是而非、似有似无的。
庄晓斌先生在“致读者信”中写道：我不是世上最优秀的作家，但我肯定是世上最艰难的作家。我曾经用牙齿当铅笔刀，用手纸当稿纸来写作……
我暗自忖量自己该算是什么样的作家呢？
是的，作家都该给自己画画像、定定位，管谁的名声有多噪、位置有多玄。作家既不能稀里糊涂的创作，也不能稀里糊涂的受苦，更不能稀里糊涂的赚钱。
3
中学时读巴金的《激流》总序，始知人生是痛苦的。
作家似乎更痛苦。因为他们要把痛苦写出来，如曹雪芹。后来，我的感知不大一样了，觉得痛苦不属于作家。作家所有的际遇——有幸的不幸的，都具有可嚼味可把塑的命定的积极意义；作家是一帮奇异的“食毒”动物，能茹纳生活里所有有毒的无毒的东西，更喜欢吞嚥那些能既损害人又滋补人的痛苦——这一灵魂的重要情愫。
——自然，也就有人称痛苦是人生财富。
我这样说作家，并无半点戏弄人生之意。我是说一个作家要想写出真正的哪怕一星半点让读者惬意如躬行亲临的作品，除了悟性便是“体验”。由此说，作家的痛苦还算一种“苦”吗？它已经如粮食变成酒，把这些本属独有的刻骨铭心的痛苦变成了作品，献给读者，交付岁月，使其公有化。于是乎也就商品化价值化了。当这最终成了财富的痛苦一旦被送到商行商贩那里被品头论足吆斤喝两的时候，这苦——还好意思在人前称“苦”吗？有时翻翻这些对于我曾是字字珠玑的书稿，心里真有几分厌倦。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为出书晋京后的一种“不适应反应”。尼采说：人认识自己到什么程度，他认识世界就到什么程度。我想，这世界可不该如我一样的厌倦心绪。
——是的，不该。
我原有一种等待心态——或如我杂文集的名字“等待情结”。这并不是说我有司汤达那样卓异的文化远识。那是一种不可名状的，甚至连自己都感知不确的烦闷无奈的心态；那是一种好似坐井待援的焦渴；那是一种极现实的生命体在干着极不现实的勾当，而外界和自家肚子里又时不时浮泛出一些否定和自责，以戕害自己心灵的——生命矛盾……静心梳理，这烦闷有二：一是对自己的表达水平迟迟跃不上预想预感的高度而无奈——坦率地说，我始终是个眼高手低的笨伯；二是从我记事儿起总能觉知到的那种不顺畅的生命呼吸，越来越觉憋闷难捺了……直到后来，我才确准几个字眼儿。
——文化生态环境。
当然，正是这“烦闷”构建了我生命的进取、灵魂的撞击、思维的拓拔。
诚然，痛苦与烦闷这似乎跟缪斯家族与生俱来的影子和伙伴，绝不会因为某位作家有了什么“进步”而稍减势头，放谁一马的。只要你能算是个真正的作家。
热爱文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用一颗敏感又脆弱的心灵去跟强大的世俗社会碰撞。搞文学是在做什么？是一方面要细细打理自己那静如深潭的情思（丝），努力编织出雨后彩虹样的倾诉；另一方面，又要遨游于众灵魂中间去寻求那些幽微世界里的能延续人类长河的金子般的热情，同时汲取并激扬更可贵的对主流文化的叛逆精神；这状态，是自由、温情、宽容的，但又须执著和桀骜不驯。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说过“文学为不驯服的精神提供营养，文学传播不妥协精神，文学庇护生活中感到缺乏的人、感到不幸的人、感到不完美的人、感到理想无法实现的人”。
作家既要坚守丰腴的自我天地，又须向社会向人生真诚地绽放心灵，遂求永恒。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是因为进化掉了尾巴可以直立行走吗？还是因为他们手中有了一柄自己制造的石斧，还是因为他们心灵情感被赋予了具宗教意味的审美意向？
4
1997年春节，我从鹿城把一部书稿带到北京。
在一家似乎专门接收此类题材的出版社，我遇到一位会让人误以为是萧红女儿、名片上印着“文学硕士”的女编辑。看了书稿梗概后，她说“我没有看到我想要看到的东西”。我问“不知你想要看到什么东西？”——是啊，我实在不知道这位如此主观的硕士生的理念中究竟想看到些什么？以及她根据什么那样去想，那样来看？
——即使她真的就是著名女作家萧红的女儿。
我为自己和这位同时代的文学朋友悲哀。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葛志超先生肯定了我的书稿后，信中写到“几年来，这类选题一砍再砍”。一位女编辑在请示了编辑室主任后，走出来对我说“你怎么偏写这种很容易让美国人西方人钻空子的敏感题材呢？多叫人为难哪”。
我只好笑笑，无言以对。
多数出版社以不编小说谢绝，或以“怕吃不准赔钱”婉拒。留下稿子的有两家但总不回话，又不好催，只好捱日月。另有一位端庄大方又攀了老乡的女编辑跟我反复探讨了能否自费出书，后来又在留稿半年后暗示我可以把稿子推上去。有人警告我说这家出版公司的编辑最黑。我跟妻儿商量后，决定不失时机先“粪”。我特意托人买了一套市面上不多见的《古拉格群岛》又夹进十张百元票送给她。然而出书杳如黄鹤。
一年后，我只好硬着头皮取稿。在一阵半红脸的尴尬后，又过了几天，她打发个男生把钱给我送到楼下，还留下话“这钱我们一般是不退的，她看稿改稿也很辛苦的，你可以到别处打听打听”。我只好低垂着眼睑说“那——就给口口女士留下几百元吧”。
对方忙摆手“算了吧算了吧，听说你在北京待的也挺不容易”。就这样，我怅然离开这座悬着“国”字的文化大楼，沮丧地琢磨自己是从啥时候起变得如此不近人情。
5
黑格尔的“存在即合理”不知哲学界又有何新解。对于我——一个只能用中国人的思维来逻辑周边现象的人，它确实是一则颇具社会学认识论的常理。可不是嘛。三坟五典不足取；洋礼洋教除了马列主义可为中用，其余的皆有民族隔阂；前有古人太远，后有来者嫌迟；时下被沸扬着的堂皇宏论纷纭信条，又让人半信半疑；该怎么办？
领导们不也是摸着石头才敢过河嘛。
由此，二渠道也好，书商书贩也罢，你若冠以“文化经纪人”“新文化人”也可——他们的雨后春笋之势蔚为大观之态，就不能简慢的以非法非理论之。事实提醒我们，这些人以及他们的社会行为，对文化市场的繁荣、对以往单一色文化意识的冲击、对未来的多元性文化生态环境的建构、对出版业这一本该独立的文化体的崛起及其品格的培养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尽管有时难免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前文化部长王蒙先生说过一句话：大家都唱卡拉OK，总比大家都唱语录歌强。此话令人长思深省。
去年，我对文化市场作了些访察，写了篇题为“新文化人在改革开放中崛起”的报告文学。一位不修边幅一脑门子固执气的韩副主编不客气地对我说“你写的不就是个体书商书贩子呗。早有文件，他们到处骗钱”。我心说，那韩大人您又算什么呢？您对中华文化事业的贡献就肯定比我用几万字叙述剖析的这个“书商”多吗？您的那些以政治和服从为准线所做的文化工作真就比以钱为准线的“书贩子”做的事，更光明正确吗？我们建国后，文化界的那些痛彻千古的悲剧，就没有你老兄和你的同类们的“笔墨功劳”吗？您想过吗？您的这种官商坐商的架子是靠什么支撑着的？您这大言不惭的口气在过后的偶然反思中，就不觉得自己在人格结构上、心理健全上、思维通脱的幅度上，缺少点什么吗？不觉得泄露出自己“皮袍子下的‘小’来”吗？
这让我想起阮籍《大人先生传》中那些自以为循规蹈矩的真君子——“汝独不见夫虱之处於褌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褌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它们在裤裆里爬来爬去、动辄咬人一口。是的，一条多年不拆洗的裤裆里，这类虱子能少吗？我迅速地走出韩副主编那间采光不足的60年代修建的低矮憋闷的办公室办公楼，走出东四十条那京味儿十足的窄巷子。
6
那么，我们过分热情投入的小说到底是什么呢？
小说是人生一些支离破碎的秘史；是社会某一似是而非的角落；小说是作者神驰梦游的空间；小说是作者在人生路上莫名其妙的叹息与呼喊；
当然，小说也是小说家们咂摸文字语言并因之出名和赚钱的资本；小说之于读者基本是一种满足好奇的娱乐；是一日劳乏后的松弛与消遣；是腻于庶务者精神游弋的桃花源；是中老年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是情人们没话找话的无聊话；
小说虽能时有对位的泄导人情针砭时弊，却无几许补益时政之功；
小说对于文学青年大有几分庄重；有诱惑其误入“歧”途的价值；小说对于社会管理者是想啃却肯定啃不出多少肉、有时令其发恨的骨头；小说对于人类来说是一面面大大小小有趣的哈哈镜；小说原本是多元体的文化生态中一位貌似正经又很滑稽的大肚子、会说故事的老顽童；少数好的小说，在人类史的长河里是沉留下来的珍珠，能让某一段飘逝了的岁月的人物、景物、事件在文字的光影中成为后世的“海市蜃楼”，且面目鲜活，尽管其间有不少刻意的美化与歪曲，对后人均有索讨价值；小说较之其他文学品类更多得宜于现实生活的滋养，生命力强大的“灵魂”行为与状态，使无言的哲学意向滑过种种羁绊飘向了自由的海洋；真正的小说大都是“教主”们的隐敌，能泽惠于后世却会枯槁于当年；在“文以载道”形而上的文化意义上和由此引发的文艺社会功能上，小说曾被文人自己和统治者善意或恶意地错误地夸大了，其实小说不过是形而下的“俗文化”，对于人类不过是一阵微风一片阳光，可这微风这阳光之于人，绝不是无为的，有时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小说能在人心中悄然播下些种子，至于这种子何时成苗育果、果实浆质如何，就难以确准了，但大番说来都能融入人体、遂成血肉……就这一点说，小说又是形而上的，因为小说是人类的“自我意识”惟一的最后的一片存留地。小说应该是一位与上帝同在的“母亲”，她以无比宽阔的胸怀，容纳着大地上生出和死去的“人”——容纳着他们的灵魂，并精心抚慰着……是的，只要有人类，小说就不该也不能消亡。
于是，茫茫人海之中你偶然一瞥会发现那女孩儿像林黛玉，那壮汉像李逵，而那个小老头很像葛朗台老爹，当然，也很难说是他们真像还是你的想像……
是的，这就是我认知中的小说。
是我销蚀了几十年的生命也曾困惑过的一种生活的目标或曰人生的载体，是我的母亲、爱人、女儿，是我冥冥中感觉到的前世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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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答卷交上去了，留下一怀忐忑一腔热望一息流连一份闲愁。我嘲笑自己太认真了。尽管有时我真想把这文字集团军扔进箱底，封杀。
当天津北辰的早市在窗外闹嚷得让我烦恶时，窗外半树黄叶的零丁摇颤又使我记起那答卷的艰辛——味道自然不浓了，且有几分隔岸观火的戏谑。再思之，便又是那厌倦。
可眼下，我又要为另一份答卷呕心血了。
该说的是，我原为躲避烦扰寻找安帖才来到这素昧的天津、陌生的北辰，但眼下身边耳畔仍是一片纷繁骚扰。我陷入新的烦闷之中。所谓异乡体验的漂泊快感，渐次被怀乡之情替代。几句王勃的骈文有心无意地溜到嘴边：
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 尔后，我猛悟到自己在无奈的偷闲中玩弄起文字。遥想当年王勃在滕王阁上作此佳句时，情思是何等凝重。如今即便是有风尘之叹的我，又有几许如他的诚切？虽然我吟出了。这天津的北辰是否就是隋唐时代的“北辰”？而我，真的有什么“失路”之悲吗？哪里有“关山”？怎么就成了“他乡之客”？
我为自己心底的那份牵强默自苦笑，又在这似我又非我之间更觉怅惘。
我想，我在书稿中的那些有如野火燃烧般的情肠，也完全可能被人随意戏言之。诚然，这或许正是“她”的造化及莫大福分。
几声天津妇女特有的爽朗笑声传来，真切入耳，我缥缈的思绪被悄然掠走。
天津北辰起笔
汉口花桥完稿
内蒙包头修定
（此稿原载《芳草》2003-8期；再载《当代散文》2009-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