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瑞典方面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当天，我在自己主编的《上海商报》评论版上发表了一篇同济大学文学教授张生的专栏文章。目前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东亚系做访问学者的张生也是国内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出版过多部长篇小说。他在文章中表达了强烈希望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赢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立场，并对村上近日就中日钓鱼岛冲突所发表的“领土争端劣酒论”表示了赞赏。
说实在的，在当下这种只讲你我、不论是非的紧张的舆论空气之下，我有些担心文章见报后我们与作者一同被贴上“文化汉奸”的恶毒标签。在那篇文章里，张生几乎一边倒地赞美了村上，而对同为竞争者的中国作家莫言只字未提。这是不是相当于在“保钓爱国者”们决心誓死“抵制日货”的时候，我们却在一边大声嚷嚷“日本制造”就是比“中国制造”强？
所幸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当莫言获奖的消息当晚传遍国内后，就我所见，几无网络留言为中国文学在万里之遥的斯德哥尔摩国际文化舞台上力压日本文学而亢奋喝彩；相反，几乎所有争论都是指向一个焦点：诺贝尔奖应不应该授予莫言这样政治品格的作家？我对手下的责任编辑说：看来，在中国关心文学的人士当中，“民族主义”敌不过“普世价值”。
围绕莫言的争论几乎全部是沿着政治而非文学的维度展开的。
事实上，早在莫言被海外博彩公司预测有可能获奖的消息传出后，争议就已经在微博上弥漫开来。以下这些事实被不厌其烦地一再重复：莫言不仅是共产党员、退役军人，还是官办的中国作协副主席（也许还享受着副部级的特权）；莫言曾因为戴晴等几位中国异议作家的现身而公开抵制过法兰克福书展，他冷漠地拒绝了知识界要求其对另一位中国诺奖得主刘晓波的身陷囹圄发出呼吁的邀请（很凑巧，两人同为北京师范大学校友），却欣然参与了“百位作家手抄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向党献礼”的活动；此外，还有人晒出了他在一年前通过腾讯微博发表的疑似赞美重庆“唱红打黑”的打油诗……
在自由派立场人士看来，莫言是一位他们所不齿的体制的顺从合作者，甚至就是一体制中人。作为一个本该代表“人类良心”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他不仅缺乏抗争的勇气，或者像村上春树那样“永远站在鸡蛋那方”，就连“不主动作恶”的底线都没能守住。上海学者许纪霖在微博上的短评很具有典型性，他用“平庸的乡愿”来形容莫言所代表的“当今知识分子的主流”，而“‘平庸的乡愿’，正是‘平庸的恶’的帮闲”。
我以为，莫言获奖在内地知识界掀起如此巨大的争议，仿佛这是一件非但不值得自豪、反而还很可耻的事情，也许与诺贝尔奖授予者此前给国人树立的独特心理标杆有关——如果不算上年代久远的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最近20多年来，与中国有关的几位诺奖获得者达赖喇嘛、高行健和刘晓波（不知道该不该再加上身份难以归类的李远哲），不是持异见的流亡者，就是持异见的自我放逐者，或者干脆就是持异见的抗议分子。一旦用刘晓波这把尺子去丈量，那么当今中国恐怕没有几个人经受得住，包括莫言的批评者。
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莫言的获奖，令一直以来早就视瑞典和挪威的诺贝尔评选委员会为“同道中人”的中国国内的体制批评者们产生了一种遭到背叛的巨大失落感。许多人批评瑞典的评选委员会已经“堕落”，诺贝尔文学奖也因此“贬值”；而一部分阴谋论者甚至怀疑这是瑞典政府为了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作出的妥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和两年前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和平奖颁给刘晓波时中国官方的反应有得一比。外交部发言人当时称：那是西方敌对势力为了在政治上攻击中国，“这个奖项已丧失其权威和声望”。此后，中国对挪威政府一直爱理不理。
而在这场争论的另一端，许多莫言的辩护者连日来忙于教导那些非专业读者：莫言小说达到了多么高的文学成就，他在当代中国文坛享有多么崇高的专业地位，在国际上赢得了多么多的翻译、阅读和好评……他们尤其要求那些很少或从未认真阅读过莫言作品的评论家们停止“政治挂帅”的道德攻讦，将重点放在对莫言的具体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上。
换句话说，他们并非不允许人们批评这位“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而是希望对莫言进行专业的“文学批评”，而非空泛的“政治批判”。因为在他们眼里，文学归文学，政治归政治，将文学政治化是他们所反感和反对的。瑞典文学院有关人士在回应媒体质疑时也坚称，这是一个文学奖项，评奖依据的只是文学成就，与其他任何因素无关，瑞典文学院也并不在乎作家的政治观点。
上海年轻学者张闳的微博发言精彩绝伦地概括了这个“文学非政治化”阵营的意见：“莫言把《讲话》抄在纸上，但他的文学写作跟《讲话》并不相干。而他的批评者则把《讲话》抄在心里，在评判文学的时候，始终贯彻‘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讲话》精神。”
那么，文学（或者作家）与政治之间究竟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文学与政治真的分得开吗？
有意思的是，大部分为莫言辩护的评论都将重点放在了莫言小说所反映的中国社会的残酷现实上。他们恰如其分地指出，莫言绝不是政府的辩护者，更不是党的意识形态工具。相反，他的作品涵盖了从文革到计划生育等许多当代中国最为敏感的主题，其社会批判性几乎无所不在。不仅如此，莫言的一部分作品还遭到了中国官方的批评，其中有些曾因内容“挑衅和低俗”而被禁售。例如，创作于1988年、讲述农民以暴动反抗政府渎职贪腐的名作《天堂蒜苔之歌》，就因官方最初认为它过于尖刻讽刺而未批准在中国内地出版，台湾版面市以后很久才终获在大陆出版的机会。
还有人无奈但又不无道理地说，要求每一个中国作家都像廖亦武那样，既不现实也无益处。中国言论空间的边界恰恰需要像莫言这样懂得灵活妥协的知识分子不断往外拓展。
然而在我看来，所有这些辩护辞不仅没有将莫言的文学从政治口水中拯救出来，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涂在文学身上的那层政治油彩。事实上，声称“只依据文学成就”评奖的瑞典文学院在给莫言的颁奖词中却称，他的许多作品“曾经被判定具有颠覆性，因为它们尖锐地批评了当代中国社会”。对此，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英格伦德(Peter Englund)还详加解释：“你翻开他的每一本书，几乎都能看到很多关于中国历史及当代中国的激进言论。但是，他并非一名政治异见分子。我认为，他更像是一名身在体制内部的体制批判人士。”
如此说来，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一大重要理由岂不正是由于政治——他的作品“对共产党精英持尖锐的批评态度”？
莫言自己稍后在面对媒体时所发表的一番说辞显得更加苍白无力和令人失望。当他宣称自己获奖“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正确的胜利”的时候，仿佛是附和了文学应当与政治分开的理想；但当他坦陈自己的写作“也是顶着巨大的风险、冒着巨大的压力”，同时反击他的批评者中有很多人“本身也是共产党员，本身也在体制内工作，有的甚至在体制内获得了很大的好处”的时候，似乎又是想提醒人们，自己的政治品德绝不像批评者们描述得那么低下；而当他为中国言论自由和出版空间的进步辩护，并表示自己至今不因为抄写了“延安讲话”而后悔的时候，表现得又像一个称职且与时俱进的作协官员……
这些剖白可能都是事实，或者更准确地说，都是事实的一个部分，但它们堆在一起，逻辑上就多少显得有些纠结和气短。即便算不上左右为难、进退失据，至少也是非常缺乏说服力的。但这恰恰反应出政治在当下中国对文学的无处不在的影响。
当然，至今仍奉“延安讲话”为圭臬的中国最高文化管理当局并不会为此尴尬别扭，对他们来说，文学理所当然永远都是政治的婢女。因此，与之前的刘晓波获奖后的反应截然不同，莫言的获奖在第一时间便得到各界的广泛庆祝。莫言的同事、中国作协的另一名副主席何建明对新华社说，这是莫言的喜事，也是所有当代作家的喜事，这是几代中国作家的梦想。而按照官方媒体的说法，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莫言，是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认可，是中国和平崛起和国力增长的自然体现。
在一个有着悠久的“文以载道”理想的文化传统中，在一个从小被教育“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现实社会里，期待文学与政治完全分离是多么不现实的奢望！
莫言的绝大多数批评者和辩护者们争论的真正问题其实不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是文学究竟应当为现实政治鼓与呼，还是去批判现实政治？在那些认为莫言不配获得诺贝尔奖的“理想主义”的批评者眼里，一个人如果在道德上有重大缺陷，那么怎能指望他写出完美无瑕的文章呢？古人云，“立德”须先于“立言”和“立功”。而在那些认为莫言获奖当之无愧的“现实主义”的辩护者看来，“仅仅认为我没有站在大街上喊口号，仅仅因为我没有在什么样的声明上签名就认为我是一个没有批判的、是一个官方的作家，这种批判是毫无道理的。”
这种境况再次印证了当代最具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美国文艺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中文译名亦称詹明信）的一句名言：“第三世界文学永远都是民族寓言。”
事实上，自萨特、加缪以来，诺贝尔文学奖之所以经常引发巨大争议，正是因为它的判断标准常常赤裸裸地呈现政治化面目。而在中国，这就是一个更加沉重的话题。中国著名异议人士、艺术家艾未未最初曾激烈抨击莫言的获奖，但当他听到莫言在得奖后公开表态希望刘晓波“尽早获得自由并得以自由地探究他想要探究的那些问题”后，立刻收回了自己的批评，转而欣然表示“欢迎莫言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并企盼诺贝尔奖能够激发更多国人的勇气……在这里，艾未未已经完全把文学奖当成了人权奖，把小说看成了檄文。
有句耳熟能详的老话：文学是“人学”。的确，文学所呈现的是人的境遇和人性本质，而人类生活从来都是社会性或政治性的。因此，那些简单地认为文学可以与政治分家的人实际上是在幻想李白、杜甫不是生活在中国唐朝的现实社会中，而是生活在并不存在的诗性真空里。但在另一方面，任何一种特定的政治立场或特定的意识形态一旦离开了特定的社会现实，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而真正的文学却完全可以从特定时空中抽离出来，因为它的力量可以穿透那些纷繁的社会故事而直达人性。假如我们认同艾未未这样的“政治挂帅”论者，那么恐怕就不得不承认，李白、杜甫的全部价值都只存在于他们写给朝廷的奏章里。
至于每一个生活于现实社会——不仅是中国社会——中的真实的、具体的个人，都具有双重乃至多重身份，首先是“社会人”，其次是“专业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就必须恪守一定的政治和道德底线，其社会地位越高，这条底线也就越高。不止作家这一比较特殊的职业，其他专业领域里的权威和明星也都如此。而一个杰出的专业人则需要展现出杰出的专业天赋。“政治挂帅”论者取消了专业分工，却将社会底线无限拔高；“文学与政治无关”论者则干脆以“专业”取消了“人”。
我们甚至不必扯得那么远，只要对比一下同属汉语文学阅读圈内的台湾和港澳舆论对莫言获奖相对单纯的反响，就明白：尽管莫言小说里那些残酷的政治现实在港台读者的视线里并没有丝毫改变，但转换语境，莫言其人同其作品是完全可以分开的。（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