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我在北大毕业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书，有机会旁听金先生开设的“知识论”课。

金先生讲课，不带书本，不带讲稿，走进课堂只带一支粉笔，这支粉笔并不使用，经常一堂课讲下来一个字也不写。他夏天穿西装，不系领带，冬天穿棉袍。昆明号称“四季如春”，实际冬天相当冷，陈寅恪、刘文典两位先生都穿皮袍。金先生眼睛怕强光，不论冬夏，都戴一顶网球运动员戴的遮阳帽。冬天戴着遮阳帽，显得很特殊。金先生冬天戴遮阳帽与朱自清先生冬天穿西装外披一件昆明赶马的驮夫披的白色斗篷，成为西南联大教授中引人注目的景观。

金先生讲授“知识论”课程，有的学校称为“认识论”。金先生说，这门课只能叫“知识论”，不应叫“认识论”。人们对某事物可以有一定的知识，却不一定认识它。因为认识一个事物要受众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

比如说，事物之间的比例（Proportion）就是影响认识的一个因素。假使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一夜之间都按比例缩小了一半（房子、门窗、桌、椅、人……），这个变化不能说不大，可是人们对已发生变化的这个世界并未察觉，认为和平常一样，认为没有变化。

金先生又说，我平时好大，却不喜功，常摆几个大的苹果在桌上。刚摆出时，它们大小差不多，几天后，有的苹果缩小了，苹果A、苹果B、苹果C……之间差别逐渐显出来，因为它们之间的比例拉大了。如果这些苹果同时同步缩小，我会认为它没有缩小。可见，“比例”在人类认识中的作用不能不考虑。比例不过是众多关系中的一种。再比如天气的冷热，可以用温度计测出其绝对值，但人们对冷热的感受与温度计显示的数值并不一致，有时甚至相反。甲说今天冷，乙说今天热，丙说不冷不热。人们叙述天气的冷热，只能按多数人的感受为准。好像大家有一个共同认同的冷热标准。如果对冷热感受者人数比例刚好一半对一半，究竟以哪一半为准？

金先生又说，人们嗅到某种花香的气味，有人觉得沁人心脾，有人为之头晕脑胀，感受因人而异。形成气味的还是那个化学分子结构，香和不香的感受因人而异，认识不尽相同。

金先生又说，对于桌、椅、木、石等死的东西，哲学家可以通过分析，论证其不真实，认为不过是众多感觉的复合体，好像言之成理。如果认识的对象不是呆板的死物（桌、椅、木、石等）而是一个大活人，哲学家作出上述的分析和判断就会遇到麻烦。讲到这里，金先生指着坐在他对面听课的同学陈龙章，并代替陈龙章回答：“你不承认我的存在，我就坐在你的面前，你把我怎么办？”讲到“你把我怎么办”这句话时，金先生把头一摆，胸一挺，脖子一梗，做出不服气的样子，听课同学们会心地笑了。

金先生总结说，人们用概念、判断等方式表达事物性质的特点，构成人们的知识，知识可以通过各种媒介、工具表达清楚，传达给另外的人。不论这种过程是复杂还是简单，总归可以讲清楚，我们可以说对某事物有知识，关于这种过程的学问叫做“知识论”。但我们只能说有关于某事物的知识，却不能说有关于某事物的认识，因为这个“所与”（Given）对不同观察者的认识很不一致，也无法取得一致。金先生说，所谓“Thing”， 实际上是人们对它（Thing） 的加工，“Thingize”，是人加给物的。

金先生晚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偶然，有其哲学理论的结合点。

金先生为人通情达理，平易近人。对个人利害得失，从不放在心上；对学术问题却严肃认真，半点也不迁就。听金先生讲过，30年代初，中国哲学会在南京举行一次年会。有学术报告，也有讨论。金先生带着年轻的沈有鼎去开会。金先生深知沈有鼎这个学生自由散漫，性情古怪，生怕他在会上乱发言，有意安排他坐在自己旁边。沈有鼎有好几次想站起来发言，被金先生按他坐下，制止了。沈有鼎实在憋不住了，趁金先生不注意，猛然站起来，金先生一把没拉住，沈有鼎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通，沈没有讲他熟悉的逻辑，而是讲未来的新哲学将是博大的三民主义唯心论大体系。金先生被这位性情乖僻的天才学生的突然袭击弄得措手不及。事隔多年，抗战时期沈有鼎也在西南联大教书，别人问起这件事，沈有鼎早已忘记，金先生却总未忘记当时的尴尬局面。

50 年代初，北京解放不久，清华大学哲学系请艾思奇作报告。报告会由金先生主持。当时艾思奇同志说，我们讲辩证法，必须反对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我们要与形式逻辑作坚决斗争。艾思奇讲的中心是讲学习辩证法的重要，形而上学必须反对。报告会结束后，金先生以主持会议者的身份总结这次报告，他说：“听说艾思奇同志坚决反对形式逻辑，要与形式逻辑作坚决斗争。听他讲演以前，我本想和艾思奇同志斗一斗，争一争。听艾思奇同志讲演以后，我完全赞同他的讲话，他讲的话句句符合形式逻辑，我就用不着斗、用不着争了，谢谢艾思奇同志。”

（1993年6月22日于北京图书馆）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金岳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