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一年七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新版的《金岳霖回忆录》（下引此著，仅注页码）收集了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晚年回忆的若干片断，据整理者说，这些片断陆续写于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间，这样算一算，金先生那时已经米寿之年了。《金岳霖回忆录》让笔者感兴趣的，不是像金先生一时忘记自己姓名的趣闻，而是他关于胡适的一些评议，特别是从他有关“我不大懂胡适”的表述中透露出的信息，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与胡适这两位现代中国哲学史及思想史上的代表人物之间学术取向及学者角色选择上的差异以及在二人稀疏的交往中的一些意趣、意气和偏见产生的动因。
虽然金岳霖与胡适同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但一生并没有多少交集。金岳霖读的是政治学专业，博士论文写英国哲学家、思想家T.H.格林（Thomas Hill Green，1836-1882）的政治思想，胡适随杜威攻哲学，写的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即后来出版的《先秦名学史》）。一九九五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岳霖年表》[ 收入《金岳霖文集》第四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说，金岳霖在哥伦比亚大学曾与胡适有来往，但胡适一九一七年六月从美归国，而金岳霖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本科毕业后，于当年暑期才正式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两人即便有接触，时间也相当短暂。胡适回国后，在北大任教。一九二○年，金岳霖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第二年赴欧洲游历。一九二○年代初，他曾致信胡适，这也是笔者所见有关胡适和金岳霖史料中仅存的一通信。《胡适来往书信选》和《胡适书信集》均未收录，有关金岳霖生平的著述亦未见提及，现据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二十九册所收影印手稿照录如下：
适之兄：
北京大学所寄的一百十镑零七先零，已经收到，感谢得很。但是我要说明，两年以内，还不能回来。好在徐志摩的信没有说明一定的回国日期，或者尚有商量的余地。但是如果大学的意思，觉得费了大款，收款的人应该及早回来的话，请您老兄写信给我，那时候我或者可以想法在别的地方来还款亦未可知。
第二本哲学史动笔否？经农去年想做一本中国教育史。此老先生想到就要做到，大约已经动手了。见他的时候，请你请他写信给我。 奚若下月想到法国去，但是进德国容易，出德国难，所以能够动身与否，现在当难说。
金岳霖
二月十二号[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二十九册，合肥：黄山书社，一九九四年，页四六九。]
从落款推测，此信应写于一九二三年。彼时，金岳霖正在德国柏林游历，信中提到的朱经农后来是教育家、大学校长，而张奚若是著名政治学家。金显然是通过尚在梁启超为馆长的北京松坡图书馆任职的好友徐志摩牵线，由胡适争取到北大的一笔资助经费。从信中的口气上看，他与胡适也算熟悉，并且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的写作是有所关注的。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金岳霖回国，先在北京的中国大学，然后于当年秋，通过赵元任的关系，回母校清华任教。一九三二年金岳霖在北大哲学系兼课，讲授“符号逻辑”，此时，胡适是北大文学院院长，他们之间有多少私人交往，尚有待查考。
从现有资料看，金岳霖品评胡适始于一九三一年。是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出版，附录中有陈寅恪和金岳霖的两份审查报告。
一九三○年代，金岳霖已稳居清华大学哲学系魁首地位，为西方新实在论哲学和逻辑实证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他提出了一个中国哲学史的写法和写作预设的问题，后来的学者称之为“金岳霖问题”。他的表述是“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简单地说，就是怎样用既现代又中国的方式来研究和撰写中国哲学史，以确定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在审查报告中，金岳霖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像“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写的，并议论说：“西洋哲学与名学非胡先生之所长”[ 参见《三松堂全集·中国哲学史（上）附录》卷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一年，页六一八。]。据冯友兰回忆，金岳霖审查报告原稿中，“美国人”写作“美国商人”，是冯极力劝阻方删除“商”字（《三松堂全集·三松堂自序》卷一，页一九四）。但不论有无“商”字修饰，金岳霖的审查报告都给中国哲学史的开山鼻祖胡适的哲学程度定了位。
不过，审查报告虽直接批评胡适，其实也是在暗谏冯友兰。因为冯友兰写的《中国哲学史》，就整体架构和价值取向来说，也是在“以西释中”，只不过胡适直接用杜威实验主义，冯友兰则融会了实验主义、新实在论和历史唯物论。也就是说，冯友兰的总体写法，也未必不在金岳霖的批评之列。
一九三○年代，金岳霖品评胡适还不止这一次。晚年梁漱溟在与美国学者艾恺（G. S. Alitto）的谈话中述及另一段金岳霖与胡适的往事，不妨简录如下：
据梁漱溟说，一次金岳霖与胡适在北京协和医学校开董事会。胡适问金岳霖先生：“我写过一篇文章，你看过没有啊？”金回答：“看过，很好很好。”胡适很高兴，因为金岳霖称赞胡文很好。金接着说：“文章很好，可惜你少说一句话。”胡适赶紧问：“一句什么话呢？”金说：“你少说一句‘我是哲学的外行’。”胡适这篇文章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哲学是什么？哲学在我看来，就是坏的科学，或者说是不好的科学。”梁漱溟解释说：“胡适的文章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这位先生（指金岳霖——引者）就笑他：‘你是哲学的外行，不能说哲学是坏的科学’”[ 详见《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二○○六年，页七二-七三。]。
梁漱溟所说或有坊间演绎的成分，因为据胡适日记，他一九三○年十月四日到北平，二十五日返沪。这期间诸多宴请、朋友聚会并未提及金岳霖，而十月二十一日北京协和医学校董事会的出席者中，也无金岳霖。但无论是否演绎，“故事”本身或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中的核心内容是否准确？这个核心内容即胡适是否说过“哲学是坏的科学”？
一九三○年十月十七日晚八时胡适在北京协和医学校作了来北平的第一场演讲，题目是《哲学是什么？》。演讲原定使用英语，然听众如云，外校学生占去一大半座位（协和医校是用英语教学），不得不先用中文讲一遍，再用英语讲一遍。演讲内容刊登在当时北平的英文报《北京导报》（the Leader）上，这应是故事中胡适提到的文章。
但实际上，一九三○年十月十八日《北京导报》上关于的报导并没有提及“哲学是坏的科学”，而是说“哲学寻求普遍性，但它无法求得确定性；科学发现可证实的确定性，因此可达到真实的普遍性。一旦一种理论达到目的可证实的确定性，它就成为科学法则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哲学，而且它所处理的问题也落在哲学家的视野之外”。“科学仅凭其完美的、精神的方法论，便占据了哲学的大部分领地。就连哲学思辨仅存的那一小块领地，也被科学家划入社会科学的‘势力范围’”。在总结中，胡适也只是说：“开始时，哲学是以前科学面貌出现的，现在，哲学成了科学。哲学和科学实在是一个事物的两个名称而已”[ 参见《胡适全集》卷三一，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三年，页七五九-七六○。笔者根据英文原文对《全集》中的译文作了部分修改。]。
可见，仅看报导，是无法得出胡适说过“哲学是坏的科学”的。但其实，胡适的这次演讲是有英文原稿的。这篇英文原稿已收入二○○三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适全集》卷三六“英文著述”卷二中，但“英文著述”卷的编者并没有注明这篇题为“What is Philosophy？”（《什么是哲学？》）的具体日期和出处。不过，从下面一句话不难断定，此稿正是胡适在北京协和医学校的演讲稿。这句话试译成中文是：“我敲着课桌，并说这是出于我的自由意志时，我怎么可以预先知道，一九三○年十月十七日[晚上]九点钟，胡适就是敲着这张课桌呢？”胡适的演讲原定八点半开始，可是听众太多，提前到八点开始。他先是用中文讲了四十五分钟，到八点四十五分，中间加上五分钟想劝离预先占座位的外校学生，也就是八点五十分，此时开始用英语讲，所以胡适会用“一九三○年十月十七日九点”这个具体时间作为例证来表达自己对“自由意志”在精确度上的不信任。
在这篇题为“What is Philosophy？”的英文原稿中有一段，现试译如下：
在普遍性这点上，哲学与科学是一致的。二者都寻求一般性的应用法则，只是程度上不同。科学的法则建立在实验证明的基础之上，但一般的哲学结论却根本不关心小心推断的公式。科学与哲学仅仅是古希腊和拉丁语的同一名称和同一事物。可是，在历史上，过去的哲学仅是前科学或者坏的科学[ 英文原文，参见《胡适全集》卷三六，页四六五。]。
其中最后一句的英文原文是“Historically however Philosophy of the past was only pre-science or bad science”。类似的表达，在胡适的中文文章中更明确，也更符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胡适说：“过去的哲学只是幼稚的、错误的或失败了的科学”，并指出：“将来只有思想家而无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已证实的便成为科学的一部分，未证实的叫做待证的假设（Hypothesis）”[ 参见《哲学的未来》，《胡适全集》卷八，页六-八。]。看来，金岳霖拿胡适 “哲学是坏的科学”寻开心，说胡适是“哲学的外行”，也是事出有因的。
但这个“因”中之“因”又自何而来呢？
一九二○年代末，受傅斯年的影响，胡适从哲学史转向了思想史。胡适的转向自然不是因为不解“抽象”而临阵脱逃，他其实是想找寻到更符合中国思想传统的研究路径。现在看来，胡适转向思想史，虽不是知晓了“金岳霖问题”后的选择，但从某种意义上看，却回答了“金岳霖问题”。
从一九二九年六月三日在上海大同中学演讲“哲学的将来”开始，胡适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地说到要“取消哲学”；三十年代又以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宣称文学院不必设立哲学系。这些个极端的说法，让倾向“玄学”一路哲学研究的学者，或不妨说所有哲学研究的中国从业者耿耿于怀。二十多年后，即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大陆“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对唯心论和阳明心学颇有心得，又多年任教于北京大学的哲学家贺麟提到此事时，愤愤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贺麟说：“在九一八事变后，他（指胡适——引者）曾大唱‘哲学要关门’，‘哲学家没有饭吃’的论调，他那时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作了一个英文的演讲，（讲稿曾在当时北京的英文报上发表——原注），大发其‘哲学是坏的科学’的荒谬议论。……每遇到一个专门研究哲学的人一再问他：‘你何不早些改行？’他在当时北京大学所讲授的‘中国哲学史’课堂上，每年照例要重述一遍他的‘哲学要关门’的荒谬议论。他甚至打算取消北京大学哲学系，想把个别顺着他作哲学史考据的教授转移到历史系，而迫使其他哲学教师‘改行’或‘没有饭吃’”[ 参见《两点批判，一点反省》，刊《人民日报》，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九日。]。贺麟的话不全是为时势所迫，一九七八年大陆开放后，他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时，依然旧事重提，让后辈哲学学者、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之一的刘述先惊叹不已[ 参见刘述先：《当代中国哲学论：人物篇》，台北：八方文化企业公司，一九九七年，页七。]。这也是上述梁漱溟所述之“故事”的一个旁证。
抛开时代性话语，贺麟所言，也部分地解释了胡适弃“玄学”式“哲学”的西学依据。贺麟认为，胡适“反对哲学”是从孔德实证主义出发，“认[为]实证科学已经代替了哲学，哲学已没有研究的领域，并以黑格尔学派的解体，作为哲学上的‘树倒猢狲散’，哲学要关门的例证”。依胡适的看法，只有科学知识才是有充分证据，可以信仰的知识，凡哲学知识或者是坏的科学知识，或者是超出经验的实证，属于不可知的领域。贺麟还找出了胡适说法的两个西方思想来源：一个是杜威，因为杜威“只承认如何求知，如何思维，如何增进各部门知识的方法、技术问题，是人的问题，而贬斥世界的可知性等认识论的根本问题为‘哲学家的问题’，想要‘以不了了之’”。另一个是罗素及其美国追随者。因为罗素怀疑人们是否能够认识离经验较远的那部分宇宙和事物，他所主张的“对于世界加以零碎考察”和“归纳和科学的气质”都是与胡适的主张一致的。那时美国流行的逻辑实证论也视哲学的根本问题为经验以外的“玄学”，以为凡是不能翻译成“物理的语言”这样“科学的统一的语言”的哲学命题，都是没有意义的命题。当然，以“新心学”见长、又笃信黑格尔唯心论的贺麟也是话中有话，他所谓的第二个来源，显然与胡适无关，而是在借机批判金岳霖一路哲学的。
有意思的是，后来也被认作现代新儒家代表之一的贺麟同时认为，在反对“哲学”的问题上，梁漱溟和胡适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因为梁漱溟“讳言主义”，只注意中国的问题研究。看来，站在客观唯心论的立场，贺麟是将梁漱溟揉和伯格森直觉主义与阳明心学的新儒家理论直接排除在“哲学”以外了。
然而，贺麟没有谈到，三十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面对危机，中国哲学界也有一个普遍的困惑。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国哲学会第二届年会讨论的议题之一，便是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因为与会的哲学家或哲学史家发现，哲学研究正在越来越远离现实了。同年十月，一名来自哲学界内部的作者还观察到“现代哲学思想的趋势，是注重在找求自然科学的根据，玄之又玄的哲学思想，已经成为过渡思想了”[参见张聿飞：《现阶段中国哲学界的派别》，北平：《现代评坛》半月刊卷二第一、二期合刊，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
但贺麟对胡适反对“玄学”的西学背景的分析正可以解释金岳霖“不大懂胡适”的疑惑或者说二人的根本分歧。这要从金岳霖的回忆说起。
在回忆录里，金岳霖说：“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指胡适——引者）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呀！”（页一八二）《论手术论》是金岳霖自称一生最满意的三篇文章之一，初刊于《清华学报》一九三六年卷十一第一期，批评的对象是后来（一九四六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美国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布里奇曼（P.W.Bridgeman，1881-1961）的“操作主义”（operationism，金译为“手术论”）。如果从渊源看，操作主义与实用主义共同相信经验和实验的重要性，有学者认为，操作主义就是实用主义的操作主义。但在《论手术论》中，金岳霖对操作主义持批评的态度，认为操作主义的实验性论证在物理学及其实验中适用，但不见得适用于数学。
面对金岳霖的提问，胡适说自己“不懂抽象的东西”，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确实没有读过《论手术论》；二是读过，但作为实用（验）主义者，他不接受金岳霖的批评，但也无意当面反对，故出此言。
“不懂抽象”之说出自胡适自己之口，当然有自谦的成分，转译成今天的语言，应是“不喜欢抽象的东西”。客观地看，“不喜欢抽象的东西”是胡适哲学研究的特点，也是一个大忌。因为就哲学研究言，“不喜欢抽象的东西”基本等于是断了成为专业哲学家的念想。可是，这里面也要细分，比如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以及儒家思想、诸子思想或经学思想的研究，就不一定非要有抽象的爱好。因为用冯友兰的话说，“中国哲学家的著作大多是因事见理，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大多是就理见理”[ 《三松堂全集·三松堂自序》卷一，页二三三。]。
冯友兰在《怀念金岳霖先生》中说过的一段话或有助于了解金岳霖的哲学取向。他说：“美国的哲学界认为有一种技术性高的专业哲学。一个讲哲学的人必须能讲这样的哲学，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哲学专家。一个大学的哲学系，必须有这样的专家，才能算是象样的哲学系。这种看法对不对，我们暂时不论。无论如何金先生的《知识论》，可以算是一部技术性高的哲学专业著作。可惜，能看懂的人很少，知道有这部著作的人也不多。”冯先生也不回避，他说他自己看《知识论》原稿，看了两个多月才看完，看得很吃力，“可是看不懂”[ 以上均见北京：《哲学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冯友兰在此当然亦有自谦的意思，但对比冯、金的哲学或哲学史著作，何者抽象也是一目了然的。按理说，在义理与考据上，胡适偏重于考据，而冯友兰是偏重于义理的。在对义理的理解上，冯友兰理应强于胡适。而冯友兰与金岳霖不仅私人关系密切，哲学上也相互影响。可是，连冯友兰也说看不懂金岳霖的《知识论》，那么要求胡适这个“不喜欢抽象的东西”的人强说自己喜欢抽象的《论手术论》，不仅不尽情理，且会让人觉得虚伪了。
问题在于，金岳霖是从事西方哲学和逻辑学研究的。据金门弟子、哲学家冯契回忆，金岳霖说过：“大概有两类哲学头脑：一类是abstract mind，一类是concrete mind。”他觉得自己有点“abstract”（抽象），虽然也常常陷入王国维所谓“可爱”与“可信”的矛盾之中[ 冯契：《忆龙荪师以及他对超名言之域问题的探讨》，收入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页一三三-一三四。]。金岳霖以西方“技术性高的专业哲学”，特别是新实在论和逻辑实证主义的标准来看待信奉实用（验）主义的胡适的“哲学水平”，当然不能理解为何胡适“不懂抽象的东西”还能研究哲学，更不可能理解胡适所言以及胡适由哲学史转向思想史背后强烈的现实关怀。
这里没有所谓高下之分，只是两种哲学理解之分，是抽象或有形，纯粹理论与现实关怀的取向之别。至于回忆录中谈到的面对“necessary”（必然），胡适强调“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须的或必然的事要做”，金岳霖对答的“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页一八二），则很可能不是金先生不理解实用（验）主义，而是他坚守的新实在论、逻辑实证主义以及解放后所笃信的唯物论的因素在起作用。这只能说是学派之分或门派之间的偏见了。
不过，胡适对金岳霖等来自哲学界同人的寻开心或“攻击”似乎不以为意。一九三五年四月，由胡适提议组建的中国哲学会在北京大学召开第一届年会，第一届委员会的十二名委员中，有胡适和金岳霖。年会上，正式成立的中国哲学会筹委会也是由胡适主导的，三名筹委会召集人，贺麟是代表北大的，黄子通代表燕京大学，清华的代表，他选的就是金岳霖。据胡适日记记载，同年六月二十七日筹委会的金岳霖、贺麟、黄子通在他家里开会，拟定中国哲学会的章程草稿[ 《胡适全集》卷三二，页四八八。]。虽然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国哲学会的第二届年会上，胡适致开幕词时宣称自己已经“改行了”，他确实无意于哲学了，故一直没有参与具体事务，但会后依然列名于理事的名单之中。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对于金岳霖学问和哲学研究水平的认可。一九四七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遴选第一届院士时，胡适拟定的人文组哲学学科三名候选人中就有金岳霖，金岳霖最后也成功当选。
读《金岳霖回忆录》会时时感受到耄耋之年的金岳霖书生的童心以及在政治和现实的人际关系上的天真。像《论手术论》明明在批评操作主义和实用（验）主义，金先生却只意识到，他批评了清华同事、物理学家叶企孙的老师布里奇曼，可能引起后者不开心。而在金先生看来，他的另一最满意的文章，即一九五五年所写的《批判实用主义者杜威的世界观》一文的最得意之处则是“找到了杜威在他论达尔文文集中某一页的页底注中，直截了当地反对物质存在的赤裸裸的表示”（页五八）。他在《回忆录》里所言“我不大懂胡适”，或可作如是观。
（原刊台北：《传记文学》2012年5月号[第100卷第5期]）
