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文学。在座的，很多都是我的朋友，有一些人，之前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也已通过文字相识了。今天我会花一些时间，郑重地把我对文学的一些看法讲出来，我也期待你们的积极回应。我知道，在这个时代，很多人都对文学取游戏和嘲讽的态度，相信你们中间，也不乏这样想的人，有些人，甚至一直以讥讽文学、奚落诗人为勇敢的事，这些，我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在我眼中，文学依然是一件严肃的事——值得认真、郑重地对待的事。今天的文学界，缺的不是游戏的精神，而是缺乏郑重之人。哲学家梁漱溟说，中国人常常有逐求、厌离、郑重这三种人生态度，若能经“逐求”和“厌离”，再跨入“郑重”，即为人生之化境。“我之所谓郑重，实即自觉地听其生命之自然流行，求其自然合理耳。郑重即是将全副精神照顾当下，如儿童之能将生活放在当下，无前无后，一心一意，绝不知道回头反看，一味听从于生命之自然的发挥……”我个人，从梁先生的话中，得了启发，所以，这一两年来，无论阅读还是写作，都有了诸多调整，好使自己成为“郑重”之人。而要跨入“郑重”，就要“将生活放在当下，无前无后，一心一意”，这是很难的。逐求者，占了文坛的大多数；厌离者，似乎也不少；惟独郑重者，不常见到。
以郑重者的眼光看，今天的文学，尽管多有缺陷，但也没有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不堪；文学尽管从生活的主流退出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丧失了它自身的价值。事实上，文学作为建立优雅生活、探求精神秘密的载体之一，依然在许多人的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举一个例子。上两周，也就是今年七月一日的时候，我受邀去“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坛”作了一次讲演，去之前，深圳市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林晓东先生，作为这个讲坛的策划人之一，他给我定的题目是“今天我们如何欣赏文学”，我后来考虑到，在深圳这样一个商业化的城市里讲文学，听众一定会很少，于是就向晓东建议，把我的讲演改成一个宽泛些的题目，叫“我看中国文化的现状和走向”。我是照着这个题目做的准备，没想到，由于一些环节没有对接好，深圳那边的所有宣传资料、新闻预告里，题目并没有改，还是沿用“今天我们如何欣赏文学”。出乎我的意料的是，那天的讲演，总共来了四百多人，会议室完全满了，有些人只好一直站着听，他们可都是冲着文学来的。据主办方介绍，这是“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坛”几十场讲演里（包括一些文化明星之前都来讲过），人数最多的几次之一。当时我有一个很深的感想，觉得文学的热情，依然在很多人的心里燎原，我们根本不必过分悲观。文学并不像一些人惯常所说，它早已被边缘化了，其实这只是相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而言。八十年代的文学，是过度火热了，今天这种不热但也不冷的状况，在我看来，最为正常。
前几天，碰到我的老朋友、《南方人物周刊》的一个副主编，刚聊了一会，他就劝我，别研究文学了，谈点文化话题吧，“文学没有什么人关心了”——这是他的原话。我马上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文学绝对不是你想像的那样，“没有什么人关心了”，关心的人，其实还有很多。你看，今日媒体或网络上很多有影响的话题，都和文学或作家有关，摆在图书城最醒目的位置上的书，很多也是文学书；我甚至说，街上卖的盗版书，有一多半是文学书，最热的博客，作者往往都是文学素养较好的人……有很多的证据表明，文学的影响力仍旧遍及当下生活的各个角落。那些藐视文学的人，不过是对文学存着根深蒂固的偏见罢了。在座的各位，都是省里小有名气的作家，面对这种状况，你们是灰心还是充满信心？我觉得，各位有必要重新建立起对文学的基本信念——这个信念甚至无关读者有多少，而只和文学本身发生关系，那就是：文学到底有什么价值？这个时代还需要文学吗？
对此，我是有信心的。你们或许注意到了，中国人在文化传承上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自古以来，中国几乎没有一个恒定的、终极的宗教传统，正因为此，林语堂先生才说，，“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比如唐诗，哪个不觉得好？好到一个地步，就成了一些人的宗教。你想，中国人从四五岁开始，张口就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一直到老，古诗都还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这是不得了的事。除了文学，别的任何知识，都达不到这个效果。我昨天看凤凰卫视，学者蒋庆在“世纪大讲坛”讲复兴儒学的问题，他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思想路径上有问题，这里我暂时不作辨析。只是，我听下来，觉得要复兴儒学，光喊一些空洞的口号是没有用的。儒学要重新进入现代人的生活，一定要经过话语转换；没有合适的话语作载体，儒学离现代人的生活还是太遥远、太难懂了。什么样的话语载体最好？肯定是文学。文学在本质上是大众的，它的一些形式，像小说，早已成了文化人不可或缺的读物之一。假如能用好文学这个载体，很多艰深、重要的价值话题，都可以得到普及。可惜，很少知识分子在改造中国社会、思索中国文化命运的时候，能足够重视文学的作用。这一点，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就要高明得多。他们早就发现，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因为惟有文艺是最能深入到大众中去的。陈独秀是通过发动“文学革命”来推动社会革命的；胡适学的是哲学，但率先尝试用白话文写新诗；鲁迅本来是学医的，看到国人的蒙昧之后，弃医从文，觉得治精神上的病远比治身体的病要重要得多。这些先贤，能以影响中国这么深远，文学这种话语形式是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的。今天，文学若衰败，其他的知识领域，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科学的，必定也受到影响。因为文学关乎人心，连人心都荒凉了，还奢谈什么人文建设、科教兴国呢？
二十世纪有一个大学者，叫钱穆，活了将近一百岁，他的书我是很爱读的。你们不要因为他是国学大师，就对他望而却步，他的文章很好读。钱穆先生有很深的文学情怀，他对文学的看法，往往令人耳目一新。他有一篇文章，叫《读诗》，不长，但充满真知灼见。他说：
不懂文学，不通文学，那总是一大缺憾。这一缺憾，似乎比不懂历史，不懂哲学还更大。
这话是很厉害的。文、史、哲三家，钱穆先生把文学摆在第一位。我们都知道，钱穆先生主要是研究哲学与历史的，但他对文学有崇高的评价，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中国的文学参与了中国生活、中国人生的建设，同时，中国文学也准确地传达和阐释了中国的思想。中国思想里的儒、道、释传统，中国文化里的很多精髓，许多都是通过文学来传承和解析的。像杜甫的诗，显然偏重于儒家的思想；李白的诗，比较接近老庄的哲学；王维的诗呢，更多地和佛、禅的思想相关。通过他们的诗作，我们可以更感性、更清晰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实质。所以，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概观》中又说：
中国人生几乎已尽纳入传统文学中而融成为一体，若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中国现实人生亦将死去其绝大部分，并将死去其有意义有价值之部分。即如今人生一儿女，必赋一名。建一楼，辟一街，亦需一楼名街名。此亦须在传统文学中觅之，即此为推，可以知矣。
确实，中国人的人生许多时候是诗化的，艺术化的。我们的生活，很多方面都与文学有关。不仅给孩子取名，给楼房、街道取名，要从文学里找灵感，甚至连私人的书房、印章，它的名字或落款是否有韵味，也要看它有没有文气。你的孩子如果叫张福贵或李有财，听起来就一定不如白居易、张恨水那样令人赏心悦目。从孩子的名字里，或多或少可看出他父母的身份和素养，这个判断的标准，还是和文学有关。可是现在的知识界，大谈复兴中国文化时，他们用力的主要方面，还是放在中国的思想哲学上，至于如何才能将这些深刻、宝贵的思想和中国人的具体生活对接，大家几乎都一筹莫展。
我认为，大家在谈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如果不强调中国文学传统、中国文脉的传承问题，所谓的复兴，就有可能会流于空谈。先秦诸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可一般的中国人，哪怕是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中国人，有几个能读得懂？很多人在大学读了四年书，《道德经》对他依然是一本天书。但文学不同，它有朴白、感性、容易使人产生亲近感的一面。不仅唐诗还在传唱，古典小说至今读起来不也照样通俗易懂？像我刚才所说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真是千古绝唱啊！五岁、七岁小孩都可以领会。李白所表达的思乡之情，到现在也还是动人、普遍的情感。又比如《诗经》，它从诞生到现在，有好几千年了，可里面的一些诗句，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如果把后面那个“兮”字去掉，它的意思，小学生也能基本领会。这就是文学的特殊力量，也是中国文化独有的宝贵遗产。
因此，要复兴传统文化，就得先讲解、学习中国文学，在我看来，这是让人领略中华文化之美最好、最有效的道路。
只是，中国文化经过二十世纪历次政治运动的践踏之后，几乎成了一片废墟。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找到完整的中国文化的气脉了。这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浩劫。可能没有一个民族会像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这样，如此大规模地蔑视、践踏、焚毁自己的文化。连孔夫子都可以不要，连《红楼梦》都要焚毁的民族，想起来真让人难以置信。几千年才建立起来的文明，几十年就可以使之变成废墟。那些人，何以会对自己的先人、民族的历史如此仇恨？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前一段读到牟宗三先生的《寂寞中的独体》一书，是去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里面讲到这个问题时，牟宗三先生说得很深刻：
凡极权专制，一定要毁灭历史，所以秦始皇要焚书坑儒，诗书所代表的是那个老传统中的智慧。秦始皇所以要焚书就是不让知识分子“借古讽今”，因为有个老传统摆在那儿，知识分子就可以说尧舜当年如何如何，和你今天不一样；可以说禹汤文武当年如何如何，和你今天不一样。这就叫“借古讽今”，所以大陆上“文化大革命”就以批斗“海瑞罢官”为序幕。
确实，在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一个民族曾经如此野蛮地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哪怕也经历过狂飙突进的革命运动的前苏联，也不敢说自己这个民族不要普希金、不要托尔斯泰了，可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公然践踏孔子、打倒曹雪芹。否认历史，损毁古物，侮辱圣贤，镇压文人，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你怎么可能再教育他要心存怜悯、胸怀苍生？又怎么可能叫他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现代人的文化素质低，一方面是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其他专业的人普遍不重视人文素养的自我培育，另一方面也是整个民族这几十年来抛弃自身传统所造成的恶果。在一些大学生眼中，像董仲舒、朱熹、金圣叹这样的名字，可能比外国人的名字还陌生了。这在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不可思议的。以前的中国，强调以文立国，像在座的各位，都属于古代的士人阶层，有些在地方上还做了小官，你们这个层面的士人，放在古代，如果不会写文章，不能写一手好的毛笔字，他的官是会当得很狼狈的。今天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了。哪怕是正规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连基本的工作总结都写不清楚的，不在少数——国人掌握汉语的能力，衰落到如此可怜的地步，难道这还不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吗？
现在的一些官员，素质就更加让人无法佩服了。哪怕开一个小小的会，哪怕只是面对自己的下属讲话，离开书面稿，离开秘书为他写好的那些套话，他就根本无话可说。不会即席讲话，说明他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没有成熟的想法，或者从未想过要有自己的想法。他只是一个机械地听命的人，这样的人，怎么能管好一个地方上的事？一切已经今非昔比啊。毛泽东尽管生前主张打倒中国传统文化，并想以造反的方式建立起新的中国文化，但你必须承认，他对传统文化是浸淫很深的，他身上的文化积累、文化传承，底子还是中国的。毛泽东在他的讲话里，引用最多的往往不是马列主义，而是二十四史，是《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他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把这种了解贯彻到了现代生活中的。他反传统，是了解了传统之后才反的；可是，现在一些人反传统，连传统是什么都还没弄清楚，你怎么反？只能是把无知当勇敢了。如今的文人、官员，在文采上，和前一两代人比起来，差距就更是大了去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士人阶层走到今天，会出现如此让人感慨万千的状况，个中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中国文化从来不怕外来文化的冲击，怕的是自己不珍重，陷入“自亡”的境地——中国文化一度确实有一种“自亡”的危机，因为在反传统的旗帜下，国人对自身文明血脉的漠视和践踏，在过去的这一百年达到了顶峰。所以，哲学家牟宗三说，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知识分子，内心不一致，生命分裂。为什么会分裂呢？文化上出了问题：
西方来的文化冲击自己的生命，而自己的生命自种族来看又是自黄帝、尧、舜来的中华民族的底子。这种中华民族的生命底子不一定能与西方来的观念相协调，而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又非得接受西方的观念不可。结果，是把自己的生命横撑竖架，和五马分尸一样。
说得一针见血。的确，社会再怎样变革，中国人的文化底子改不了，而且中国文化扎根于世情和人性之中，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你只要在这种生活中，就会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一个再先锋、再反叛的人，到一定时候，他又得重新回来正视这种文化和他自身的关系的。我说的是一个文化现实，坚硬却真实的现实。你是不是意识到了，这是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你的写作，一定无法摆脱这个文化现实对你的影响。这应该成为今天的文学写作的大背景，成为写作的精神基点。文学是关乎人心、解释灵魂的，如果仅仅用来评一个职称，二级作家或一级作家，意义不大。你们对文学应该怀着更大的抱负，更宽广的视野，并与世界建立起更深遂的对话关系，这样，才能找到写作原初的价值。否则，在广东这种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写作所能获得的物质利益是微乎其微的，你根本没必要苦苦地在文学里挣扎。
我为什么要提到上述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不否认，我们来到了一片废墟，但我想说的是，废墟里面可能有一些东西开始苏醒了，有一些东西正在复活，还有一些东西正被重新聚拢起来，而文学，作为一个时代的先声，理应对此有所察觉。一个时代的变化，往往是通过文学的变化来预告的。钱穆先生在《读诗》一文中说：
中国要有新文化，一定要有新文学。文学开新，是文化开新的第一步。一个光明的时代来临，必先从文学起。一个衰败的时代来临，也必从文学起。
五四时期，《新青年》杂志发表的很多作品，现在看来，都有先声的意义，这就在于当时的一些人，已经率先感受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同时也写出了新时代来临前的真实感受。我现在读一九二六年鲁迅写的《影的告别》，仍然觉得鲁迅如同二十世纪的中国先知：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鲁迅很早就有关于革命“混有污秽和血”、“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要作“韧战”准备的忠告, 这些，都是一个文学家对要来的世界的一种预感，现在看来，鲁迅是有先见的。又比如《红楼梦》，也对那个时代具有预知能力，成了那个时代的先声。曹雪芹在清王朝还未衰败的时候，就已看出了一个王朝面临衰败的悲怆。《红楼梦》在实感层面是很实的，但在大的写作意象、精神追求上，它又是务虚的。热闹、繁华的生活后面，曹雪芹所传达的其实一种悲凉、哀伤的情怀。树倒猢孙散，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红楼梦》的精神底子是悲凉的，洋溢着一种无可挽回的衰败，这是作家的心灵触觉先行一步所看到的结果，是它，成就了《红楼梦》的大境界。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伟大的写作传统，它是深深扎根于自己的时代、并深刻地见证人心细微的变化的。你们愿意使自己的写作和这个伟大的传统发生关系吗？如果你对自己的写作是郑重的，你就必须认真研究、调查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人心万象，你必须对你所写的相当熟悉，并由此建立起自己的写作理由。真正重要的写作，是需要理由的。我为什么写作？每个作家都需要接受这样的追问。追问会使一个人深刻，追问也会使写作变得郑重。中外有很多的作家，谈到自己为什么写作时，往往王顾左右而言他，比如，博尔赫斯说，他的写作只是为了“消磨时光”，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写作是为了“让我的朋友更喜欢我”，阎连科说，我目前写作的理由是为了“抵抗恐惧”，王小波说，他的写作理由是，“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在每个严肃的作家心中，都会有一个问题在折磨着他，那就是，我为什么要写作？我的写作究竟有什么价值？尽管每个人都有写作的权利，但并不是每一种写作都是有价值的。有些作家，自己花一些钱，将自己的文字印个五百本或一千本，然后辛辛苦苦地从邮局寄出去，但你找到了自己在文学上的知己了吗？你的文字到达过一个人的心里并使之感动了吗？
美国诗人埃米莉·狄更生有一段著名的诗句说：“假如我能使一颗心免于破碎/我便没有白活一场；/假如我能消除一个人的痛苦，/或者平息一个人的悲伤，/或者帮助一只昏迷的知更鸟/重新回到它的巢中，/我便没有虚度此生。”这话同样适合用来描述文学写作。如果你的写作没有影响到哪怕是一个微小的心灵，甚至没有影响到哪怕跟自己最亲近的那个人的心灵，这样的写作有什么价值？你又如何说服自己继续写下去？我每次读卡夫卡的作品、卡夫卡的传记，就在想，他为什么要在临死前交待他的好友克罗德将他所有的作品付之一炬？这意味着卡夫卡对自己的写作，一定面临着一个根本的质疑，那就是——我所写的究竟是不是我想说的？我说的究竟有没有意义？这并不是卡夫卡在临死前的突发奇想，这个问题一定是在一开始就深深地折磨着他，惟有如此，他才能写出具有深遂精神先见的作品。鲁迅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遗嘱中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这话同样蕴含着他对文学、美术的深刻怀疑——没有这样的怀疑，鲁迅就不会对这个世界充满绝望了。
这大概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文学在这个时代的价值在哪里？一个作家写作的理由是什么？
（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